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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一周
十一月的重庆，秋意已深。嘉陵江畔的薄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浓，更重，将这座战时陪都包裹在一片挥之不去的湿冷之中。官邸里的炭火烧得很旺，哔剥作响，却驱不散我心头那股愈发凝重的寒意。墙上的世界地图，似乎比往常更吸引我的目光，尤其是那片广阔无垠的太平洋，在我的眼中，它不再是宁静的蔚蓝，而是一片暗流涌动、即将掀起滔天巨浪的深渊。
那份来自日本外务省的绝密电文，像一个幽灵，日夜萦绕在我的脑海。“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个日期，如同一个倒计时的丧钟，在我耳边敲响。每过去一天，钟声就更响亮，更急促一分。我知道，留给这个世界的和平，已经是以天来计算了。
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山城的生活依旧。长沙大捷的余温尚在，民众的脸上洋溢着乐观。报纸上讨论的，依旧是前线的胜利，是华北的战局。没有人知道，一场更大规模、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的风暴，已在酝酿之中。这种独知天机的孤独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煎熬。
“次长，这是华北方面最新的战报总结。”徐振国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放在我的案头。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绞索’行动，初见成效！冈村宁次的‘烬灭作战’，势头已经被有效遏制了！”
我拿起文件，精神为之一振。这或许是十一月以来，唯一的好消息了。
报告显示，自十月下旬以来，我们部署在平汉、正太铁路沿线的数十支特种破袭分队，如同暗夜里的匕首，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铁路被炸，桥梁被毁，仓库被烧，运输队被伏击……虽然每一次的战果看似不大，但累积起来，却形成了一股致命的洪流。冈村宁次为了维持其十万扫荡大军的后勤，不得不从一线部队抽调大量兵力，用于护路和清剿。他的“铁壁合围”，被我们从内部戳得千疮百孔。
“干得漂亮！”我一拳砸在桌上，心中的压抑，总算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告诉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阎百川（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让他们加大破袭力度！不要怕伤亡，炸药不够，我从军政部的牙缝里给他们挤！务必要让冈村宁次那两条铁路，变成吞噬他兵力的无底洞！”
“是！”徐振国兴奋地应道。他显然也被这种全新的战法所鼓舞。
“另外，”我补充道，“通过秘密电台，告诉太行山的那位‘彭’先生。正面之敌，已被我等牵制。请他们抓住战机，积极主动地打破敌人的‘囚笼’。内外夹击，冈村宁次必败！”
安排完华北的事务，我的思绪，又被那片不祥的太平洋拉了回来。
十一月五日，我以征询美方对长沙战役意见为由，邀请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来我的官邸“喝茶”。
埃文斯是个典型的美国军人，五十岁上下，身材魁梧，面容坚毅，下巴刮得铁青。他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待了十几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战场的局势，有着比大多数西方人更深刻的理解。但同样的，他也带着美国人特有的那种实用主义和戒备心。
“将军，恭喜贵军在长沙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埃文斯坐在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道。
“上校过奖了。只是一次战术性的胜利而已，无法改变整个战局。”我给他递上一支雪茄，亲自为他点上，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今天请上校来，是想听听，贵国的军事观察家们，对我们的‘天炉战法’，有何高见？我们希望，能从中学习到一些现代战争的经验。”
埃文斯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团浓密的烟雾。他蓝色的眼睛，在烟雾后面，显得有些捉摸不定。“将军过谦了。在我看来，‘天炉战法’是一次将空间、时间与兵力完美结合的杰作。它充分利用了中国广阔的战略纵深，将运动战和阵地战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坦白说，这让五角大楼的那些先生们，对中国军队的韧性和战术水平，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的恭维，在意料之中。但我知道，这只是开胃菜。
我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道：“不过，长沙的胜利，也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兵力，依旧强大。尤其是他们的海军。我听说，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近期在本土的柱岛泊地，集结频繁。上校是海军出身，不知对此有何看法？”
我的问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让埃文斯的眼神，泛起了一丝涟漪。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将军的情报很灵通。不错，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海军确实在进行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判断，这很可能是他们为了南进作战，所做的最后准备。”
“南进？”我故作惊讶，“目标是哪里？荷属东印度？还是新加坡？”
埃文斯耸了耸肩：“都有可能。菲律宾，也在他们的觊觎范围之内。不过，将军请放心，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日本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们有信心，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的话里，充满了大国特有的傲慢。我心中暗自冷笑。信心？你们的信心，正毫无防备地停泊在珍珠港里，享受着夏威夷的阳光和周末。
我决定再加一把火。
