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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周
长沙大捷的消息,如同在沉寂的山城里投下了一颗炸雷,激起的声浪久久不息。连日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前线的捷报,用尽了所有赞美的词汇。民众的脸上,也一扫往日的压抑,多了几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就连官邸窗外那几株桂花树,似乎也因这胜利的喜悦,将最后的香气,毫无保留地、浓烈地,倾洒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对我而言,这场胜利的余味,却远比桂花的甜香要复杂得多。它混杂着浓重的血腥味,火药的硝烟味,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对未来的深沉忧虑。
那个自称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最终被带到了我的面前。他叫亨利·斯科特,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国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鼻梁高挺,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他穿着一身熨烫妥帖的卡其布猎装,与周围略显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身上有一股自信乃至自负的气质,那是属于一个强大、富足、尚未被战火完全灼烧的国度所特有的气质。
“韩将军,很荣幸能见到您。我是亨利·斯科特。”他伸出手,用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说道,只是声调有些生硬。
我与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宽大而有力。“斯科特先生,欢迎来到重庆。”我示意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徐振国则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端着笔记本,坐在我的侧后方。
“将军,整个自由世界,都被长沙的辉煌胜利所震惊。”斯科特的开场白直接而有力,“我的主编特地发来电报,要求我必须采访到这场战役的幕后指挥者。所有人都想知道,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中国军队,是如何击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皇军的?这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
他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探究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怀疑。我知道,在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看来,中国战场上的抵抗,更像是一种悲壮的、绝望的、用人命去填的消耗战,而不是一场可以通过精妙战略取胜的现代战争。
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我需要时间,来组织我的语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一次重要喊话。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斯科特先生,首先,我想纠正一点。”我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迎向他,“长沙的胜利,不是奇迹。奇迹,是上帝的恩赐,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我们的胜利,是用三十万将士的血肉、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寸一寸,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侥幸。”
我的语气很平淡,但斯科特显然听出了其中的分量。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点了点头:“将军教训的是。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谈一谈,贵军所采用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高明的战术?”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巨幅军事地图前,斯科特和徐振国也跟了过来。我拿起说明杆,指向湘北那片被无数红蓝线条覆盖的区域。
“我们的战术,可以被概括为十六个字:后退决战,诱敌深入,侧翼迂回,陷敌围歼。”我顿了顿,看着斯科特脸上略显困惑的表情,知道这些方块字对他来说太过抽象。
我换了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斯科特先生,你见过中国北方的炼钢炉吗?那种古老的、用土砖和泥巴砌成的炉子。”
他想了想,回答道:“在一些资料图片上见过。”
“那就好理解了。”我的杆头在长沙城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长沙,就是我们的炉底。它足够坚固,能够承受住烈火的灼烧。而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道防线,则是我们为敌人准备的燃料。我们不会在这些地方与敌人死拼,而是节节抵抗,层层消耗。每一次抵抗,都是在往炉子里添加薪柴,让炉火越烧越旺。同时,每一次后退,都是在引诱敌人这块‘顽铁’,不断地向炉膛深处挺进。”
我的杆头,顺着日军的进攻路线,缓缓向长沙移动。
“当阿南惟几的十万大军,被长沙这座‘炉底’死死顶住,进退不得,并且被我们前期的层层阻击消耗得筋疲力尽之时,他们的士气、体力和补给,都已到了极限。这个时候……”我的杆头猛地从长沙的东西两侧,向中心画了两个巨大的弧形箭头,与北面早已后撤的部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我们这些早已埋伏在炉壁四周的‘鼓风机’,就会同时开动,将最猛烈的‘炮火’,灌入炉膛!将这块顽铁,彻底炼成铁水!我们称之为,‘天炉战法’。”
斯科特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又无比震惊的表情。他看着地图,嘴里反复念叨着:“Heavenly Furnace... A Heavenly Furnace... My God, this is brilliant.”
他显然被这个宏大而又精妙的战略构想给镇住了。他追问道:“可是,将军。这个战法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执行起来,一定充满了无数的变数。比如,如何保证‘炉底’不被烧穿?如何保证侧翼迂回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如何精准地把握发动总攻的时机?”
