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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一周
九月的重庆，暑气尚未完全消散，只是早晚的风里，带来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秋意。官邸的窗户大开着，潮湿的山城空气混杂着桂花的甜香，缓缓流淌进来，却无法吹散我心头的凝重。巨大的军事地图铺满了整面墙壁，红蓝两色的箭头犬牙交错，密密麻麻的番号如同棋子，拥挤在湘北那一片由河流、湖泊和丘陵构成的复杂地域。我的目光，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离开过这片区域。
“次长，您的咖啡。”
参谋处新来的作战参谋徐振国上尉，小心翼翼地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我的手边。他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面孔白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学院派的严谨和挥之不去的书卷气。我知道，他是金陵陆军大学刚刚毕业的高材生，理论功底扎实，但眼神里还缺少那种在尸山血海里浸泡过的冷冽。
“放那儿吧。”我头也没回，声音有些沙哑。连续的熬夜，让我的喉咙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我的视线，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牢牢地钉在地图上岳阳东北方向，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那个红色三角标记上。
“这个阿南惟几，真是不安分。”我喃喃自语，与其说是在对徐振国说，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
徐振国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开口，他扶了扶眼镜，身体微微前倾，恭敬地回答：“报告次长，根据第九战区长官部转来的最新情报，日军第十一军下辖之第3、第4、第6、第40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独立混成第18旅团，正在频繁调动。其主力有向新墙河以南地区集结的明显迹象。同时，日军航空兵对长沙、株洲、衡阳等地的侦察和轰炸频次，也比上月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
他一口气报出这些数据，精准而流利，显然是下了一番苦功。这些情报，我早已烂熟于心，每一份电报的原文，每一个数字的细微变化，都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推演。
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滚烫的液体让我的神经稍微振作了一些。我转过身，第一次正眼打量这个年轻人。“振国，你只看到了敌人的动向，但你有没有想过，阿南惟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在湘北动手？”
徐振国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提问。他沉吟片刻，谨慎地回答：“职下愚见，原因有三。其一，为策应其南进太平洋战略，牵制我国军主力于华中，使其无法抽调兵力南下支援滇缅或东南沿海。其二，德军在欧洲战场进展顺利，已深陷苏联腹地，日军大本营急于在中国战场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向其盟友展示实力，并进一步打击我国的抗战意志。其三，或许是阿南惟几本人的功名心所致，他去年年底接任园部和一郎的第十一军司令官，急于建立超过前任的功勋，而长沙，无疑是最佳的目标。”
他的分析条理清晰，与参谋本部大多数同僚的看法基本一致。这让我对他高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不只是个会背书的“理论家”。
“说得不错。”我点了点头，算是对他的肯定。我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根长长的说明杆，杆头轻轻点在“长沙”那两个字上。“你说的三点，都对。但你忽略了最直接的一点，那就是仇恨和洗刷耻辱的欲望。”
我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一丝冰冷的寒意。“一九三九年九月，冈村宁次铩羽而归。今年年初，阿南惟几偷袭湘北，意图截断我第九战区补给线，再次被我们打了回去。长沙，对于日军第十一军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战略要地，更是他们的耻辱柱。他们两次兵临城下，两次狼狈溃退，损兵折将，颜面尽失。阿南惟几这个人，我研究过，刚愎自用，又极好面子。他不会容忍第十一军的履历上有这样连续的污点。所以，这一次，他会倾尽全力，赌上一切。”
我的手指顺着地图上的湘江、汨罗江、捞刀河一路划下，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仿佛能触摸到那片土地的脉搏和即将到来的血腥。
徐振国听得十分专注，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思索的光芒。“次长是说，日军此次的进攻规模和决心，都将远超前两次？”
“不是将要，是已经。”我纠正道，“你看这里，”我的说明杆指向了岳阳和临湘之间的区域，“日军第4师团已经从华北战场秘密南调，其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蒲圻。第6师团主力也已集结完毕。这还不算他从第13军抽调的部队。他手上的兵力，已经超过十万。航空兵、炮兵、战车、工兵、辎重部队，一应俱全。他这不是一次试探，也不是一次牵制，他就是想一口吃掉薛伯陵在长沙的第九战区主力，然后拿下长沙，为他的履历，为第十一军，也为他那块‘武功赫赫’的招牌，镀上一层金光。”
