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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重庆，春意终于在连绵的阴雨和浓雾中，艰难地杀出了一 条血路。江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与不知名的野花的混合气息。上高大捷的喜悦，如同醇厚的米酒，依然让这座战时首都在微醺中亢奋着。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着74军将士的英雄事迹，茶馆里的评书先生将“天炉战法”演绎得神乎其神，仿佛只凭我韩夏一纸电令，就能将百万日军谈笑间化为飞灰。
然而，身处这片喧嚣的中心，我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暖意。我的办公室里，窗户紧闭，厚厚的窗帘隔绝了窗外那点虚假的春光。上高战役的伤亡报告和那封来自埃文斯上校的密函，像两块巨大的磨盘，日夜在我心中碾过。前者，是淌在中华大地上的淋漓鲜血，提醒我胜利的代价何其沉重；后者，则是一封来自未来、赌上了整个世界命运的邀约，它即将把我推到一个更为凶险、也更为孤独的舞台中央。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劳克林·柯里。这个名字，像一枚深水炸弹，在我脑海的记忆之海中掀起了滔天巨浪。我知道他，他是美国“租借法案”的重要推手，是打通中美之间生命线的关键人物。而现在，他要来亲耳听我的“故事”。这意味着，我三月二日夜里在那栋废弃别墅里投下的那颗名为“珍珠港”的石子，已经跨越了万里重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激起了远比我想像中更为剧烈的回响。
我既感到一丝欣慰，又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欣慰的是，历史的轨迹，似乎因为我的存在，而出现了偏转的可能；恐惧的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前无古人的豪赌。我将以一人之身，撬动整个太平洋的战略天平。一旦失败，我将万劫不复；而一旦成功……或许，能为这个苦难的民族，争取到一线生机。
四月的第一周，喧嚣与暗流。
四月上旬，参谋本部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上高会战的战后总结与论功行赏。会议室里，将星闪耀，烟雾缭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胜利者的光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这位以脾气火爆着称的“老虎仔”，在汇报战况时，声音洪亮，眉飞色舞，将日军第34师团的狼狈溃败描述得活灵活现。
“……总长，此役全歼敌酋大贺茂所部，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尤其是王耀武的74军，打出了我们中国军队的威风！痛快！实在是痛快！”薛岳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嗡嗡作响。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公式化的微笑，不时点头示意。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将领。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沙场的猛将，但此刻，胜利的喜悦，似乎让他们暂时忘却了战争的残酷。
“伯陵兄打得很好，诸位也辛苦了。”我等到会议的间隙，站起身，缓缓开口。喧闹的会议室立刻安静了下来。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胜利值得庆贺，但牺牲，更需要我们铭记。两万多名将士的伤亡，换来了这场大捷。他们的血，不能白流。”
我走到巨大的军事地图前，拿起指挥棒，指向了赣中那片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我要求，立刻成立战役复盘小组，由作战厅牵头，从每一个细节，去复盘上高之战。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赢在哪里，又险些输在哪里。我们的‘天炉战法’，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的炮火协同、步坦协同，与日军相比，差距还有多大？我不要一份歌功颂德的报告，我要一份写满了问题和反思的报告。下一次，当我们再对上阿南惟几的时候，我要让他输得比这次更惨！”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让会议室里狂热的气氛，迅速冷却了下来。将领们脸上的笑容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思索。
而就在我主持着这些看得见的战争复盘时，另一场看不见的较量，已经在重庆的地下世界，悄然拉开了帷幕。
四月六日，劳克林·柯里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珊瑚坝机场。官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报纸上将他的来访，誉为“中美友谊的里程碑”。然而，就在当晚，戴笠亲自来到我的官邸，带来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笺。
“总长，‘客人’想尽快听到‘续集’。时间，地点，由您定。”戴笠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混杂着兴奋与不安的复杂光芒。他显然已经从埃文斯那里，知道了某些事情的片段，这让他对我这个年轻的参谋次长，产生了更深的敬畏。
“地点，还在上次那个地方。”我几乎没有犹豫，“时间，就在明晚。告诉他，我会给他讲一个，比上次更精彩的‘故事’。”
四月的第二周，惊天密会与北方阴霾。
四月八日，深夜。黄桷垭，那栋废弃的法国传教士别墅。
同样的场景，同样昏黄的马灯，同样压抑的气氛。但这一次，坐在我对面的，不再是军人身份的埃文斯，而是一个穿着得体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个大学教授的中年人。他就是劳克林·柯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耳目与大脑。
他的眼神，比埃文斯更加深邃和锐利。那不是军人的审视，而是一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特有的、能够洞穿表象、直达本质的穿透力。
“韩将军，久仰大名。”柯里率先用流利的英语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学者式的谦和，“上高之战，您指挥的‘天炉战法’，堪称军事艺术的杰作。总统先生对此，也深表钦佩。”
“柯里先生过誉了。”我微微颔首，“那是中国数万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我不敢居功。”
寒暄过后，气氛陷入了短暂的沉寂。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
