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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规矩从来不是写下来就算数，是有人敢拍桌子说‘你这不公平’才算数。”
“我们爷爷那代人盼着村干部别乱分地，我们这代人盼着大家都看得懂账。”
他听着，没说话。
只是又提笔，写下一句：
“若这一代仍愿追问‘我们凭什么’，那我们就还有未来。”
腊月初六，北岭村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位村民在参与共田分账时，公开质疑账目不公，指控负责登记的组员少记了自己的出勤次数。
按照蜂窝制度标准，这类问题应进入本村“共议屋”处理，由五人制度监督小组、两位非参与村民代表组成小议会，三天内出具调解建议。
然而这一次，问题在第三天没有解决。
调解组意见严重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制度误判”，应返查；有人坚持“记录为准”，不可因个人印象更改；还有人提出应由平台调解，而非再推给村中老人。
这不是蜂窝制度第一次“卡住”，但却是第一次引发“信任滑落”：
当晚，微信群里爆出几十条质疑，“平台说的公议机制，到底能不能兜住这种情绪？”
“制度一旦失信，我们该不该有二审？”
问题逐渐不再是“一个账怎么分”，而是“制度遇到内部分裂，怎么办？”
陈鹏飞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不是介入，而是观察。
他没有立刻出面，而是在后台建立了“第146号制度波动观测档案”，调出北岭村的制度演化轨迹、议事日志和历史投诉记录，发现：过去半年，这一机制运行平稳，直到一个月前组员调整，才首次出现意见不统一。
“这是制度里的细微撕裂带。”
第二天一早，陈鹏飞没有联系北岭村，而是给平台发了一条公告：
“蜂窝制度进入‘共治压力测试阶段’。即日起，平台不干预个案处理，但将开放‘集体观测窗口’，由全平台成员村实时追踪制度修复过程。”
张玉英看到这条公告时，正在龙虎村忙冬收，她对身边的村支书说：“陈鹏飞这个人，真的退下来了。他不是在管村，是在等这个网络自己长出‘免疫力’。”
北岭村果然没有崩。
第七天，村中自发召开了一场扩大共议会，破例请来平台记录员直播全过程。
会上，没有人讲空话。有人承认记录员确实疏忽，有人指出制度表格确有模糊项；更有人提出在制度外补设“印象复核机制”，由两位非当事工友现场签字确认补报。
两个小时的会，开得磕磕绊绊，却最终达成一致：
?本次账目纠偏有效；
?记录员不处罚，但责任卡挂账；
?制度表格修订增设“第三方印象备注项”；
?机制版本升级为“1.2版”，同步提交平台归档。
会后，蜂窝平台发布动态：
【制度自愈成功】
节点村北岭完成首次制度纠偏测试，升级后版本由成员村自主编排，通过全员共识机制生成，系统未介入。
标记为：“蜂窝制度自愈机制首次有效触发。”
消息一出，全平台震动。
不少村留言：“我们以为一旦制度出问题，要靠专家来修；没想到真靠自己走出来了。”
吴凡在群里回复：“真正能留下的规矩，从来不是靠别人的强硬保证，而是靠我们能不能一吵之后，继续坐回来。”
这一次，小事变成了一次“集体免疫演练”。
蜂窝系统不仅没有崩塌，反而生成了第一个内部版本号更替的村级制度系统——真正进入了制度生命周期管理阶段。
……
而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期，地方政府也开始“关注得更近了”。
市里一位主管农村治理的副市长，亲自到访陈家村，带来了一份正式调研意向书：
“我们考虑在明年全市‘村社一体改革’中，引入蜂窝制度节点体系，形成以‘平台托底、村治自主、流程透明、节点互鉴’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模式。”
“当然，我们希望——不是我们照搬蜂窝，而是你们能来参与设计。”
陈鹏飞听完，沉默了十秒。
“您是说，要让蜂窝进政策？”
副市长点头：“是的，但前提是，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1.制度谁认证？
2.失败谁担责？
3.村民自治与法律监督之间，如何搭桥？”
陈鹏飞答得很直接：
“制度不能靠认证，靠使用。”
“失败不能推责任，要记录。”
“自治与监督之间，不靠管，而靠协作轨迹公开化。”
“只要每一条制度的流程、协商、争议、修复，都有迹可循、时间可查，那就不需要设立‘替你做主’的第三方。”
副市长沉思片刻：“你是说，让法律走进轨迹，而不是盖在头顶？”
“是。”
“那这就不只是村庄内部治理问题了，是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能不能信任一群‘不靠指挥’的人，真的能管好自己。”
陈鹏飞不再说话，只起身，带着副市长去看那群正在老果林旁贴新制度图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