“你问到了关键。”我赞许地看了他一眼,“你说的这些,正是战争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指挥官的智慧,更是整个军队的素质。我们能成功,第一,是因为我们有一支能死守‘炉底’的英雄部队——李玉堂将军的第10军。他们在长沙城下,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最猛烈的进攻,为我们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第二,我们有薛岳长官这样经验丰富、决心坚定的战区司令。他精确地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在数百里的战线上,完成了这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堪称宏伟的机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加重了语气,“我们有千千万万,抱定必死之心,与国家共存亡的士兵。他们用生命,填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说到这里,我转过身,看着斯科特,一字一句地说道:“斯科特先生,请你告诉美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抗战,不是在以卵卽石。我们有自己的战略,有自己的打法。我们或许会暂时失去一些土地,但我们广袤的国土,就是我们最大的战略纵深。日本人,正深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他们在这里投入的兵力越多,流的血越多,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被消耗得越快。而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在为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宝贵的时间。”
斯科特被我的话深深打动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飞快地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
采访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战役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拿出了一些缴获的日军作战文件和照片给他看。我希望通过他,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仍在战斗,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送走斯科特后,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与他交谈,比指挥一场战役更耗费心神。
“次长,您说的话,一定会震惊整个美国的。”徐振国走上前来,眼神里充满了崇敬。
我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振国,言语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真正能让美国人下定决心帮助我们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日本人的炸弹。”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地图的右下角,那一片蔚蓝色的太平洋。我知道,那里的风暴,正在酝酿。
十月五日,第九战区长官部呈上了详细的伤亡报告和战功叙奖名单。看着那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我刚刚因胜利而稍感轻松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此役,我军伤亡三万六千余人,其中阵亡将士,超过一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拿起红色的毛笔,在王耀武的74军、李玉堂的第10军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报告上批示:“阵亡将士,从优抚恤。有功之将士,破格提拔。所需之补充,优先拨付。”
写下“优先拨付”四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我知道,以我们目前的国力,所谓的“优先”,也只是杯水车薪。
就在此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打来的。
“辞修兄,”我接起电话。
“韩老弟,祝贺你们啊!第九战区这一仗,打得漂亮!给我们整个抗战前线,都提了一口气!”陈诚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里传来。
“辞修兄过奖了。若不是你们在宜昌方向积极策应,牵制了日军重兵,伯陵兄那边,也不会打得这么顺利。”我客气地回答。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陈诚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沉重,“韩老弟,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我听说,你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天炉战法’?”
我的心一动,知道他打电话的真正目的了。
“是的,只是对此次会战的一个战术总结。”
“这个战法,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确实高明。不过……”他拖长了声音,“这个战法,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尤其是侧翼迂回和最后的向心攻击,需要极强的机动力和协同能力。我们第六战区当面,多是山地,日军的防御工事也极为坚固。若是想在我的防区,也复制一个‘天炉’,恐怕……”
我立刻明白了。长沙大捷,极大地刺激了各个战区的将领。陈诚治军严谨,素有雄心,他自然也想在自己的战区,打一个同样辉煌的胜仗。但他同样清楚,自己的部队,与第九战区的精锐,在战斗力上还有差距。
“辞修兄,”我沉声说道,“战法,要因地制宜,因敌而异。湘北是平原丘陵,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你的防区,是鄂西山地,崇山峻岭。我认为,你的战法,不应求‘围’,而应求‘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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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电话那头的陈诚显然很感兴趣。
“对,刺!”我解释道,“利用山地优势,以小股精锐部队,渗透到敌后,像一把把尖刀,专门打击敌人的指挥部、炮兵阵地、后勤仓库。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给敌人放血。让他们不得安宁,疲于奔命。等到敌人被我们骚扰得心浮气躁,露出破绽之时,再集中主力,给予其致命一击。”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陈诚才缓缓说道:“韩老弟,你这个‘刺’字,真是点醒了我。受教了,受教了!”