“上校的信心，我们自然是相信的。”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说明杆，指向了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可是，根据我们的情报，自上个月以来，日军已经有超过三个师团的兵力，在金兰湾登陆，并建立了前进基地。同时，他们大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也在向西贡、河内等地的机场集结。上校请看，”我的杆头，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条进攻路线，“从这里出发，他们的兵锋，可以在一周之内，抵达泰国边境，两周之内，威胁到缅甸和马来亚。这是典型的多路并进、全线展开的攻击态势。这可不像是一次普通的演习。”
埃文斯的脸色，终于变了。他走到地图前，死死-地盯着我画出的那些箭头，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这些情报，显然超出了他所掌握的范围。
“将军……您……您确定这些情报的来源吗？”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上校，我们打了四年多的仗，如果连这点情报都搞不清楚，那中国，恐怕早就亡国了。”我收起笑容，语气变得异常严肃。“我今天告诉您这些，是出于一个盟友的善意提醒。风暴，就要来了。我希望，贵国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炸弹落到头上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埃文斯没有再说话。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地图，眼神复杂。我知道，我的话，在他心里，已经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这颗种子能否发芽，就要看他，以及他背后那些自负的决策者们的智慧了。
送走埃文斯后，徐振国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担忧。“次长，您……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美国人，万一……万一他们不相信，或者泄露出去……”
“振国，你记住。”我转过身，看着这个年轻人，“有时候，战争，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打的。舆论、外交、情报，都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把美国这条沉睡的巨龙，从孤立主义的梦中，彻底摇醒。哪怕，只能让他翻个身，也是好的。”
因为我知道，真正能让他彻底惊醒的，只有一声来自珍珠港的巨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二周
与美国人的周旋，耗费了我巨大的心神。但另一件关乎国家命脉的大事，却不容我有丝毫的喘息之-机。那就是，对缅甸的出兵预案。
十一月十日，一场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在参谋本部的小会议室里秘密召开。与会者，除了我、白崇禧等参谋本部的高级将领外，还有军政部、军令部、后勤总监部的所有负责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
“诸位，”白崇禧作为会议的主持者，首先开口，“今天请大家来，是讨论一个关系到我们抗战前途的重大议题。根据韩次长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和战略分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攻占缅甸，切断我唯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
他的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神情一肃。滇缅公路，这四个字的分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那是中国的输血管，是维系着整个正面战场百万大军作战的生命线。
“所以，”白崇禧继续说道，“我和韩次长的意见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立刻制定出兵缅甸、保卫滇缅公路的作战预案。甚至，要做好与英国盟军，在缅甸境内并肩作战的准备。”
“我反对！”
话音刚落，一个洪亮而固执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说话的，是军政部次长周济。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军人，为人方正，但思想略显保守，尤其是在财政和后勤问题上，向来以“铁公鸡”着称。
“健生兄，韩次长。”周济站起身，环视众人，“出兵缅甸？说得轻巧！我们拿什么出兵？我们自己的国土，还有大半沦陷在敌手。数百万大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沙一战，打光了我们近半年的弹药储备。现在，各个战区都在伸手要补充，后勤总监部的陈次长，头发都快愁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远赴异国他乡作战？这简直是拿国家的血本，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坚决反对！”
周济的话，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不少与会者，都露出了赞同的神色。他的担忧，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我力主的，我必须站出来，说服他们。
我站起身，没有看周济，而是走到了巨大的缅甸地图前。
“周次长，诸位同仁。”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你们的担忧，我完全理解。家底不厚，确实是我们的国情。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死守一条路？”
我拿起红色的铅笔，在滇缅公路上，重重地划了一道。“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条路了。它是我们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根脐带！通过它，我们能获得汽油、药品、武器、弹药。失去了它，我们就等于被彻底封锁。到那时，我们手里的飞机，会变成一堆废铁。我们的坦克，会变成一堆铁棺材。我们前线的士兵，将得不到一发子弹、一粒药片的补充。请问诸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拿什么，去收复我们沦陷的国土？”
我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回响，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众人的心上。
