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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山城，溽热的空气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整座城市包裹得严严实实。江上的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重、黏稠，即便是正午的太阳，也只能投下几缕惨白而无力的光线，让这座战时首都显得格外压抑和沉闷。我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糟糕。自四月底那封“黑云压城城摧”的绝密电报抵达之后，我的整个世界，便被一种濒临窒息的预感所笼罩。
中条山，这三个字，像一块千斤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巨大的沙盘上，那条绵延数百里的山脉，在过去几周里，成了我目光唯一聚焦的地方。我几乎是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推演着冈村宁次可能的进攻路线，分析着我军每一个据点的薄弱环节。我发出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令，如泥牛入海，只换回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几封语焉不详、避重就轻的回电。电报里，他一方面保证“已饬令各部，加强戒备”，另一方面，却又隐晦地表达了前线将领们对于“大规模收缩兵力”可能导致“防区动荡”的担忧。
我能读懂这背后的潜台词：派系林立，积重-返。那些拥兵自重的集团军司令们，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谁都把部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产。让他们打破建制，统一指挥，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虚张-势的佯动，也不愿面对一场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我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战略眼光，我能清晰地看到那把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但我却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眼睁睁地看着远方的滔天洪水，正向着沉睡的村庄奔涌而来，而我的嘶声呐喊，却被淹没在了无边的黑夜和人们香甜的鼾声之中。
五月的第一周，暴风雨前的死寂。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重庆城里，照例举行了一些象征性的庆祝活动，但这丝毫无法冲淡笼罩在统帅部上空的紧张气氛。我的办公室内，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浓烈的烟草味混合着地图油墨的气味，令人几欲作呕。从四月底开始，我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累了就在行军床上躺一会，醒了就扑到沙盘前。每一份从北方传来的情报，都像是在为我的末日预言添加新的注脚。
“总长，这是洛阳发来的最新情报汇总。”作战厅长刘斐将一叠文件轻轻放在我的桌上，他的脸色同样凝重，眼圈发黑，显然也已数日未曾安眠。他的军装领口敞开着，透着一丝不属于他平日严谨风格的疲惫。
我拿起文件，逐字逐句地看着。情报的内容，与之前的判断并无二致，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的神经上敲击的鼓点，越来越急促。日军的兵力集结已经全部完成，超过十万人的部队，像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饿狼，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中条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包围圈。他们的炮兵阵地已经前推至我军防御阵地前沿，无数黑洞洞的炮口，正像死神的眼睛一样，冷冷地注视着山上那些对此尚无足够警觉的中国军队。更为详尽的情报显示，日军甚至从华中抽调了工兵部队，在包围圈外围加固道路，这绝不是一场“扫荡”该有的准备。
“前线的部队，有什么反应？”我抬起头，声音因为疲惫而显得有些沙哑。
刘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还是老样子。卫长官再次来电，称‘敌虽有异动，然我中条山地形险要，层峦叠嶂，官兵久经战阵，固有天险可凭，亦有必死之心，当可保无虞’。他还附上了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和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的联名电报，都表达了固守现有阵地的决心。”
“决心？”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几乎要将手中的铅笔生生折断，“匹夫之勇！这是在拿二十万将士的性命当儿戏！冈村宁次打的，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攻坚战！他要的是穿插、分割、合围！我们的部队像一盘散沙一样撒在几百里的山地上，通讯靠吼，补给靠人背，各个集团军之间甚至连协同作战的计划都没有！一旦被敌人从结合部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分割包围，那就不是二十万大军，而是二十万待宰的羔羊！”
