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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这是施工规划，您别妨碍我们工作。”工头模样的人试图讲道理。
“规划个屁！这下面有......有东西！”
“有什么？您说清楚。”
王电工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其他村民也都沉默着，但就是不让开。
我看着这群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是对一根电线杆的眷恋，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恐惧的固执。
“王爷爷，您就告诉我们吧。”我走上前，“这下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不能拆？”
王电工看着我，又看看陈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挣扎。雪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很快融化成水珠，顺着皱纹流下来，像眼泪。
“晚上来我家。”他终于哑着嗓子说，“晚上，我都告诉你们。”
王电工的家在村子最西头，是三间老旧的平房。我们晚上八点敲门时，他已经在炕上摆好了小桌，上面有一壶白酒，三个杯子，和一碟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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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烧得正旺，屋子里暖烘烘的，却驱不散某种阴冷的气氛。
“坐。”王电工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倒酒。
酒过三巡，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1958年，我十六岁。”他抿了口酒，眼睛望着空气中某个虚无的点，“那年秋天，村里要通电，公社派了技术员来。立第一根杆子那天，全村像过年。我大哥二十岁，是村里的壮劳力，也去帮忙挖坑。”
“坑挖到一米深，铁锹碰到了硬东西。我大哥以为是石头，使劲一撬，结果撬出来一个头骨。”
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打了个寒颤。陈树握酒杯的手紧了紧。
“那是个孩子的头骨，很小。”王电工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大家吓了一跳，但没停手，继续挖，挖出了一具完整的骸骨。衣服都烂没了，身边有个生锈的铁盒子。”
“技术员说，可能是以前闹饥荒时饿死的孩子，随便埋的。那时候死人多，不稀奇。村长让人把骨头捡到草席上，准备埋到乱葬岗。我年轻，好奇，趁人不注意打开了铁盒子。”
王电工的手开始发抖，他放下酒杯，用双手握住：“里面有几颗玻璃珠，都脏了。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我等我。”
“我等我？”我重复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王电工摇头，“我当时也没明白，就把纸放回去了。村长后来把骨头埋了，电线杆照常立起来。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他的眼神变得空洞，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夜晚。
“我梦见一个孩子，看不清脸，站在电线杆下面朝我招手。他说：‘等我，等我。’我想走近，他就后退，一直退到杆子里面，不见了。”
“第二天，我跟我大哥说了这个梦。他骂我胡思乱想，但我看得出，他也害怕。因为那天晚上，他也梦见那孩子了。”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炉火“噼啪”的响声。窗外的风呼啸着，像有什么东西在哭。
“后来呢？”陈树问。
“后来，第二年春天，我大哥在水库淹死了。”王电工的声音哽咽了，“捞上来时，他手里紧紧攥着一颗玻璃珠，蓝色的，和铁盒子里的一模一样。”
我倒抽一口冷气。
“村里人都说，是那孩子找替身。但我不信，我觉得我大哥是被人害的。因为他死前一天，跟我说他知道了那孩子是谁。”
“是谁？”我和陈树同时问。
王电工却摇头：“他没说完。只说要去找村长问清楚，然后就......”他抹了把脸，“再后来，李会计的儿子饿死了，陈树他爷爷被砸死了，还有几个参与立杆的人，也都出了各种事。大家才真的怕了，都说那电线杆不干净。”
“所以您不让他们拆，是怕......”
“怕什么？怕又出事？”王电工苦笑，“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怕死吗？我是怕真相永远埋在地下，那孩子永远等不到他要等的人。”
“您觉得他在等谁？”
王电工看着我们，目光在我们脸上来回移动：“你们俩，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和陈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困惑。
“那孩子，姓田。”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姓田？我们村姓田的只有我们一家，是从我爷爷那代搬来的。
“不可能......”我喃喃道，“我爷爷是独子，我爸爸也是......”
