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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挤进地铁,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推送——辽宁某地,一对南方情侣在路边嬉闹,女孩开玩笑说电线杆舔一下会粘住舌头,男孩非要尝试,结果真的拔不下来了。我嗤笑一声划走推送,完全没想到这个荒诞的新闻,会成为揭开我生活另一面的钥匙。
我叫田颖,三十四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中层管理。生活就像办公室窗外那排整齐的梧桐,每年规律地绿了又黄。直到周二下午,人事部通知我,部门要调来一位新同事。
“是从辽宁分公司调来的,叫陈树。”主管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太常见了,我对自己说,不会是他。
但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滑落。虽然十五年过去了,虽然他的金边眼镜取代了当年的黑框,虽然合体的西装包裹着已经发福的身形,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张嘴角有颗小痣的脸。
“各位同事好,我叫陈树,来自辽宁分公司。”他的声音比记忆中低沉,但那种特别的尾音还在。
散会后,他在走廊叫住我:“田颖?真是你啊!”
我僵硬地转身,挤出一个职业微笑:“陈树,好久不见。”
“得有十五年了吧?”他感慨,“自从你离开村子后,咱们就没见过了。”
“村子”这个词像一根针,轻轻扎在我精心包裹的生活表面。我含糊应了几句,逃也似的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窗外的城市灯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切出苍白的长条。我想起辽宁老家那个叫靠山屯的小村庄,想起村口那根老旧的木头电线杆,还有1998年冬天,陈树被粘在上面的舌头。
那年我们十七岁,是前后桌。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我是沉默寡言的班长。腊月二十三,小年,村里停电了。电工说是变压器出了问题,陈树自告奋勇要去邻村喊人来修。
“我骑自行车去,快!”他搓着手,嘴里呵出白气。
我正帮奶奶扫院子,抬头看见他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外走。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
“可能要下雪,路上小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多说了这一句。
他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班长关心我啊?”
我没理他,继续低头扫雪。但半个小时后,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村长的破锣嗓子:“有人没?来俩人!陈树那小子出事了!”
我和几个大人跑到村口时,看见了一幅诡异的画面——陈树弯着腰,脸贴着那根刷了绿漆的木电线杆,一动不动。走近了才听见他含糊的呜咽声,像被捂住嘴的狗。
“咋回事?”他爸冲过去。
陈树说不出话,只是“呜呜”地挣扎。我绕到侧面,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他的舌头,粉红色的、带着唾沫丝的舌头,牢牢地粘在冰冷斑驳的电线杆上。
“这傻小子舔电线杆了!”王电工一拍大腿,“这大冷天的,铁沾舌头就下不来!快,拿温水!”
后来大人们用温水浇,才把他的舌头解救下来。陈树下嘴唇裂了个口子,渗着血丝,一个星期说话都不利索。同学们笑了他整整一个学期,但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要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去舔一根冰冷的电线杆。
只有我知道原因。
那天他推车离开前,我小声嘀咕了一句:“听说铁的东西冬天不能舔,会粘住。”他回头,眼睛亮晶晶的:“真的假的?我偏要试试。”
我以为他开玩笑。
第二天课间,他肿着嘴唇,含糊不清地对我说:“田颖,你咋不拦着我?”
“我拦得住吗?”我低头写作业,不敢看他的眼睛。
“要是我说,我是为了验证你的话才舔的,你信不?”
