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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重庆，像一只被置于文火上的瓦罐，罐里盛满了全城四百万军民的焦灼与汗水。长江与嘉陵江蒸腾起的水汽，被两岸的山峦死死锁住，化作一片挥之不去的湿热，黏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渗入每一个人的呼吸里。我的参谋本部公署位于渝中区，这座由旧式院落改造而成的建筑群，即便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了冰块，也依旧驱不散那股令人心烦意乱的闷。
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嘶鸣着，仿佛在为这个苦难的国家吟唱着一曲永无休止的悲歌。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目光却并未聚焦于眼前的山川河流模型，而是穿透了闷热的空气，穿透了层层的地理阻隔，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湘北、鄂南。那里，一场关乎国运的巨大风暴正在酝酿，而我，则是那个站在风暴中心，试图驾驭风暴的人。
时间已经进入一九三九年的八月第一周。
自从五月的随枣会战以一种惨烈的平局收场后，中原战场的枪炮声暂时平息了下来。但这短暂的宁静，在我看来，比炮火连天的战场更令人不安。它就像是两次巨大海啸之间的短暂退潮，表面的平静之下，正积蓄着足以吞噬一切的恐怖力量。这股力量的核心，是一个我绝不敢掉以轻心的名字——冈村宁次。
那个矮小精悍、目光阴鸷的日本陆军中将，此刻正以其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身份，坐镇武汉，像一只蓄势待发的毒蛛，精心编织着他那张企图绞杀第九战区的巨网。随枣会战中，他那手“分进合击、多路围攻”的战术虽然被我提前洞悉并加以反制，未能达成围歼我第五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但其战术执行之坚决，兵力调度之精准，依旧让我后背发凉。我深知，冈村宁次不是一个会轻易罢休的人。一次失败，只会激起他更疯狂的反扑。
我的手指在沙盘上轻轻划过，从武汉出发，沿着长江南岸，一路指向长沙。这条线，就是冈村宁次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长沙，这座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不仅是第九战区的指挥中枢，更是连接华中与华南的战略枢纽。一旦长沙失守，日军便可沿粤汉铁路南下，与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南北对进，彻底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最后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苦战之后，无论是军队还是民众，士气都已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我们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提振人心，而日本人，同样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扫除随枣会战未能竟全功的阴霾，并向全世界炫耀其“膺惩暴支”的武力。
“次长。”
作战厅厅长刘斐将军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微胖中年人，镜片后面的双眼，总是闪烁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作为我的直接下属，他负责着整个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制定与指导，也是我战略意图最主要的执行者。
“这是军令部刚刚送来的七月份全国战场态势综述，还有……第九战区薛长官关于湘北防御的初步计划。”他将两份厚厚的文件轻轻放在我面前的红木大桌上，桌上的电风扇呼呼地吹着，却只能扬起几张无关紧要的纸片，吹不走满室的沉重。
我没有立即去看文件，而是转身看着他，问道：“刘厅长，你觉得冈村宁次什么时候会动手？”
刘斐沉吟了片刻，扶了扶眼镜：“从情报上来看，日军第十一军正在频繁调动。其麾下的第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均有向鄂南、赣北集结的迹象。特别是他们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活动异常频繁。武汉的日军机场也在扩建，似乎是在为大规模航空兵支援做准备。综合判断，我认为，快则九月初，慢则九月底，冈村宁次必然会发动一场以长沙为目标的攻势。”
我点了点头，刘斐的判断与我不谋而合。历史的车轮，并未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其既有的轨迹。第一次长沙会战，终将如期而至。
“我们的准备呢？”我继续问道。
“第九战区目前下辖十五个集团军，总兵力超过五十万。薛长官的计划，是典型的阵地防御战。他打算依托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条天然防线，层层阻击，节节抵抗，以空间换时间，最终将日军拖疲、拖垮在长沙城下。”刘斐的语气很平淡，似乎只是在复述一份没有感情的文书。
但我却从他的平淡中，听出了一丝不认同。
我拿起薛岳的那份计划，快速地翻阅着。这份计划写得非常详尽，兵力部署、阵地构筑、后勤补给，面面俱到，堪称一份教科书式的防御作战方案。薛岳，这位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的将领，其指挥能力和作战意志都毋庸置疑。然而，我却在这份看似完美的计划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太正了。”我放下文件，轻轻吐出三个字。
刘斐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知道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是的，次长。太正了。一板一眼，四平八稳。这样的计划，或许可以抵挡住阿南惟几或者西尾寿造，但用来对付冈村宁次，恐怕……会吃大亏。”
“冈村的用兵特点，在于一个‘奇’字。”我走到巨大的湖南地图前，拿起一根红蓝两色的指挥杆，红色的那头，点在了岳阳的位置。“他从不屑于按照对手预设的剧本走。随枣会战，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主攻襄河东岸，他却出人意料地将主力用在了桐柏山和大洪山方向。这一次，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新墙河、汨罗江的正面防御上，他一定会想办法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致命一击。”