“你爷爷有个弟弟。”王电工缓缓说，“1943年，六岁，走丢了。全家人找了三个月，没找到，后来就当他死了。”
1943年，走丢，六岁。铁盒子里的玻璃珠，孩子的骸骨。
所有的碎片开始拼凑，但拼出的画面让我浑身发冷。
“您是说，电线杆下的骸骨，是我爷爷的弟弟，我的......叔公？”
“只是怀疑。”王电工说，“你爷爷从来没承认过。当年发现骸骨时，他去看过，但说不是。后来他坚决反对拆电线杆，直到去世前，还叮嘱你奶奶，让你离杆子远点。”
我终于明白奶奶临终前那句话的意思了。她不是让我物理上远离电线杆，而是让我远离这个秘密，远离这个被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家族伤痕。
“为什么现在又告诉我们？”陈树问。
“因为我要死了。”王电工平静地说，“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还有......”他看向窗外，“我最近又梦见那孩子了。他在雪地里站着，还是说：‘等我，等我。’但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
“像谁？”
王电工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像你，田颖。特别是眼睛，一模一样。”
回去的路上，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幽幽的蓝光。我和陈树并肩走着，谁都没说话，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走到老屋前，陈树突然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你奶奶从来不让你靠近那根电线杆。有一次你追蝴蝶跑过去，她发了很大的火，还打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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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了。那年我七岁，追着一只黄蝴蝶跑到村口，奶奶冲过来一把将我拽回去，在我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我哭得很伤心，不明白为什么。
“她是在保护你。”陈树说。
“保护我什么？保护我不被一个死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的鬼魂伤害？”
“也许不是鬼魂。”陈树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也许，他在等人给他一个交代。”
那天晚上，我在老屋的炕上辗转反侧。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漏进来，在地上投出诡异的光斑。我仿佛能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光里，看不清脸，只是静静地站着，等着。
“等我，等我。”
凌晨时分，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六岁的男孩，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在雪地里奔跑。手里攥着几颗玻璃珠，蓝色的，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看不清是谁，只知道要跑，拼命地跑。跑到村口，突然摔倒了，玻璃珠撒了一地。我趴在地上，看见一双黑色的布鞋停在我面前。
抬头，是一张模糊的大人脸。他弯腰捡起一颗玻璃珠，然后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坑——那个后来立电线杆的坑。
“下去。”他说。
我想喊，但发不出声音。他推了我一把，我掉进坑里，泥土从四周落下来，盖住了我的眼睛，我的嘴，我的鼻子......
我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施工机械的轰鸣声。
他们提前动工了。
我披上衣服冲出去，看见村口已经围满了人。挖掘机巨大的铲斗高高举起，对准了那根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电线杆。
“不能拆！”我大喊，但声音被机器的轰鸣淹没。
王电工也在人群中，他试图冲过去阻拦，被两个工人架住了。其他村民大多沉默地看着，脸上是复杂的表情——有恐惧，有解脱，也有麻木。
“轰——”
电线杆倒了，扬起一片雪尘。它横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尸体，断裂处露出腐朽的木质纤维。
挖掘机开始挖坑，要清除地基。铲斗一次次深入，挖出冻土、石块、碎瓦。围观的村民屏住呼吸，仿佛在等待什么从地下冒出来。
当坑挖到一米多深时，铲斗碰到了硬物。不是石头，是另一种声音——金属撞击的声音。
“停！停一下！”工头喊道。
挖掘机停下来。所有人都凑过去看。坑底，在冻土和碎石的混合体中，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的一角。
时间仿佛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呼啸而过。
工头跳下坑，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挖出来。它大约鞋盒大小，锈蚀得很厉害，但还能看出原本是装饼干的盒子。上面模糊的图案，是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
盒子被传上来，放在雪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王电工挣脱了搀扶，颤巍巍地走过去。
“打开。”他说。
工头用工具撬开已经锈死的盒盖。里面没有骸骨，只有几颗玻璃珠，蓝的，黄的，红的，在雪地的映衬下闪着黯淡的光。还有一张折叠的纸，用塑料布仔细包裹着。