笔尖戳破了作业本。我没回答,他也没再问。春天开学时,陈树一家搬去了镇上,我们再无联系。而我,在三年后考上南方的大学,彻底离开了那个冬天会粘住舌头的村庄。
此刻,凌晨三点的城市一片寂静。我打开手机,重新找到那条新闻,仔细阅读每一个字。地点是辽宁抚顺的一个小镇,时间是一周前。情侣中的男孩被消防员用温水救下,无大碍,成了当地一桩笑谈。
我关掉手机,黑暗中,奶奶临终前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小颖,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奶奶是在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去世的,肺心病。她走前的那个夏天异常闷热,吊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她枯瘦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腕,眼睛盯着褪了色的房梁。
“村口那根电线杆......”她喘着气,“你离它远点。”
“奶奶,我在南方工作,不回去了。”
“不是这个意思。”奶奶的眼神变得很奇怪,浑浊的眼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那下面......那下面有东西。”
护士进来换药,打断了谈话。等再回头,奶奶已经睡着了。三天后,她安静地走了,那句话成了永远的谜。
接下来的几周,陈树迅速融入了团队。他业务能力强,为人圆滑,很快成了部门的红人。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同事距离,谁都没提过去。只是偶尔,我会捕捉到他看我的眼神——那不是看老同学的眼神,而像是在审视什么。
周五部门聚餐,几杯酒下肚,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提起那个电线杆粘舌头的新闻,大家哄笑。
“陈树,你是辽宁人,你们那儿真有这种事?”小李问。
陈树晃着酒杯,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有啊,我小时候还被粘过呢。”
一桌人顿时来了兴趣:“真的假的?快讲讲!”
我握紧水杯,指节发白。
“就小时候调皮嘛。”陈树轻描淡写,“冬天舔了电线杆,结果下不来,最后还是我爸拿温水浇开的。”
“疼不疼?”
“疼啊,掉了层皮。”他笑着,目光却落在我脸上,“不过比起有些事,这点疼不算什么。”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聚餐结束,陈树主动提出送我。车行驶在夜晚的高架上,两侧的楼宇灯火通明,像一座巨大的电路板。
“你奶奶走的时候,你在她身边吧?”陈树突然问。
“嗯。”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特别的话?”
车载电台正放着老歌,歌手沙哑地唱着“往事不要再提”。我盯着窗外流动的光影:“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
“随便问问。”他打了转向灯,驶下高架,“对了,村里要拆迁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很多年没回去了。”
“就上个月的事。”陈树说,“开发商看中了咱们村那块地,要建度假村。村口那根老电线杆,第一批要拆。”
红灯亮起,车停在斑马线前。行人匆匆走过,一张张陌生的脸在路灯照明下忽明忽暗。
“拆了就拆了吧,都旧了。”我说。
“但有些东西,拆了反而会露出来。”陈树的语气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车停在我家小区门口,我道谢下车。陈树降下车窗:“田颖,有时候我觉得,咱们那代人身上都粘着点什么,就像舌头粘在电线杆上,使劲扯会疼,但不扯,就一直粘着。”
他没等我回应,开车走了。夜风很冷,我站在路灯下,看着尾灯消失在拐角,忽然打了个寒颤。
那个星期天,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回辽宁的机票。飞机落地时,天空飘着细雪,这是我离开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到东北。从机场到靠山屯要转两趟车,最后一程是破旧的中巴,颠簸在积雪未消的乡道上。
窗外是熟悉的、却又陌生的风景。白桦林少了,大棚多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但路边堆着的柴火垛和锈迹斑斑的农用机械,依然透着记忆中的气息。
村口到了。我提着行李下车,第一眼就看见了那根电线杆。
它比记忆中矮小了许多,绿色的漆几乎掉光了,露出黑褐色的木头本体。杆身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通下水道、收购粮食、办证,层层叠叠像时代的牛皮癣。杆顶架着的电线歪歪斜斜,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电线杆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立着施工告示牌。几个村民揣着手在旁边聊天,看见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哟,这不是老田家的孙女吗?”一个满脸皱纹的大爷眯着眼认出了我。
“王爷爷。”我认出了,这是当年的王电工,如今已老得背都驼了。
“回来看看?正好,再不看看不着了。”他吐了口痰,“过两天就拆了。”
“为什么一定要拆这根?不能挪个位置吗?”
王电工和其他几个村民交换了一个眼神:“开发商说了,这里是规划的主入口,必须拆。再说了,这杆子年纪比我还大,早该换了。”
“我听说......”我斟酌着词句,“这下面有东西?”
空气突然安静了。风卷起地上的雪沫,打在电线杆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谁瞎说的?”一个胖大婶声音尖利起来,“一根破电线杆,下面能有啥?就有也是老鼠洞!”
