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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第三周，山雨欲来风满楼。
柯里秘密地离开了重庆，带走了我的警告，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承诺。我的心，暂时放下了一半。我相信，以罗斯福的政治智慧，他绝不会对如此详尽的警告，置若罔闻。太平洋的战局，或许将因此而改变。
然而，我还来不及喘口气，国内的局势，却因为那份《苏日中立条约》，而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消息公开后，整个重庆，舆论哗然。愤怒、悲伤、被背叛的情绪，笼罩了这座战时首都。苏联，这个一直以来以“反法西斯”盟友自居、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国家，竟然在背后，和我们最大的敌人，签订了这样一份肮脏的协议。这让许多对苏联抱有幻想的人，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参谋本部，连续几天召开高层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北方边境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
“总长，苏联人靠不住了！日本关东军，号称百万，现在没有了苏联的牵制，一旦他们从满洲里入关，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立刻从华中、华南战场，抽调至少十个师的精锐部队，加强华北和西北的防御！”一名高级参谋，忧心忡忡地提出了建议。
他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一时间，会议室里，附和之声四起。
“不可！”我站起身，一语否定了这个提议。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各位，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外交打击。但从军事角度看，我认为，它非但没有增加我们北方的压力，反而，从侧面印证了我的另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那就是，日本人的战略重心，已经不可逆转地，全面转向了‘南进’！”我的指挥棒，在地图上，从中国东北，一路划向了遥远的东南亚，“日本人为什么要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不是因为他们怕了苏联人，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腾出手来，去解决南方的问题！他们的陆军主力，深陷在中国战场，无法自拔。他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急需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锡矿，来维持他们的战争机器。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一份条约，来稳住苏联，确保他们在南下豪赌的时候，北方不会起火。”
“至于关东军，”我冷笑一声，“号称百万，其实是个空架子。其最精锐的几个师团，早已被陆续抽调到了中国关内战场。现在留在东北的，大多是新建的、缺乏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伪满洲国的统治，而不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自乱阵脚，被日本人虚张声势的北方威胁所迷惑，从而削弱我们在主要战场的兵力。”
我的这番分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让原本慌乱的将领们，渐渐冷静了下来。
然而，就在我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分析全球战略和南北博弈之时，一个被我们忽略了太久的角落，却正在悄然酝酿着一场致命的风暴。
四月下旬，来自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情报，开始陆续送达参谋本部。情报显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正于山西南部，频繁调动。
“敌军在晋南地区，集结了第33、35、36、37、41、47等六个师团，以及多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超过十万人。”
“敌正在加紧修筑由晋城、阳城通往我中条山区的公路。”
“敌机侦察活动异常频繁，并在我军防区外围，构筑了大量炮兵阵地。”
……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一点：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即将在晋南地区展开。目标，就是我军插入敌人心脏地带的一根钉子——中条山。
中条山，这条横亘于黄河北岸的山脉，是我们在华北敌后，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这里，驻扎着我们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共计三个集团军，近二十万人。它像一把利刃，时刻威胁着日军的交通线——同蒲铁路，并策应着整个华北的抗战。因此，它也成了冈村宁次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四月的第四周，致命的死角。
我立刻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晋南战局的分析中。然而，越是深入研究，我心中的不安，就越是强烈。
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中条山的中国守军，虽然数量庞大，但派系林立，指挥体系极其混乱。几个集团军，分属于不同的派系，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身处敌后，他们产生了一种“固守据点，各自为安”的麻痹思想。很多人，包括第一战区的指挥官们，都普遍认为，中条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即便进攻，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扫荡”，不可能发动决战规模的攻势。
“总长，卫立煌长官来电，认为日军此次调动，很可能是为配合其‘南进’战略，而进行的战略佯动，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兵力，使其无法南调。”作战厅长刘斐，向我汇报了前线的判断。
“佯动？”我听着这个词，一股无名火，直冲头顶，“十万大军，六个精锐师团，上百架飞机，就为了搞一场佯动？他们当冈村宁次是傻子吗？！”
我冲到巨大的晋南沙盘前，沙盘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我军的防御据点。这些据点，星罗棋布，看似坚固，但在我看来，却像是一盘被人锁死了气的死棋。
“糊涂！简直是糊涂透顶！”我一拳砸在沙盘的边缘，震得代表着我军的小旗子，东倒西歪，“他们把部队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在几百公里的防线上，每一个点都守，就等于每一个点都守不住！冈村宁次，这个中国通，最擅长的就是‘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的战术！他现在要做的，不是一个点一个点地跟我们打，而是要用他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机动力，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向心突击，将我们的部队，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这不是佯动，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歼灭我第一战区主力为目标的……围歼战！”
我的怒吼，在指挥室里回荡。在场的参谋们，噤若寒蝉。他们从未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口述电令。
“以参谋本部最高指令，命令第一战区，立刻改变现有部署！放弃外围所有孤立据点，将兵力向主峰地区收缩，结成拳头！命令各集团军，打破建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命令后勤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向山区抢运弹药和粮食！敌人，马上就要动手了！”
我的电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发了出去。
然而，我心中，却没有丝毫的轻松。我知道，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远在重庆的命令，要传达到前线，再被那些心存疑虑、互相猜忌的将领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太难了。
四月的最后一天，深夜。重庆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又变得湿冷起来。我独自一人，站在指挥室的沙盘前，一夜未眠。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蹩脚的裱糊匠，拼尽全力，试图将这座早已千疮百孔的房子，维持住最后的体面。我刚刚在太平洋的战线上，为美国人糊上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但转过身，却发现，我自己家里，最大的一根房梁，却正在发出“咯吱咯吱”的、即将断裂的声音。
天色微明时，一份来自戴笠的、经过特殊渠道传递的绝密情报，送到了我的案头。情报的来源，是我们潜伏在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里，级别最高的一名谍报人员。
情报很短，只有一句话，是用一首唐诗的残句，加密而成的：
“黑云压城城欲摧。”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手，不住地颤抖。
我知道，冈村宁次的屠刀，已经举起来了。中条山那二十万将士的命运，已经悬于一线。
我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已经听到了，从遥远的北方，传来的，山崩地裂般的炮声，和无数士兵，临死前的绝望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