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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最后一天，当第九战区全歼日寇第一〇六师团的捷报传到重庆，整座山城都沸腾了。这是继台儿庄、万家岭之后，正面战场上又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大捷，而且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围歼战。一时间，鞭炮声响彻街巷，报童们挥舞着号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赣北祝捷，再创辉煌”的口号。民众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经历了太多次撤退和失利之后，他们太需要一场这样提振人心的胜利了。
然而，在这举国欢庆的浪潮中，位于半山腰的参谋本部作战室，却是一片与外界截然不同的肃穆和凝重。巨大的赣北地图前，我站了整整一夜，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但我的手里，依然夹着一根刚刚点燃的香烟。缭绕的青烟后面，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个被我们用蓝色旗帜标注出来的，名为“南昌”的城市。
胜利的喜悦，在我这里，持续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当薛岳那封报捷的电报读完，当作战室里的参谋们短暂地欢呼之后，我的心，便立刻被一份份紧随而至的伤亡报告和后勤统计表，重新拽回了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总长，第九战区各参战部队的初步伤亡数字出来了。”首席作战参谋陈思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沉痛。他将一份薄薄的册子递到我面前，纸页上那一个个鲜红的数字，仿佛还带着前线的血腥气。
我没有接，只是闭上了眼睛。“念。”我只说了一个字。
“此役，我第九战区参战各部，共计伤亡六万一千余人。其中，担负主攻任务之第七十四军，伤亡超过一万五千人，其麾下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师，多个主力团营建制被打残。担负穿插阻击任务之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军，亦伤亡惨重……此外，弹药消耗巨大，尤其是重炮炮弹，各部库存已基本告罄。军政部兵工署报告，本月之内，最多只能补充此次消耗量的三成。”
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六万一，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六万多个鲜活的生命，是六万多个破碎的家庭。我们用几乎三比一的伤亡比，才换来了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我们赢得了，却也赢得惨烈，赢得悲壮。
“冈村宁次呢？他有什么动静？”我睁开眼，将那份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情绪崩溃的伤亡报告抛在脑后，问道。
“根据军令部二厅和调查统计局从九江、武汉一线传回的情报，冈村宁次在得知第一〇六师团被全歼、师团长立花小一郎切腹之后，震怒异常。他已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请求增援。情报显示，原驻防华北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正由平汉线紧急南下，预计一周内可抵达武汉。同时，日军正在紧急抽调其海军第三舰队之一部，进入鄱阳湖，企图利用水路优势，支援其陆军作战。另，日军航空兵团正在向武汉周边机场大规模集结。”陈思平的语速很快，显然这些情报他早已烂熟于心。
我走到地图前，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武汉、九江周边，画上了一个个代表日军增援部队的符号。很快，南昌城的北面，就出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
“他要报复，他要找回面子。”我喃喃自语。冈村宁次不是一个会轻易承认失败的人。万家岭的惨败，已经让他成了日本陆军的笑柄。这一次，他亲自指挥，动用了三个精锐师团，结果又有一个师团被成建制地歼灭。这种奇耻大辱，足以让他赌上自己的全部军事生涯，来发动一场规模更大、更疯狂的反扑。
“总长，您的意思是……日军还要进攻南昌？”一个年轻的参谋，难以置信地问道。在他的认知里，打了败仗的一方，理应舔舐伤口，暂时转入防御。
“不是还要进攻，而是必须进攻。”我转过身，看着作战室里一张张因为胜利而略显松弛的脸，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诸位，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对于日本人来说，南昌的战略地位固然重要，但现在，比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帝国陆军的‘荣誉’！我们全歼了他们一个常设师团，这是对他们武士道精神最沉重的打击。如果冈村宁次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把这个场子找回来，那他不仅自己要上军事法庭，整个第十一军，乃至整个中国派遣军，都将颜面扫地。所以，他一定会来，而且会倾其所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来！”
我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作战室里残存的喜悦气氛。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一场辉煌的胜利，或许只是另一场更残酷血战的序幕。