“薛伯陵”，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字。在内部，我们习惯用字来称呼这些方面大员，显得亲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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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第九战区的应对……”徐振国有些担忧地问。
我微微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一丝刀锋般的锐利。“伯陵兄那里，你不用担心。他的‘天炉战法’，就是为阿南惟几这种性格的对手准备的。后退决战，诱敌深入，侧翼迂回，陷敌围歼。这十六个字，伯陵兄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他就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虎，在他的防区里布满了陷阱，就等着猎物一头撞进来。”
话虽如此，我的心中却并非全无忧虑。战争，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任何一个意外的发生，都可能导致整个战局的崩盘。“天炉战法”听起来气势磅礴，但执行起来，对部队的协同、调度、韧性和牺牲精神，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任何一支部队的提前崩溃，或者穿插迂回不到位，都会让这个“天炉”变成一个漏底的筛子。
我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直接要了通讯处的总机。“给我接第九战区长官部，找薛长官。”
等待接通的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脑子里飞速地盘算着第九战区各个军的兵力、装备、位置和战斗力。第4军欧震，第74军王耀武，第79军夏楚中，第10军李玉堂……这些名字和他们部队的番号，像一颗颗定盘的星辰，在我脑海的星图里闪烁。其中，王耀武的74军，作为战区的总预备队，是整个战法的关键。这支被誉为“抗日铁军”的部队，能否在最关键的时刻，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入敌人的心脏，将直接决定此战的成败。
电话终于接通了，里面传来薛岳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带着浓重的广东乐昌口音：“喂？哪位啊？我薛伯ling！”
“伯陵兄，是我，韩夏。”我沉声说道。
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刻变得热络起来：“哦！是韩老弟啊！怎么，在重庆坐不住了？是不是闻到我这边的火药味了？”
“火药味已经飘过洞庭湖，都快熏到我这山城里来了。”我开了句玩笑，然后语气一转，变得严肃起来，“伯陵兄，阿南惟几这次是来势汹汹，赌上老本了。你的炉子，烧得够旺吗？”
薛岳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听筒嗡嗡作响：“韩老弟放心！我这天炉，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炼钢！管他来的是铁是铜，放进我的炉子里，都得给我化成铁水！我第九战区的几十万弟兄，已经等候多时了！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我给他准备了三道大餐，就怕他阿南惟几胃口不够好，吃不下！”
他的自信极具感染力，但我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
“伯陵兄，你的决心我从不怀疑。”我放缓了语速，一字一句地说道，“但是，有两点，我要提醒你。第一，注意你的两翼。日军此次很可能会分路合击，尤其要警惕从西面沿洞庭湖东岸，或者从东面经由大云山、幕阜山脉南下的偏师。一旦让他们迂回成功，你的炉子，腰眼可就被捅穿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薛岳的声音再次响起时，少了几分豪气，多了几分凝重：“老弟提醒的是。我已命第27集团军杨森部主力，加强东翼幕阜山区的防守。西面，则有第79军和第20军一部沿湖设防。不过，兵力确实有些紧张。”
“我明白。”我说道，“我会让第六战区的陈辞修（陈诚），在宜昌方向做出一些策应性的动作，牵制当面日军，让他们无法轻易抽兵增援阿南惟几。另外，空军那边，我会亲自协调，在关键时刻，会给你最大的支援。你要记住，长沙城，是你这个天炉的炉底，也是最后的诱饵。炉底一定要坚固。李玉堂的第10军，责任重于泰山。”
“这个我晓得！”薛岳的声音又恢复了响亮，“我已下令，长沙城防，与城共存亡！第10军预备第10师的弟兄们，已经把棺材都准备好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听到“棺材”两个字，我的心猛地一沉。我知道这是为了表示决心，但战争的残酷，依然在这一刻，透过电话线，狠狠地刺痛了我。
“好。”我深吸一口气，“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74军，是天炉战法的点火器，也是收网的最后一根绳。动用的时机，一定要精准。早了，火候不到，鱼死不了，网也可能破。晚了，炉底被烧穿，一切都前功尽弃。这个时机，你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我也希望，在你做出最后决定之前，能与我通个气。”
这话说得有些逾越了。作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有临机决断之权。我这样要求，近乎于干涉他的战地指挥。但74军太过重要，它的动向，不仅关系到长沙会战的成败，更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的稳定。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良久，薛岳才缓缓说道：“好。我答应你，韩老弟。总攻发起之前，我一定和你通气。”
“拜托了，伯陵兄。”
挂断电话，我的手心已经满是汗水。我看着地图上“长沙”二字，仿佛看到了那座城市在不久的将来，将要被炮火和鲜血反复洗礼。我能做的，就是在这里，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并且相信他们。