我的指挥杆在地图上移动，最终停在了湘赣边界的幕阜山脉和湘鄂边界的九宫山区。“这里，还有这里。我们的侧翼，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冈村宁次会不会利用他的机械化部队，或者干脆就是他最擅长的山地步兵，从这些看似无法逾越的山区，迂回到我们防线的背后？”
刘斐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快步走到地图前，仔细端详着我所指的区域。那里的地形确实复杂，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对于大规模兵团的运动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区域往往是防御部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次长是担心……日军会重演当年松浦淳六郎迂回万家岭的故伎？”
我摇了摇头：“不，冈村宁次比松浦淳六郎更高明，也更谨慎。他不会简单地复制战例。他要做的是，在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插上一把最锋利的刀。薛长官的计划，核心思想是‘堵’，依托河流、城镇，构筑坚固防线，企图将日军堵在长沙之外。而我要的，不是‘堵’，是‘诱’，是‘杀’！”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闷热的作战厅里，却显得格外清晰和有力。“把拳头收回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出去。我们不能把主力部队一开始就全部摆在第一线，那样只会成为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正面战场，必须放开一个口子，诱敌深入！”
“诱敌深入？”刘斐大吃一惊，“次长，这太冒险了！湘北一马平川，一旦让日军的战车部队突了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民众的撤离也是个大问题。”
“我说的诱敌深入，不是一味地后退。”我用指挥杆在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这片区域，就是我为冈村宁次准备的坟场。我们要利用这里的水网、丘陵、山地，将他的部队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
“具体的计划是，”我深吸一口气，开始阐述我脑海中已经酝酿了许久的战略构想，“第一，正面防线适当收缩，以少数部队节节抵抗，袭扰、迟滞敌军，主力部队则后撤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的山区隐蔽待机。第二，在湘赣、湘鄂边界的幕阜山和九宫山地区，部署重兵，构筑侧翼伏击阵地。我断定，冈村宁次为了达成迅速突破的目的，一定会分兵对我们的侧翼进行牵制性攻击，甚至是大胆的穿插迂回。这，就是我们歼敌的最好机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把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等他来打，我们要主动出击！”
我的指挥杆最后重重地点在了赣北的修水、靖安一带。“这里是日军第一零六师团的防区，也是整个第十一军战线的东南侧翼。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总司令，在日军发起长沙攻势的同时，集结重兵，对这一区域的日军发动猛烈攻击，做出要切断南浔铁路的姿态。如此一来，赣北的日军必然会向冈村宁次求援，冈村宁次就必须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猛攻长沙，还是分兵救援赣北。无论他怎么选，他的整个作战部署都将被我们打乱！”
刘斐的眼睛越来越亮，他扶着眼镜，嘴唇微微颤抖，激动地说道：“后退、设伏、侧击、反攻……次长，这……这是一个完美的‘后退决战’计划！通过主动的战略后退，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分散其兵力，然后在我们预设的战场，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高！实在是高！”
我摆了摆手，示意他冷静下来：“计划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首先，要说服薛长官放弃他固有的阵地战思想，这就不容易。其次，部队的大规模后撤和隐蔽，对通信、指挥和纪律都是极大的考验，稍有不慎，战略后退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大溃败。最后，侧翼的伏击部队，必须是我们的精锐，要能打硬仗、恶仗。这些，都需要我们参谋本部和第九战区进行反复的推演和周密的协调。”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作战厅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忙碌之中。我带着刘斐和一群年轻的参谋军官，不分昼夜地趴在地图和沙盘前，将整个湘、鄂、赣三省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条路都研究了无数遍。我们推演了冈村宁次可能采用的每一种进攻方式，并为之制定了相应的应对预案。
期间，我亲自给第九战区代长官薛岳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薛岳，一开始对我提出的“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方案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是湖南人，守土有责，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而且，两年前那场人为的“文夕大火”，已经让长沙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他不能再让日军的铁蹄踏入长沙城。
他的顾虑我完全理解。这是一个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我必须让他明白，暂时的后退，是为了最终的胜利。慈不掌兵，妇人之仁在残酷的战争中，只会带来更大的伤亡和失败。
我在电话里足足和他争论了两个小时。我没有用上级的身份去压他，而是以一个参谋的身份，为他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阐明了固守防线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我的计划中蕴含的巨大战机。我甚至把冈村宁次在过去几场战役中的用兵习惯，都给他做了详细的剖析。
“薛长官，我们打的不是一场保卫某个城市、某条河流的战斗，我们打的是一场歼灭战！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冈村宁次挡在长沙城外，而是要把他的第十一军，彻底打残、打废在湖南的土地上！为此，付出一些暂时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是我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久到我以为信号已经中断。最后，薛岳用一种近乎嘶哑的声音说道：“韩次长，你的计划，我原则上同意。但是，如果战局发展与你的预判不符，我将随时保留按照我的方式指挥战斗的权力。”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知道，我已经说服了他。