我的愤怒，在压抑的办公室里回荡。刘斐默默地低下头，他知道我的判断是对的，但在现有的指挥体系下，我们这些身在重庆的参谋，对那些手握重兵、远在天边的封疆大吏们，实在是没有太多有效的约束手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此刻听来是何等的讽刺。
“再给卫立煌发电！”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我的私人名义。告诉他，这不是命令，这是一个战友的请求。请求他，看在二十万袍泽性命的份上，立刻执行参谋本部的A号预案——全线收缩，固守主峰，以空间换取整合部队的时间！告诉他，冈村宁次的目标，不是骚扰，是全歼！是毕其功于一役！”
“是！”刘斐转身快步离去。
然而，我的心中，却不抱任何希望。我知道，我已经尽了一个参谋次长所能尽的一切努力。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我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外面湿热的空气涌了进来，带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我仿佛能透过这浓重的雾气，看到千里之外的晋南，看到那些尚在蒙昧中，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的士兵们。
接下来的几天，中条山战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日军没有发动任何试探性的攻击，只是用飞机进行着不间断的侦察。而山上的中国守军，似乎也把这种平静，当成了一种“敌人不敢贸然进攻”的信号，麻痹的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各个防区蔓延。一份来自军令部督战室的报告甚至提到，有部队还在后方举办了篮球比赛，庆祝上高大捷的功勋。这张薄薄的纸片，被我愤怒地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五月六日，深夜。大雨滂沱，雷声滚滚，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悲剧奏响序曲。钱卓伦匆匆走进我的办公室，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滴落，神色慌张。
“总长，出事了。”他递给我一份刚刚破译的电文，电文的纸张有些潮湿，字迹却清晰得刺眼，“我们安插在运城日军第36师团内部的‘杜鹃’，发来了紧急警报。”
电文很短，只有几个字：“总攻，明日拂晓。”
我看着电文，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那万分之一的侥幸，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
“立刻接通第一战区司令部！用最高级别的加密线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了这句话，声音在雷声的间隙中显得格外尖利。
然而，通讯参谋在忙碌了十几分钟后，绝望地向我报告，所有通往洛阳的线路，无论是无线还是有线，都充满了强烈的干扰，根本无法建立有效通话。就在这时，一部备用电话的铃声尖锐地响起。是卫立煌从洛阳通过军用长途专线，艰难地打了过来，声音在电流的干扰中断断续续。
“韩总长！我们的电话，刚刚才恢复！”卫立煌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与困惑，“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与中条山内所有集团军的无线电和有线电通讯，全部中断了！我们派出去的联络参谋，也全都失去了联系！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一无所知！”
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如坠冰窟。
我明白了。冈村宁次，这个阴险狠毒的家伙，在发动总攻之前，已经用他精心组织的特种部队和汉奸别动队，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悄无声息地，先行摧毁了我们的指挥通讯系统。那些穿着中国军服的特工，剪断了我们埋在地下的电话线，摧毁了我们的无线电中继站。
他还未出招，就已经先挖掉了我们的眼睛，割断了我们的神经。
此刻的中条山，已经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巨大的信息孤岛。山上的二十万大军，在总攻发起的前夜，已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五月的第二周，山崩地裂。
五月七日，一个被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最为黑暗的日子之一。
天，还未亮透，重庆的我们，听不到炮声。但在我的脑海里，整个晋南的天空，已经被炮火的红光所撕裂。冈村宁次蓄谋已久的“中原会战”（日方对中条山战役的称谓），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正式拉开了序幕。
日军的炮兵，早已精确标定了我军几乎所有暴露在外的阵地。数千门大炮，同时发出怒吼。密集的炮弹，像一场来自地狱的钢铁风暴，铺天盖地地砸向中条山。山体在颤抖，大地在呻吟。许多阵地上的中国士兵，甚至还未从睡梦中醒来，便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被活活震死在自己的工事里。
炮火准备过后，日军步兵，在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从十几个预定的突破口，同时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他们的进攻重点，并非我军的坚固据点，而是不同集团军之间的防御结合部——那些平日里因派系隔阂而疏于防范的薄弱地带。