“所以，保卫滇缅公路，不是为了英国人，更不是为了美国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四万万同胞，能有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
我顿了顿，语气一转，变得更加犀利：“至于说，这是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告诉大家，这不是赌博！这是根据确凿情报，做出的必然推断！日本人对东南亚的野心，昭然若揭。缅甸的石油、橡胶、大米，都是他们战争机器急需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打下缅甸，切断我们的补给线，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然后他们才能腾出手来，与英美决战。这个战略逻辑，清晰无比。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
我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出兵缅甸，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出兵’的问题！是派多少部队，由谁来指挥，后勤如何保障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在这里，争论一些早已没有意义的议题！”
一番话，掷地有声。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刚才还面带犹豫的将领们，此刻都低下了头，陷入了沉思。连一向固执的周济，也张了张嘴，没能说出反驳的话来。
白崇禧见状，立刻接过话头：“韩次长的话，就是我的意思。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具体的方案。根据参谋本部的初步设想，我们将以驻云南的第5、第6、第66军，作为远征军的第一梯队。总兵力，约十万人。由谁来挂帅，大家可以议一议。”
接下来的会议，气氛变得热烈而务实起来。将领们开始围绕着部队的编成、指挥官的人选、后勤补给的路线、与英方的联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坐在座位上，默默地听着。我知道，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初步的方案被敲定下来。远征军的司令长官，初定为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此人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指挥过昆仑关大捷，治军严谨，战术灵活，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人选。
散会后，白崇禧和我并肩走出会议室。夜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却让我滚烫的大脑，稍微冷静了一些。
“韩老弟，今天幸亏有你。”白崇禧感慨道，“否则，光是说服那些老顽固，就得费尽口舌。”
“健生兄，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说道，“不过，方案虽然定了，但接下来的路，更难走。十万大军，远征异国，粮草、弹药、军械、医疗……哪一样，都是天文数字。后勤的压力，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是啊。”白崇禧也叹了口气，“而且，英国人那边，态度一直暧昧。他们既希望我们出兵，帮他们保卫缅甸，又害怕我们中国军队的势力，深入到他们的殖民地。跟他们打交道，比跟日本人打仗还累。”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只要我们自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我心中，却蒙着一层阴影。因为我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第一次远征军的结局，是何等的惨烈。野人山的白骨，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一次，我既然在这里，就决不能让悲剧，再次重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三周
时间，如同嘉陵江的流水，不舍昼夜地向着那个注定的日子流去。十一月中旬，华北的“绞索”行动，已经进入了高潮。冈村宁次的“烬灭作战”，在被我们持续一个月的破袭和牵制之后，终于显出了疲态。根据可靠情报，其部署在太行山区的日军主力，已经开始分批撤退。这场牵动了无数人心的、残酷的大扫荡，以我们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个消息，让重庆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只有我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冈村宁次的撤退，固然有我们“绞索”行动的功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日本大本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战争，进行兵力上的调整和收缩。
十一月十七日，埃文斯上校，再一次，也是他主动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这一次，他的神情，与前两次截然不同。他脸上那种职业性的从容和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和凝重。
“将军。”他甚至没有坐下，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文件，递给我。“这是我们最新收到的情报。我们的侦察机发现，在台湾的高雄和澎湖列岛，集结了大量的日本运输船和登陆舰。同时，日本陆军的第16军和第25军，正在进行高强度的临战训练。他们的训练科目，是……是热带丛林作战和抢滩登陆。”
我接过文件，佯装仔细地看了看。其实，这些情报，我早已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
“看来，我上次的提醒，并不是空穴来风。”我将文件放回桌上，平静地说道。
埃文斯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他显然是想起了自己上次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是的，将军。您的战略眼光，令人钦佩。华盛顿方面，已经开始重视这些情报了。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