得到了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认可，整个计划的推行顿时顺畅了许多。一份代号为“天炉”的作战计划，以最快的速度被制定出来，并以绝密电文的形式，发往第九战区的各个集团军司令部。
“天炉”，取义于“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我就是要将整个湘北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熔炉，将冈村宁次伸进来的爪牙，彻底熔化、锻打，让他们有来无回！
时间进入八月的第二周。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到来的湘北大战做准备时，两份来自不同方向的情报，几乎同时摆在了我的案头。
第一份情报，来自北方。
中苏边境，一个叫“诺门罕”的不知名地区，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从最初的小规模摩擦，演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陆空大战。情报显示，关东军在初期的交战中，凭借其精锐的步兵和悍不畏死的“肉弹”攻击，一度占据了上风。但随着苏军新任指挥官朱可夫到任，战场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朱可夫集结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飞机，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对关东军发动了碾压式的打击。尤其是苏军的BT-7快速坦克，在广袤的草原上，简直就是日本那些“豆战车”的噩梦。
情报的最后，附上了一份由我们潜伏在满洲的特工冒死送出的技术分析报告。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苏军的纵深防御理论、大炮兵主义以及空地协同作战的模式。看着这份报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这是两种不同军事思想的激烈碰撞。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武士道”精神和步兵至上主义，在苏联钢铁洪流的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诺门罕的炮声，等于提前为日本陆军的僵化思想敲响了丧钟。
我立刻让情报部门的主管戴笠将军过来。这位以心狠手辣、行事诡秘着称的军统负责人，在我面前却总是表现得异常恭敬。我知道，这种恭敬并非源于我的军衔，而是源于他对我战略判断能力的某种敬畏。
“雨农兄，”我习惯用他的字来称呼他，以示亲近，“诺门罕的情报，你有什么看法？”
戴笠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身形瘦削，但眼神却像鹰一样锐利。他沉声答道：“次长，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诺门罕之战，打得越久，打得越惨，对我们就越有利。它不仅能极大地消耗日本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彻底打断日本军部内部‘北进派’的脊梁。从此以后，‘南进’，也就是全力侵华，将成为他们唯一的国策。这样一来，苏联远在欧洲，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而英美等国，则会感受到来自日本更直接的威胁。”
“说得好。”我赞许地点了点头，“但你只看到了其一，没有看到其二。‘南进’成为唯一国策，固然会增加英美等国对我们的同情和援助，但同样也意味着，我们将独自承受来自日本更大、更直接的军事压力。冈村宁次的这次湘北攻势，很可能就是日本在确定‘南进’国策后，对我们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略决战。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弥补在诺门罕的失败，来向国内的‘北进派’和国际社会证明，‘南进’是正确的。”
戴笠的脸色微微一变，显然，他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我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诺门罕的战局发展。我需要你动用一切力量，搞清楚关东军的真实损失情况，以及这场战役对日本军部高层决策的具体影响。这些情报，对于我们判断接下来的战争走向，至管重要。”
“卑职明白。”戴笠恭敬地回答。
第二份情报，则来自遥远的欧洲。
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英法两国虽然一再对波兰的安全做出保证，但他们的绥靖政策，已经让希特勒看穿了其色厉内荏的本质。战争，似乎已经一触即发。而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情报显示，德国与苏联，这两个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的国家，竟然在进行秘密接触！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我的脑海中炸响。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在另一个时空中，直接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魔鬼契约，即将在这个时空里，再次上演。
而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于远在东方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立刻铺开一张世界地图，目光在柏林、莫斯科、东京这三个点之间来回逡巡。一条由德、意、日三国组成的“反共”轴心，是日本敢于肆无忌惮地侵略我们的重要外部因素。而一旦苏德签约，这个轴心将瞬间土崩瓦解。德国，这个被日本视为最可靠盟友的国家，将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的假想敌苏联媾和。这对于一向自视甚高、极其注重“信义”的日本人来说，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外交羞辱和战略打击！
我可以想象，当这个消息传到东京时，整个日本政府和军部将会陷入何等的混乱与愤怒之中。而这种混乱与愤怒，又会如何影响到他们对华战争的决策？
我的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从战略上、心理上彻底打击敌人的机会！