而在重庆，我的指挥室里，却是一片死寂。所有的通讯线路，都只有“嘶嘶”的电流声。我们与中条山，彻底失去了联系。沙盘上，那二十万大军，仿佛在一夜之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站在沙盘前，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片区域，试图用目光穿透这片死寂，看到那里的血与火。
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这种等待，比亲身投入一场血战，更加令人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锋利的刀子，在凌迟着我的神经。时间，从未如此缓慢而又残忍。
直到五月八日的下午，第一批从中条山侥幸突围出来的零星士兵，才被黄河对岸的友军部队所发现。从他们语无伦次、惊魂未定的描述中，我们才得以拼凑出那场人间惨剧的冰山一-角。一名侥幸逃出的少校参谋，被紧急送到了重庆。我亲自见了他。他浑身是伤，军装被撕成了布条，眼神空洞，充满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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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日本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的阵地，一瞬间就垮了！”他抓住我的手臂，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我的肉里，“总长，是奇袭！他们从我们背后打过来！背后！”
“……电话线全断了，也找不到师部。团长带着我们突围，没跑多远，就掉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团长他……他为了掩护我们，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日本人的飞机，就像苍蝇一样，在天上乱飞，追着我们炸，往山沟里钻都没用……我亲眼看见，一整个连的弟-，被堵在山谷里，让日本人的飞机用机枪来回扫，一个都没活下来……”
“……好多部队，直接投降了……武器都来不及发，就被包围了……第27军范军长的部队，在阵地上直接被冲垮，听说……听说范军长都负伤了……”
一个又一个噩耗，像重锤一样，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脏。指挥室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最可怕的消息，来自西路。日军第36师团和第41师团，组成了一支快速穿插部队，他们没有攻击我军的坚固据点，而是沿着山间隐蔽的小路，以惊人的速度，直接插入了我军防区的纵深地带。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成功地抢占了连接中条山与黄河渡口的几个关键隘口，如垣曲、茅津渡，彻底切断了山上大军南撤的最后退路。
至此，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已经彻底完成。中条山，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死亡陷阱。
“命令！”我通红着双眼，声音嘶哑地发出我此刻唯一能下的命令，“命令第二战区、第八战区，所有靠近黄河南岸的部队，立刻、马上，不惜一切代价，向北岸组织强渡！能救出来一个，算一个！同时，给我接通空军司令部！把我们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都派过去！给我往日本人的头上扔炸弹！掩护我们的弟-们突围！”
然而，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太晚了。隔着一道天堑般的黄河，面对着日军早已构筑好的、以逸待劳的阻击阵地和绝对的空中优势，所谓的强渡增援，无异于杯水车-。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姿态，而非有效的救援。
五月的第三周，英雄的悲歌。
中条山的战斗，已经不能称之为“战役”了。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一边倒的屠杀和围猎。
被分割包围的中国军队，在失去统一指挥、通讯断绝、粮弹告罄的情况下，陷入了绝境。有的部队，在将领的带领下，拼死抵抗，战至最后一人。有的部队，则彻底失去了建制，士兵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山里四处乱窜，最终被日军像赶鸭子一样，俘虏或者射杀。
悲壮的战报（如果还能称之为战报的话），断断续-地传来。它们不再是完整的电文，而是通过各种渠道，由逃出来的散兵游勇带出的、破碎的、沾满血泪的片段。
五月十三日，第3军军长唐淮源所部，被日军包围于县山地区。这位来自云南的儒将，在弹尽粮绝、突围无望之后，召集身边仅剩的官兵，发表了最后的演说，而后在留下“中国军队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的遗言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他的最后一封电报，只有八个字：“弹尽，援绝，水粮俱无。”
五月十四日，第98军军长武士敏，这位来自河北的抗日名将，在率领残部向东突围时，与日军遭遇，激战中身中数弹，血流不止。在弥留之际，他依然高喊着“杀敌报国”，壮烈牺牲。
新27师师长王竣，与副师长梁希贤，率部死守阵地，最后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肉搏，双双战死。
第12师师长寸性奇，在阵地上被日军炮弹炸断左腿，部下要背他突围，被他厉声喝止。他用最后的力气，支撑着身体，指挥战斗，血战至最后一刻，拔剑自刎，实现了他“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誓言……