工头小心地展开塑料布，取出那张纸。纸质发黄变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等我哥田大山来接我。他说去买糖，叫我在这里等。天黑了，我冷。但我等我哥。”
落款是“田小山，民国三十二年冬”。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田大山是我爷爷的名字。田小山，那个走丢的六岁孩子，我的叔公。
他不是走丢的，是被遗弃的。不，也许不是遗弃，是遗忘。我爷爷去买糖，让他等，然后发生了什么？战争？慌乱？还是单纯的遗忘？一个六岁的孩子，在寒冬的村口，从天亮等到天黑，从希望等到绝望，最后冻死在那里，手里还攥着哥哥答应要换糖的玻璃珠。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啜泣起来。是王电工，他老泪纵横：“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陈树扶住摇摇欲坠的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猜测都被证实，但真相比想象更残酷。
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弟弟。每次我问起家里的往事，他总是含糊其辞。现在我知道了，他背负了这个秘密一生。他不敢承认电线杆下的骸骨是小山，因为他无法面对是自己让弟弟在寒冬中等待至死的事实。
所以他反对拆电线杆，不是怕鬼魂，是怕真相。怕人们知道，田大山，那个受人尊敬的老村长，曾经犯下多么不可饶恕的过错——哪怕那可能只是个意外，只是个孩子的疏忽。
“现在怎么办？”工头问。
按照程序，发现无名遗骨要报警，要做鉴定，要通知可能的家属。但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家属就在现场——我。
“我来处理。”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接下来的三天，我办理了所有手续。公安局做了DNA比对，确认骸骨与我有亲缘关系。我领回了那个小小的骨灰盒，和那个铁皮盒子。
出殡那天，雪又下了起来。我抱着骨灰盒，陈树帮我撑着伞。村里能来的老人都来了，默默跟在我们身后。我们把田小山葬在了爷爷奶奶的坟旁，立了一块简单的碑。
碑文只有一行字：“田小山（1937-1943），终于等到了回家。”
下葬时，王电工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颗蓝色的玻璃珠。
“这是我大哥手里攥着的那颗。”他说，“现在物归原主。”
我把玻璃珠放进墓穴，和骨灰盒一起。泥土一点点覆盖上去，覆盖了一个六十年的等待。
回城的飞机上，我靠着舷窗，看下面的云海。陈树坐在旁边，递给我一杯热水。
“你恨你爷爷吗？”他问。
我想了很久，摇头：“不恨。我想，他一生都在后悔。不拆电线杆，让弟弟的遗骨留在那里，也许是他惩罚自己的方式。他觉得弟弟在等他，就像当年等他买糖回来一样。所以他让弟弟等，自己也一起等，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原谅。”
“现在他等到了。”
“是吗？”我看着窗外，“小山等的真的是原谅吗？还是一个解释？一个为什么哥哥没回来的理由？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突然洒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想起那个荒诞的新闻，那个舔电线杆被粘住的男孩。我们每个人，不都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吗？爷爷被愧疚粘住一生，小山被一句“等我”粘在寒冷里六十年，王电工被秘密粘住大半辈子，而我，被这个突然揭开的家族伤痕粘住，从此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一无所知的自己。
舌头粘在冰冷的铁上，硬扯会撕下一层皮，血肉模糊。但如果不扯，就会永远粘在那里，在寒冬中凝固成标本。
有些伤口，必须撕开才能愈合。有些真相，必须面对才能解脱。
飞机开始下降，城市的天际线在视野中浮现。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个生锈的铁皮盒子，它很小，很轻，却装着一个孩子一生的等待。
“等你，等我。”
我轻声说，不知道是对小山说，还是对自己。
陈树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痛，有悲伤，也有释然。
飞机落地时，我收到一条新闻推送——靠山屯的电线杆拆除后，在原址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不是纪念那个荒诞的传说，而是纪念一个在战争中失踪、如今终于回家的孩子。
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一行字：“献给所有等待和被迫等待的人。愿你们最终都能回家。”
我关掉手机，深吸一口气。机场外，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像星星落入人间。我知道，从今天起，当我再看到电线杆，看到的将不再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等待、遗忘和原谅的寓言。
而我自己，也将带着这个新的视角，继续在这个既冰冷又温暖的人间，走下去。也许还会被粘住，但至少，我学会了用温水，而不是蛮力，去解开那些生命中的冰冻时刻。
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温柔以待。就像那个在寒冬中等待的六岁孩子，他等的，也许从来不是一句道歉，而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我回来了，我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