我当即命令刘斐，让他组织参谋本部的战略研究室，立刻就“苏德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对远东局势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尽快拿出一份详尽的评估报告。
“告诉他们，”我对刘斐强调道，“不要拘泥于现有的国际关系格局，要敢于做最大胆的推演。我要知道，最坏的情况，和最好的情况，分别是什么。”
八月的第三周，局势的发展，印证了我的预感。
八月二十日，朱可夫指挥下的苏蒙联军，在诺门罕地区对日本关东军第六军发动了钳形攻势。数十万苏军，在一千多辆坦克和装甲车的引导下，如同两把巨大的铁钳，狠狠地夹向了关东军的阵地。日本军队引以为傲的步兵，在苏军的钢铁洪流面前，被成片成片地屠杀。关东军精心构筑的工事，被苏军的重炮夷为平地。日本航空兵试图夺回制空权，但在性能更优越的苏军战斗机面前，同样是损失惨重。
战报如同雪片般飞到我的案头。每一个字，都透露着关东军的绝望和崩溃。第二十三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师团长小松原切腹自杀。第七师团伤亡惨重。整个第六军，成建制地被从地球上抹去。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是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几乎在诺门罕战役进入高潮的同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
八月二十三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次日，全世界的报纸都用头版头条刊登了同一条新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
消息传来，东京的日本政府，如同被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平沼骐一郎内阁发表了一番不知所云的声明后，宣布总辞职。整个日本，都陷入了一种被盟友背叛的愤怒和迷茫之中。他们所谓的“反共防共”国策，瞬间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我拿着刊登着这条新闻的报纸，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机会来了！
我立刻召集了参谋本部的所有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凝重。所有人都知道，世界局势，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
我走到地图前，用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说道：“诸位，我想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新闻。在北方，关东军被苏联人打得尸横遍野。在欧洲，我们的敌人日本，被他的盟友德国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一个从军事上和心理上，双重打击敌人的绝佳机会！”
“日本政府刚刚倒台，新旧交替之际，其国内政局必然一片混乱。陆军在诺门罕惨败，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海军和陆军之间，‘南进’和‘北进’的争论，必然会再度甚嚣尘上。整个日本，现在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失去了方向的破船。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再给这艘破船，狠狠地来上一下！”
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将军，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和我一样的兴奋与激动。
“冈村宁次选择在这个时候进攻长沙，既是他的狂妄，也将是他的死期！他想用一场胜利来为陆军挽回颜面，为‘南进’派增加砝码。我们就偏偏不让他如愿！‘天炉’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我要求，第九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在八月底之前，完成所有的战前准备。我要让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成为继关东军第六军之后，又一个被埋葬的日本陆军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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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我转向刘斐，下达了具体的指令。
“第一，责成第九战区，严格按照‘天炉’计划，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正面防御部队，务必于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向预定阵地的后撤与隐蔽。侧翼伏击部队，必须在同一时间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第二，命令第十九集团军，于九月一日零时，准时向赣北日军发动攻击。记住，攻击一定要猛烈，声势一定要大！要让冈村宁次相信，我们真的要切断他的南浔线！”
“第三，命令空军，集中我们所有能飞的飞机，从九月一日起，对武汉地区的日军机场、码头、仓库，进行不间断的袭扰性轰炸。我们不是要炸毁他多少东西，而是要让他不得安宁，让他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压力！”
“第四，”我顿了顿，看向军统的戴笠，“命令所有潜伏在敌占区的情报人员，以及我们在海外的情报站，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我们要把诺门罕的惨败，把苏德签约的‘背叛’，无限地放大！我们要印制传单，利用广播，用日语、用汉语，把这些消息，传到每一个日本兵的耳朵里！我要从心理上，彻底瓦解他们的战斗意志！”
一道道命令，从我口中有条不紊地发出。作战厅里的气氛，从凝重，逐渐变得炙热。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期待和信心。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战略窗口期。敌人正处在内外交困、士气低落的最低谷，而我们，则凭借着对整个战局的精准预判，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此战，必胜！
时间，在紧张的等待中，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周。
湘北前线的空气，已经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