九月七日，星期日。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周末，第九战区长官部发来急电：日军第3、第4师团主力，于拂晓时分，自临湘、岳阳一线，向我新墙河守军第4军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爆发。
窗外的桂花香，在这一刻，似乎也带上了一丝铁锈般的腥味。我走到地图前，拿起红色的铅笔，在日军的进攻箭头上，重重地描了一笔。
战争，开始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二周
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时间便仿佛被压缩、扭曲，然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流逝。每天，雪片般的电报和战报从前线飞来，堆满了我的案头。参谋本部的作战室里，电话铃声、电报机滴滴答答的敲击声、参谋们急促的脚步声和低声的讨论声，交织成一曲紧张而压抑的交响乐。我几乎是以作战室为家，累了就在行军床上躺一两个小时，醒了就继续投身于那张巨大的地图和无尽的文电之中。
九月八日，日军攻势如潮。阿南惟几显然是想凭借其优势炮火和航空兵力，迅速撕开我军在新墙河的一线防御。日军第3师团主攻方向，直指我第4军第90师当面的草鞋岭、青山口等要地。炮弹如同冰雹般倾泻在我军阵地上，爆炸的火光和浓烟，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次长，第九战区急电。新墙河一线战况激烈，我第4军第90师、第59师，依托既设工事，顽强抵抗，日军攻势受挫，但伤亡……伤亡巨大。”徐振国递上一份电报，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显然是被前线的惨烈所震惊。
我接过电报，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短短一天，第90师光是营连级的干部，就伤亡了十几位。阵地几度易手，全靠着士兵们用血肉之躯，一次又一次地反扑才夺了回来。
“给欧震（第4军军长）回电。”我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告诉他，新墙河是迟滞、消耗敌军的第一道关卡，不是决战之地。他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而不是死守一地。我准许他，在达成消耗目的，且部队建制尚完整的情况下，依据战况，逐步后撤，将敌人引入我们预设的下一个战场。”
“是！”徐振国立刻记录下来。
他有些迟疑地问：“次长，我们……不要求他们死守吗？新墙河毕竟是湘北门户。”
我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振国，你要记住，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而不是保住某个地理名词。如果为了守一条河，把我们的精锐部队都拼光了，那就算守住了，我们拿什么去打接下来的仗？薛长官的天炉战法，核心就是‘诱’。怎么诱？就是让他觉得他能赢，让他一步步地走进我们的包围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死战不退，阿南惟几那个老狐狸，恐怕掉头就走了。我们要给他一种错觉：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攻克长沙。”
我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严肃：“当然，‘逐步后撤’不等于‘望风而逃’。每一寸土地的放弃，都必须以敌人的鲜血为代价。这个度，我相信欧震能够把握好。”
接下来的几天，战况完全按照我的预想在发展。第4军在新墙河一线节节抵抗，与日军反复拉锯。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的炮火虽然猛烈，但我军利用湘北复杂的地形，构筑了大量的散兵坑、交通壕和机枪火力点，日军的优势兵器效果大打折扣。到了九月十二日，日军虽然渡过了新墙河，但其锋锐已经被严重挫伤，伤亡超过预期，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耗了整整五天时间。
这五天，为第九战区后续部队的调动和部署，赢得了宝贵至极的时间。
九月十三日夜，我正在作战室里核对兵力调动表，白崇禧，我的顶头上司，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副手，也是参谋本部实际上的二号人物，披着一件风衣，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白崇禧字健生，是国内公认的军事战略家，人称“小诸葛”，眼光极为毒辣。他向来深居简出，此刻深夜到访，必有要事。
“健生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我站起身来，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他摆了摆手，没有接茶杯，径直走到地图前，目光如炬，扫视着湘北的态势。“韩老弟，你这几天辛苦了。前线的情况，我都看了。薛伯陵的第一步，走得还算稳。”
“都是前线将士用命。”我谦虚了一句。
白崇禧没有接话，他指着地图上的汨罗江，沉声问道：“新墙河之后，便是汨罗江。日军兵锋正盛，士气高昂。汨罗江的防线，比新墙河更宽，水流也更复杂。你觉得，薛伯陵能在汨罗江挡住阿南惟几多久？”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汨罗江是长沙的第二道屏障，如果这里失守太快，那么整个“天炉战法”的布局就会被打乱。
我沉思了片刻，回答道：“健生兄，坦白说，我认为汨罗江也守不住。不仅守不住，而且不能死守。”
“哦？”白崇禧的眉毛微微一挑，显然对我的回答有些意外，“说来听听。”
“道理和新墙河一样。”我解释道，“我们的战略核心，是诱敌深入，而不是固守待援。日军现在是憋着一股劲，一心要突破。我们在汨罗江沿线投入重兵死守，正中其下怀。这会变成一场消耗战，比拼的是谁的血更厚，谁的炮弹更多。健生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广阔的纵深和兵力的灵活调度。”