挂断电话,我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我的这些建议,或许能让前线的将士,少流一些不必要的血。
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山城的万家灯火,如同散落的星辰。然而,我的心,却飞到了更遥远的地方。莫斯科城下,德军的兵锋正盛。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一支庞大的舰队,或许正在悄然集结。
这个世界,正在被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而长沙的胜利,只是这漫长黑夜里,一朵小小的、顽强的火花。
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二周
胜利的喧嚣,终将过去。当庆祝的余热渐渐散去,冷酷的现实,便如同秋日的寒霜,悄无声息地降临。
十月九日,军政部兵站总监部的次长陈文林,抱着一堆厚厚的卷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陈文林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色蜡黄,头发稀疏,眼窝深陷,一看就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所致。他掌管着全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这个职位,在任何国家都是肥差,但在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能把人活活愁死的苦差。
“韩次长。”他将卷宗放在我的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奈。
“文林兄,坐。”我给他倒了杯水,“看你这脸色,就知道你又是来报忧的。”
他苦笑了一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次长,现在我手上,除了忧,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报了。这是截至上个月底,全国各战区的库存清单和下个季度的补给申请。您先看看第九战区的。”
他从卷宗里抽出一本,递给我。我翻开一看,只觉得触目惊心。经过长沙一战,第九战区几乎被打空了家底。步枪弹药,库存不足基数的三成。炮弹,尤其是重炮炮弹,几乎消耗殆尽。药品、被服、粮食,无一不缺。薛岳狮子大开口,申请的补给量,几乎是整个中央库存的一半。
“他这是想把我的骨髓都榨干啊!”我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
“何止是第九战区。”陈文林指着桌上那堆小山似的卷宗,“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哪个战区不是嗷嗷待哺?长沙打了胜仗,他们眼红,也都憋着劲想跟日本人干一场。这申请报告,雪片似的飞来,上面都写着‘为党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我一个管后勤的,驳哪个都不合适。”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次长,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别说满足他们的申请了,就算只给他们一半,不出三个月,我们后方的所有仓库,都得搬空。到时候,别说打仗,几十万弟兄的吃饭,都成问题。”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一场大捷的背后,是整个国家战争潜力的巨大透支。我们打得起一场长沙会战,但我们打不起第二场,第三场。
“国际援助呢?”我问道,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希望。
“滇缅公路,时断时续。日本人 постоянно轰炸,加上雨季塌方,运力极为有限。上个月,从美国运来的物资,总共只有不到五千吨。分到每个战区,连塞牙缝都不够。”陈文林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绝望,“而且,美国人援助的,多是飞机、坦克、大炮这些‘硬通货’。他们不明白,我们的军队,现在最缺的,是子弹,是药品,是干净的绷带。”
我沉默了。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援助那些尖端武器,可以最快地提升中国的战斗力。他们无法理解,一支连饭都吃不饱,伤兵只能用泥土和香灰来止血的军队,就算给了他们最先进的坦克,他们也开不动。
“文林兄,”我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难为你了。这样吧,你回去拟一个方案。第一,所有战区,补给削减三成。告诉他们,这是死命令,谁有意见,让他直接来找我韩夏。第二,从削减的份额里,挤出物资,优先补充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其他的,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第三,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代表团,打一份报告,就以我的名义。告诉他们,我们感谢他们的飞机大炮,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士兵活下去的东西。把前线的伤亡报告,尤其是那些因为缺少药品而感染死去的士兵的报告,翻译成英文,附在后面。”
陈文林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次长,这……这能行吗?美国人那边……”
“行不行的,总得试试。”我说道,“另外,告诉各个战区,尤其是那些打了胜仗的,不要光想着向上伸手。自己也要多动动脑筋。缴获的武器,能修理的就修理。老百姓捐赠的物资,要用好。另外,可以组织部队,在防御纵深,开荒种地,自己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总之,一个字,熬!熬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熬到日本人撑不下去的那一天!”
送走陈文林,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巨大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能指挥一场战役的胜利,但我无法凭空变出子弹和药品。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任何精妙的战术,都显得那么苍白。
十月十二日,星期日。
也许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我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便服,独自一人,来到了重庆郊外的一处野战医院。这里收治的,都是从长沙前线转运下来的重伤员。
医院,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一片巨大的伤兵营。一排排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密密麻麻地躺满了伤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草药味和消毒水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呻吟声、哀嚎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我走进一间伤兵棚,里面的景象,让我心如刀绞。伤兵们大多躺在铺着干草的地上,许多人身上缠着发黄甚至发黑的绷带,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水。几名护士,正满头大汗地穿梭其间,给伤兵换药、喂水。
“这位长官,您是……”一名年长的护士长注意到了我,走过来问道。
“我……我只是来看看。”我沙哑地说道。
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年轻士兵的身上。他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已经被截掉了。他的脸因为失血而惨白如纸,但眼睛,却异常明亮。他似乎认出了我,嘴唇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
我蹲下身,握住他冰冷的手:“小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报告……报告长官……”他用尽全身力气,虚弱地说道,“我是……74军……58师的……”
74军58师!是王耀武的斩首部队!是突袭日军指挥部的那支奇兵!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我哽咽着说:“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是国家的英雄!”
他咧开嘴,似乎想笑一下,但牵动了伤口,表情变得痛苦不堪。“长官……我们……我们打赢了……值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昏了过去。
护士长连忙过来,给他检查了一下,对我摇了摇头:“失血太多,又感染了……恐怕……熬不过今晚了。”
我站起身,走出伤兵棚,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我的脸颊,滚滚而下。
我指挥了八年抗战,我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我以为,我的心,早已坚硬如铁。但在这一刻,我发现,我错了。在那看似坚硬的铠甲之下,依旧是一颗会流血、会疼痛的心。
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时代?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我真的,能带领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吗?
一阵巨大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如同毒蛇,噬咬着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