“就是就是。”其他人附和着,但眼神都在躲闪。
我识趣地不再追问,拖着行李箱往老屋走。院子里的老梨树还在,光秃秃的枝丫指向天空。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窗玻璃碎了几块,门上挂着生锈的锁。我从包里翻出钥匙——奶奶去世后,我再没回来过,但钥匙一直留着。
锁已经锈死了,根本打不开。我正发愁,身后传来脚步声。
陈树站在雪地里,穿着黑色羽绒服,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
“公司休假。”他走到门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和一根铁丝,“猜到你打不开。”
他往锁孔里喷了点液体,用铁丝捣鼓几下,“咔哒”一声,锁开了。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屋里的霉味扑面而来。
“你经常回来?”我问。
“每年都回。”陈树踏进屋子,动作熟稔得像回自己家,“看看老房子,给坟上添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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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的摆设还保持着奶奶生前的样子,只是落满了灰。柜子上摆着爷爷奶奶的黑白照片,镜框玻璃已经模糊。我用手擦出一块清晰,照片里年轻的爷爷奶奶微笑着,身后是土坯房和那根电线杆——那时它还新,刷着鲜亮的绿漆。
“奶奶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轻声问。
陈树从包里掏出两瓶矿泉水,递给我一瓶:“你知道这根电线杆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吗?”
“我小时候就在了。”
“1958年秋天。”陈树准确地说出一个年份,“村里通电,这是第一根电线杆。立杆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爸告诉我的。”陈树拧开瓶盖,“立杆要挖很深的坑,那天挖到一半,挖出了东西。”
我屏住呼吸。
“是一具骸骨。”陈树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已经烂得差不多了,但能看出是个孩子,不超过十岁。身边有个生锈的铁皮盒子,里面有几颗玻璃珠,还有一张字条,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我的后背窜上一股凉气:“后来呢?”
“1958年,大跃进,全村都在为通电欢欣鼓舞。一具无名孩子的尸骨,谁会放在心上?”陈树笑了,那笑容很冷,“村长让人把骸骨挪到乱葬岗,电线杆照旧立在那里。但参加立杆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出了事。”
“什么......什么事?”
“王电工的大哥,第二年开春掉进水库淹死了。李会计的儿子,六零年饿死了。还有我爷爷......”陈树顿了顿,“在电线杆立起来第三年,在杆下检修时,被掉下来的横担砸中脑袋,当场死亡。”
屋子里的温度似乎骤降了几度。我抱住手臂:“你是说,那孩子的......”
“冤魂?诅咒?”陈树摇头,“我不知道。我爸也不信,他说都是巧合。但村里老一辈人都说,那孩子阴魂不散,附在了电线杆上。所以冬天特别冷,舔了会粘住——那是他在找替身,想把人的魂留下来陪他。”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雪下得更密了。屋子里没有电,阴影从墙角慢慢蔓延。
“奶奶也知道这个故事?”
“全村人都知道,只是后来都不提了。”陈树说,“但事情没完。1995年,电线杆第一次大修,换掉了腐朽的底部。你猜工人在原来的坑里发现了什么?”
“又......又有骸骨?”
“不。”陈树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着奇异的光,“是那个铁皮盒子,这次保存得完好一些。有人打开了,字条上的字能辨认了。”
“写的什么?”
“只有三个字:我等我。”
“等我”?等谁?
陈树没有回答,而是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翻拍的旧字条,纸质发黄,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我等我。字迹稚嫩,像是孩子写的。
“这盒子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有人说被当时的工人拿走了,有人说被村长收起来了,也有人说根本不存在,是有人编的故事。”陈树收起手机,“但我知道的是,看过那张字条的人,后来都离开了村子。包括我爸,包括我,包括你。”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舔电线杆那天,真的是因为我说了那句话?”
陈树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那天,我看见杆子下面有东西在发光。”他终于开口,“像玻璃的反光。我以为是宝石或者什么,就凑近看。结果发现是冰凌反射的阳光。但当时不知怎么的,就想舔一下试试。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被什么迷了心窍。”
屋外传来喧哗声。我们走到窗前,看见村口围了一群人,似乎发生了争执。
“是拆迁队提前来了。”陈树说。
我们赶过去时,场面已经有些混乱。几个穿工装的男人正要动手拆电线杆,被村民围住了。王电工挡在最前面,老脸涨得通红。
“不能拆!这杆子不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