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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田颖，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管理，每天朝九晚五，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直到那个阴雨绵绵的周五下午，我在公司茶水间无意中听见同事议论，才得知林月华老师出事了。
“听说林老师得了渐冻症，已经瘫痪了，她丈夫卷走了家里所有钱，还跟她离了婚...”同事小王压低声音说着，我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摔在地上。
林月华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二十年前，在那个偏远的小县城一中，是她用一本本课外书为我打开了看世界的窗。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家里穷差点辍学，是她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我垫付了学费，还温柔地对我说：“田颖，你是一颗珍珠，只是暂时蒙尘，老师相信你会发光的。”
从那以后，我一直叫她“月华老师”，带着一种近乎家人的亲昵。
周末，我开车赶往三百公里外的清水镇。一路上，雨刮器来回摆动，窗外的景色模糊不清，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我记得月华老师家在镇子东头，一个小院，两间平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春天会开满白色的花，香气能飘得很远。
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和日用品，敲响了那扇掉了漆的木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缓缓打开一条缝，露出一张稚嫩而警惕的小脸——是月华老师的女儿，小雅，今年应该十岁了。
“小雅，我是田颖阿姨，你妈妈的学生，我来看你们了。”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显得友善。
门开大了些，屋里的景象让我心里一紧。简陋的家具蒙着一层薄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味和潮湿的霉味混合的气味。客厅角落的轮椅里，坐着那个曾经优雅如兰的女人，如今却歪着头，全身只有眼睛能活动，那双曾经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此刻蒙上了一层灰暗。
“月华老师...”我声音哽咽，走到她面前，握住她那只已经变形的手。
她的眼睛眨了眨，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田...颖...”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两个字，但我听懂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一边打扫屋子，一边从小雅那里了解到情况。月华老师确诊渐冻症已经一年，病情恶化得很快，三个月前彻底瘫痪。她的丈夫，那个曾经在婚礼上发誓不离不弃的男人，在确诊后不到半年就转移了家里所有积蓄，然后提出了离婚。镇上的亲戚朋友起初还来看看，时间一长也渐渐疏远了。
“妈妈的学生来过几个，但看到妈妈这样，坐一会儿就走了。”小雅低着头，声音很小，“只有陈叔叔经常来，帮我们买东西，修东西...”
“陈叔叔？”我问。
“陈启明叔叔，也是妈妈的学生，比您高几届。”小雅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人很好。”
我点点头，心里稍微宽慰了些。至少还有人关心她们。
临走前，我给小雅留了我的电话，又塞了些钱在她书包里，告诉她有困难随时打给我。然后我蹲在月华老师面前，认真地说：“老师，您别担心，我会经常来看您，也会帮您想办法。您当年没有放弃我，现在我也不会放弃您。”
她的眼睛又湿润了，手指微微动了动，仿佛想要抓住什么。
回到城市后，我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脑海里全是月华老师那双含泪的眼睛。我联系了几个老同学，组织了一次募捐，但筹到的钱对于渐冻症的治疗和护理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我再次开车前往清水镇。这一次，我决定和月华老师的前夫谈谈。经过打听，我在县城的KTV找到了他，王建军，他现在是这里的“经理”，身边围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
“哟，这不是月华的高材生学生吗？”他醉醺醺地打量着我，语气轻佻，“怎么，来替你那可怜的班主任讨公道？”
“王建军，月华老师毕竟是你的妻子，你们有十几年的感情，还有小雅，你不能这样对她们。”我强压着怒火。
“感情？”他嗤笑一声，“我跟一个瘫子有什么感情？田小姐，我告诉你，我还年轻，不可能被一个废人拖累一辈子。钱是我挣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至于她们母女，政府不是有低保吗？饿不死就行。”
我气得浑身发抖，但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没用。离开KTV时，我听见他和那群女人的哄笑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痛。
回到清水镇，我刚停好车，就看到月华老师家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身材高大，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蔬菜和生活用品。
“你是陈启明吧？”我走过去问道。
男人转过身，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户外工作的人。他点点头：“我是。你是田颖？小雅提过你，说有个城里的阿姨经常来看她们。”
我们一起进了屋。陈启明很熟练地开始整理屋子，换洗床单，给月华老师按摩手脚防止肌肉萎缩。他的动作轻柔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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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周来两三次，能帮一点是一点。”他一边按摩一边说，“月华老师对我有恩，我不能看着她这样没人管。”
“听说你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这样经常过来不影响生意吗？”我问。
“店不大，雇了个伙计看着，不忙。”他简洁地回答，目光始终专注在月华老师身上。
那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种深沉的情感，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但我不敢深想，也不愿深想。