“先生，我知道您为何而来。”我决定不再绕圈子，直奔主题，“埃文斯上校，应该已经把第一份‘剧本’，呈交给了总统先生。不知道，总统先生对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否满意？”
柯里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变得异常严肃：“将军，总统先生认为，您的‘故事’，细节之丰富，逻辑之严密，令人震惊。特别是埃文斯上校提到的，关于我方海军舰船系泊鼓的情报，其精确度，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海军部的内部档案。所以，总统先生派我来，就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一个基于严密情报分析的战略推演，还是一个……已经写好了结局的……预言？”
“既是推演，也是预言。”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对于一个已经将国运押上赌桌的赌徒来说，他的下一步行动，往往是唯一的，也是最疯狂的。”
我示意钱卓伦，将第二份文件袋，推到柯里面前。
“这是‘剧本’的续集。”我沉声说道，“它将告诉您，日本人，将如何把这场海洋上的‘闪电战’，付诸实施。”
柯里打开文件袋，里面不再是地图和图表，而是厚厚的一叠文字报告。
“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日本联合舰队执行‘Z’计划的全部流程。”我开始像一个冷静的教授，阐述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航线的选择。他们不会走常规的太平洋中部航线，那样太容易被发现。他们将选择一条极度隐蔽的、气象条件恶劣的‘北方航线’，从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单冠湾秘密集结出发，绕过中途岛，直插夏威夷的东北方向。这条航线，几乎是你们海军侦察的盲区。”
“其次，是攻击的具体方式。他们将发动两轮空袭。第一轮，由携带专门改装的浅水鱼雷的攻击机，和携带重磅穿甲弹的水平轰炸机组成，主攻目标，就是停泊在‘战列舰大街’的那八艘主力舰。他们的鱼雷，经过特殊改造，足以应对珍珠港的浅水深度。第二轮，由俯冲轰炸机组成，目标是你们的机场和船坞，旨在摧毁你们的反击力量，并造成港口的瘫痪。”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时间的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因为，那是你们的军队，战备最松懈，警惕性最低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一击毙命，让你们在睡梦中，输掉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开局。”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柯里的心中炸响。他的脸色，从严肃，变成了苍白，再从苍白，变成了铁青。他的手指，下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节奏越来越快，显示出他内心极度的不平静。
“将军……您所说的这一切……有证据吗？”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干涩。
“证据？”我冷笑一声，“柯里先生，当一个人准备谋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谋杀计划写成书面报告，交给警察局吗？日本人的整个‘南进’国策，就是最大的证据！他们要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就必须与英美开战。而要开战，就必须首先敲掉美国太平洋舰队这颗最碍事的钉子！除了偷袭珍珠港，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这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高效的战略选择！至于我所说的这些细节，是我手下的情报人员，用生命，从日本海军内部，一点一滴渗透、拼凑出来的。您，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怀疑。但是，历史，不会给美国，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说完，我便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将压力，完全抛给了对方。
就在这时，别墅的门被轻轻敲响。戴笠快步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异常难看。他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
我只看了一眼，心，便猛地沉了下去。
电报的内容，石破天惊——“苏联与日本，于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我将电报，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推到了柯里的面前。
“柯里先生，看来，我不需要再提供更多的证据了。”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日本人，已经为他们的‘南进’，扫清了最后一个后顾之忧。现在，挡在他们和东南亚的油田之间的，就只剩下……你们的舰队了。他们北方的恶邻，已经向他们保证，在他们南下抢劫的时候，绝不会从背后捅他们一刀。您认为，他们还会等多久？”
柯里看着那份电报，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他作为罗斯福的顾问，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条约的战略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背叛，更是对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沉重打击。它意味着，日本这头被拴住的猛兽，北边的锁链，已经被解开了。
“我明白了……”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军，我代表总统先生，感谢您提供的、足以拯救成千上万美国人性命的情报。我会立刻回国，将您的警告，原封不动地，带到总统的办公桌前。请相信我，美利坚，绝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
“那么，关于‘租借法案’的援助……”我适时地提出了我们的要求。
“第一批援助物资，包括P-40战斗机和重型卡车，已经在路上了。”柯里站起身，向我伸出了手，“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听完您的‘故事’之后，这批物资的数量和质量，将会远远超出原来的计划。中国，是我们在远东，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尊敬的盟友。我们绝不会坐视我们的盟友，独自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