我拿起红蓝两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我的想法是，扼守汨罗江南岸的几个关键渡口和支撑点，以一部兵力正面阻击，迟滞敌人。同时，将主力部队后撤，与从长沙、株洲方向开进的部队，在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形的预设战场。让阿南惟几以为我们汨罗江防线不堪一击，诱使他长驱直入，一头扎进我们的口袋里。等他进来之后，我们再把口袋扎起来，关门打狗！”
白崇禧静静地听着，眼神里闪烁着赞许的光芒。他点了点头：“英雄所见略同。我和伯陵通了电话，他的想法，和你基本一致。看来，你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得到他的肯定，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参谋本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种意见纷杂，尤其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战役计划，总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有白崇禧的支持，薛岳在前线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不过，”白崇禧话锋一转，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个口袋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阿南惟几不是傻子。他麾下的师团长，如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内山英太郎（第40师团），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一旦他们察觉到我军的意图，或是发现我军两翼有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很可能会停止追击，甚至反过来攻击我们尚未合拢的包围圈。到那时，我军 dispersed on a wide front, not only will the encirclement fail, but we might be defeated piecemeal.”
他的担忧，也正是我这几天夜不能寐的原因。
“健生兄所虑极是。”我指着地图上长沙东面的幕阜山和大云山山脉，“这里的地形，是我们的关键。我已经建议伯陵兄，加强第27集团军在这一带的兵力，利用山地优势，构筑多层次的防御阵地。同时，我已下令，所有参与侧翼迂回的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夜间行动，白天隐蔽。在总攻发起之前，决不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还有一点，”白崇禧补充道，“情报。我们必须准确掌握日军主力的动向，尤其是他们的战车部队和重炮部队的位置。只有这样，王耀武的74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我已经在安排了。”我回答，“军统和中统在湘北的全部潜伏力量，都已经动员起来。另外，我也请求空军，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对日军的后方和主要交通线进行抵近侦察。”
我们两人在巨大的地图前，反复推演着战局的每一种可能。从兵力部署，到后勤补给，从天气影响，到民心士气，无一不谈，无一不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泛白。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正如我们所料，在突破新墙河后，日军稍作休整，便以第3、第6师团为矛头，气势汹汹地扑向汨罗江。第九战区守军按照既定计划，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并炸毁了所有桥梁和渡船之后，于九月十七日，主动放弃了汨罗江防线，全线后撤。
消息传来，重庆一片哗然。短短十天，连失两道天险，湘北门户洞开，日军兵锋直指长沙。许多不明真相的报纸和所谓的“军事评论家”，开始公开质疑第九战区的作战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长沙将在三天之内陷落。参谋本部内部，也充满了各种议论和不安。
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头名为“阿南惟几”的猛兽，已经一步步地，踏入了我们为它精心准备的“天炉”之中。
真正的决战，即将开始。
一九四一年，九月，第三周
汨罗江防线的“轻易”洞穿，让阿南惟几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他显然将我军的战略性后撤，解读为了全线溃败。根据前方传回的情报，日军甚至在战报中宣称“支那军第九战区主力已被击溃，皇军光复长沙指日可待”。
九月十八日，日军主力渡过汨罗江，不做任何停留，兵分三路，向长沙方向疾进。其中路军为第3、第6师团，直扑长沙正北的捞刀河；左翼为第40师团，沿湘江东岸推进，企图切断长沙与西面的联系；右翼为早渊支队（以第18独立混成旅团一部组成），企图翻越幕阜山余脉，迂回到长沙东面，配合主力合围。
阿南惟几的进攻部署，完全暴露了他急于求成的骄狂心态。他的三路大军，彼此之间的距离被拉得过开，协同不易，为我们实施侧翼打击和分割包围，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次长，薛长官电报。”徐振国快步走进作战室，将一份电报递给我。此刻的作战室，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墙上的地图，已经被红蓝铅笔画得满满当登，无数的箭头和标记，显示着敌我双方的部队正在高速运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已是箭在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