月华老师的精神似乎好了些，陈启明来的时候，她的眼睛会亮一些。小雅也很依赖他，总是“陈叔叔，陈叔叔”地叫。
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陈启明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手艺不错。饭后，小雅在里屋写作业，我和陈启明在院子里聊天。
“月华老师的病，需要专业护理和更好的医疗条件，但现在这样...”我叹了口气。
“我知道。”陈启明望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我在存钱，想带她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听说那里有临床试验，也许有机会。”
“那需要很多钱，而且...渐冻症目前没有治愈方法。”我残忍地说出事实。
陈启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至少能让她少受点苦，或者延长些时间。她还那么年轻，小雅还需要妈妈。”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听出了其中的决心。
“你为老师做这么多，你的家人不反对吗？”我试探着问。
“我父母早逝，没成家，就一个人。”他简短地说，然后转移了话题，“田姐，你在城里，认识的人多，如果有好的医疗信息，麻烦告诉我。”
我点点头，心里对这个男人生出了敬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每两周去看一次月华老师，每次都能看到陈启明留下的痕迹——修好的窗户，新安装的扶手，冰箱里充足的食物。他像一座沉默的山，默默地支撑着这对濒临绝境的母女。
然而，镇上开始有流言蜚语。有人说陈启明对月华老师别有用心，想趁人之危；有人说他傻，为了一个瘫子浪费时间和金钱；更有人恶意揣测，说月华老师年轻时就和这个学生关系不一般。
这些流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月华老师耳中。有一次我去看她，发现她的情绪特别低落，眼神中充满了自责和痛苦。小雅偷偷告诉我，前几天居委会的大妈来“慰问”，话里话外暗示月华老师应该“注意影响”，“不要连累别人”。
我气得当场就想去找那些人理论，但月华老师用眼神哀求我别去。她的尊严已经被疾病和背叛摧毁得所剩无几，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公开羞辱了。
令我意外的是，陈启明对这些流言毫不在意。他依然每周准时出现，依然细致地照顾月华老师，甚至当着邻居的面，坦然地推着月华老师的轮椅在镇上散步。
“老师，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听见他对月华老师说，“您教过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我现在做的，就是我认为对的事。”
月华老师的眼泪无声地滑落，但这一次，她的眼神中有了一丝光亮。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月华老师的病情继续恶化，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说话，只能靠眨眼交流。陈启明专门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板，上面写着常用语，月华老师可以用眼神示意。
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突然接到小雅的电话，她哭着说妈妈呼吸困难，情况很不好。我立刻开车赶往清水镇，同时联系了镇上的卫生院。由于是深夜，卫生院的救护车出诊了，我只能自己送月华老师去县城医院。
赶到月华老师家时，陈启明已经在那里了。他小心翼翼地将月华老师抱上我的车后座，让小雅抱着妈妈的头，自己则坐在旁边扶着她的身体。
“我已经给县医院打过电话，他们准备好了急救。”陈启明的声音依然沉稳，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去县城的路上，月华老师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小雅不停地哭，陈启明则一直握着月华老师的手，低声说：“老师，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您一定要坚持住，小雅需要您，我也...我们都需要您。”
那一夜，我在急救室外看到了一个男人最脆弱的一面。陈启明靠在墙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微微耸动。这个一直如山一样坚强的男人，终于露出了裂痕。
幸运的是，经过抢救，月华老师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肺部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未来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频繁地发生。
“最好能去省城的大医院，那里有更专业的呼吸治疗设备。”医生说，“但费用很高，而且需要长期护理。”
那一刻，陈启明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的光芒。
接下来的一个月，陈启明来月华老师家的次数减少了。小雅有些不安地告诉我，陈叔叔说要去“办点事”，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经常来。
镇上又开始有新的传言，有人说陈启明的五金店转让了，有人说看见他和县城的混混在一起，还有人神秘兮兮地说他“走了歪路”。
我心里隐隐不安，但打电话给陈启明总是关机。月华老师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
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我请了假，准备去清水镇看看。车刚开出城，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田姐，我是陈启明。能见一面吗？在县城的老茶馆。”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沙哑。
我调转车头，赶往县城。在茶馆的角落里，我见到了陈启明。他看起来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但眼神中有一种奇异的光芒。
“田姐，我需要你帮个忙。”他开门见山，“我筹到了一笔钱，足够送月华老师去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疗，还能请专业的护工。但我可能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能请你多照顾她们母女吗？”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警觉地问，“陈启明，你不能做傻事。”
他苦笑着摇头：“你放心，钱的来路正当。我只是...卖了些东西，借了些钱，接了些工作。具体的不便多说，但我保证是干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