一封封诀别电，一个个殉国的名字，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刺穿着我的心脏。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沙盘上，代表我军的蓝色小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面面倒下，被日军的红色小旗所取代。那每一面小旗的倒下，都代表着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就此凋零。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些旗帜，每看一眼，都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
失败的阴云，沉重地笼罩在重庆上空。上高大捷带来的喜悦，早已被这场空前的惨败，冲刷得无影无-踪。各种指责和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说，是参谋本部的指挥失误；有人说，是第一战区的将领们麻痹轻敌；还有人，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我这个年轻的参谋次长，说我“纸上谈兵，不识兵机”。
一天深夜，戴笠悄悄来到我的官邸。他脱下黑色的风衣，露出了里面笔挺的军装，但脸上的疲惫却无法掩饰。
“总长，”他递给我一杯热茶，小心翼翼地说道，“外面风言风语很多。您……要不要出面澄清一下？那份您亲笔签发的、要求部队收缩的电令，以及您和卫长官的通话记录，都存档在机要室里。”
我接过茶杯，摇了摇头。茶水的温度，丝毫无法温暖我那颗早已冰冷的心。
“澄清？有什么用？”我苦笑一声，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仗打输了，就是输了。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我是参谋本部主抓作战的次长，我难辞其咎。在这个时候，推卸责任，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死去的弟兄们，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可是……这对您不公平。”戴笠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真切的关切。
“公平？”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雨农兄，战争里，从来就没有公平。只有胜负和生死。帮我做一件事。把所有在此次战役中，临阵脱逃、指挥不力、投敌叛变的将领名单，给我整理出来。从军长到团长，一个，都不要漏掉。我要让他们，为死去的弟兄们，付出代价。”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戴笠却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刺骨的杀气。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五月的第四周，至暗时刻的抉择。
五月底，中条山的枪声，渐渐平息。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战役，以我军的惨败而告终。据战后不完全统计，此役，我军被俘三万五千人，遗弃尸体四万两千余具，伤亡总数，超过十万人。第5、第14集团军基本被打残，第3军全军覆没。日军，则以伤亡不足三千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这场堪称“完美”的胜利。
中条山之战，成为了整个抗日战争史上，我方败得最惨、最耻辱的一仗。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人心浮动。悲观绝望的情绪，像病毒一样，在后方蔓延。有人甚至公开喊出了“曲线救国”的论调，认为正面战场的抵抗已经毫无希望。
就在这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向统帅部，递交了一份辞呈，和另一份报告。
辞呈上，我请求辞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一职，并自请处分，以承担中条山惨败之责。这不是姿态，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我无法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而另一份报告，则是我花了三天三夜，用血泪写成的、关于整场战役的复盘总结，以及一份堪称石破天惊的、关于全军指挥体系改革的建议方案。
在方案中，我痛陈了现有指挥体系中，“战区制”所带来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巨大弊端。我用中条山之战血的教训，论证了派系林立、指挥混乱，是如何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堪一击。我强烈建议，取消部分战区，将权力收归参谋本部，建立一个从上到下、指挥统一、令行禁止的垂直指挥系统。同时，成立“战区督导巡视组”，由参谋本部直接派出，常驻各大战区，拥有监督指挥、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份报告，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重庆的最高层，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它直接挑战了那些封疆大吏们的根本利益，其推行难度，可想而知。据说，报告递交上去的当天，就有好几位战区司令长官，拍着桌子，大骂我韩夏“黄口小儿，意图揽权”。
然而，就在我的辞呈和报告，还在激烈地讨论之中时，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绝密电函，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我的手上。
电函，是柯里发来的。内容，同样让我震惊。
“韩将军：总统先生已收到您的第二次警告，并对此给予了最高度的重视。他已下令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同时，为了表达对您和贵国人民的敬意，第一批加强版‘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已于上周启运。其中包括150架最新的P-40C‘战斧’战斗机，以及一个完整的机械化师的全套美式装备。总统先生希望，这支由贵国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用美国最先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部队，能够成为一把插在远东战场上的、锋利的‘中国利刃’。关于这支部队的组建和训练，他希望，能由您，亲自负责。”
我拿着这份电函，久久无语。电文不长，却仿佛有千钧之重。窗外，天色依然阴沉。中条山惨败的阴霾，还未散去。国内的局势，波诡云谲。而遥远的太平洋上，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国内的惨败，与国外的希望，形成了如此荒诞而又强烈的对比。我感到一阵眩晕。
我缓缓地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我的辞呈，那上面，还有未干的泪痕。我看着它，眼前浮现出唐淮源、武士敏、寸性奇那些殉国将领们的面容，浮现出中条山那四万多具无人收敛的尸骨。
逃避，是懦夫的行为。辞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慢慢地，将那份辞呈，撕得粉碎。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
我知道，我不能倒下。至少，现在还不能。
为了那些死在中条山的英魂，为了这个还在苦难中挣扎的国家，我必须站起来，继续走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
因为，在那至暗的时刻里，我看到了一丝微光。那是一把名为“希望”的利刃，正在等待着我，去亲手将它锻造。我要用这把利刃，为中条山屈死的十万英魂，复仇！
我的双眼，在那一刻，变得像西伯利亚的寒冰一样，冷酷而又坚定。持续了数周的悲伤、愤怒与自责，仿佛在这一刻被尽数抽离，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冷漠的、绝对的理性。哀兵必胜，但仅仅有“哀”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和一个冷静到残酷的持刀人。
我按下了桌上的电铃。片刻之后，钱卓伦推门而入。
“总长。”他看到我眼中的神色，微微一愣，随即立正。他感觉到了我身上气息的变化。
“通知刘斐厅长和戴笠主任，一个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开会。最高级别，不得有任何人缺席或迟到。”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是！”钱卓伦没有问任何问题，转身便去执行命令。
我走到巨大的沙盘前，看着那片已经插满日军红色旗帜的中条山地区，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痛苦，只有冰冷的审视。我在复盘，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寻找答案。一个能够避免悲剧重演的答案。
一个小时后，刘斐和戴笠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刘斐的神情依然沉重，而戴笠，则带着一丝探究的目光看着我。办公室的门被关上，我亲自拉上了厚厚的窗帘。
“今天请二位来，只谈两件事。”我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第一，是追责。第二，是新生。”
我将目光转向戴笠：“雨农兄，上次拜托你的事，那份失职、怯战、叛逃的将领名单，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戴笠的身体下意识地绷紧了：“报告总长，初步名单已经整理出来了。涉及校级以上军官一百二十七人，其中将官十九人。目前还在对具体事证进行最后的核实。”
“不用核实了。”我打断了他，“我要的不是一份无懈-击的法律文书，我要的是一份能够用来祭旗的名单。三天之内，把这份名单和所有相关人员，都交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告诉他们，我韩夏说的，国难当头，用重典。凡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者，杀无赦！凡指挥不当、断送袍泽者，一撸到底，永不叙用！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军令如山，畏战者死！”
我的话，让办公室里的空气都为之凝固。刘斐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他知道，中条山之败，必须有人流血，才能平息军心民愤，才能整肃纪律。而我，选择了最酷烈的方式。
戴笠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他立刻立正：“是！总长放心，三天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好。”我点了点头，然后转向刘斐，“辞修兄，我的那份关于改革指挥体系的报告，想必你已经看过了。高层的反应，我也听说了。很多人骂我，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