“立刻给薛岳发电。”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第一，通令嘉奖第九战区全体将士，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第二，命令他，立刻停止一切庆祝活动，所有部队不得有丝毫松懈，必须立刻收拢部队，补充兵员，抢修工事，准备迎接日军下一轮更猛烈的进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告诉他，南昌，有可能守不住。让他务必在南昌以南、以西的广大纵深地带，预设至少三道预备防线。我的底线是，可以丢掉南昌城，但绝不能让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在南昌城下与日军打成一场消耗巨大的决战。保存有生力量，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战略核心！”
这封电报，无异于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中国都认为南昌已经固若金汤的时候，我却在考虑放弃南昌。我知道，这个命令一旦发出，将会引来多少不解和非议。薛岳那样的刚烈性格，恐怕更是难以接受。
果然，不到一天，薛岳的回电就到了。电报的前半部分，是对我的战略预见表达了感谢和钦佩，但后半部分，则用极其坚定的语气陈述，第九战区数十万将士，刚刚取得大胜，士气高昂，民众拥护，兼有赣北地形之利，必能与日寇再战一场，誓与南昌共存亡。
看着这份措辞恳切但态度强硬的电报，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我理解薛岳的心情，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是刻在骨子里的天职。让他主动放弃一座刚刚用数万将士鲜血换来安宁的省会城市，这在情感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但我不能感情用事。我知道历史的走向。历史上，日军正是在三月中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南昌战役，并且最终攻占了南昌。那一战，中国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因为实力差距而被迫撤退，并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我虽然通过自己的谋划，先赢了一局，但双方的实力天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如果硬要和倾巢而出的日军在南昌城下决一死三战，结果很可能是，城也丢了，主力部队也被打残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说服薛岳。强行下令，固然可以，但一个心存芥蒂、被动执行命令的前线总司令，是打不好仗的。我必须让他从内心深处，理解我的战略意图。
最终，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南昌。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陈思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总长，万万不可！您是参谋次长，统揽全国军务，岂能亲身犯险？如今武汉已经失守，从重庆到南昌，路途遥远，空中有日机封锁，地面也不太平，太危险了！”
“是啊，总长，您坐镇重庆，我们才心安。前线的事情，一道电令足矣。”其他的将领也纷纷劝阻。
我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正因为我是参谋次长，我才必须去。有些话，在电报里是说不清楚的。有些决心，也必须当面才能下。此战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的未来，关系到我们能否将战争拖入我们想要的持久战轨道。我必须确保，我的战略意图，能够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至于危险，我们军人，从穿上这身军装的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前线的士兵，时时刻刻都在枪林弹雨里，我坐一趟飞机，又算得了什么？”
我的态度很坚决，众人见劝说不动，也就不再多言。我立刻让陈思平去安排航线和飞机，并以“视察前线防务”为由，向军事委员会报备。同时，我将重庆大本营的日常指挥权，暂时委托给了几位资深的厅长，并特别嘱咐陈思平，我不在的期间，要密切关注其他战区的动态。
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晚，戴笠又一次深夜造访。他带来的，是关于河内那边的最新消息。
“夏公，你要去南昌？”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显然我的行踪，根本瞒不过他的耳朵。
“嗯，必须去一趟。”我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路上多加小心。日本人现在恐怕最想除掉的人，就是你了。”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河内那边，有新动静了。我们的胜利，似乎刺激到了他们。高宗武等人与日本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根据我们安插在他们身边的人报告，他们似乎正在起草一份所谓的‘日华协议草案’，内容……不堪入目。”
“割地？赔款？承认伪满？”我冷冷地问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戴笠的脸色在烟雾中显得愈发阴沉。“他们准备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利益’，同意‘共同防共’，实际上就是引狼入室，让日本人可以名正言顺地驻军。他们甚至妄想，只要这位‘大人物’站出来，登高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瓦解我们的抗战意志。”
“痴心妄想！”我将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掰成了两段。“一群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和一群被失败吓破了胆的懦夫。真是绝配。”
“夏公，我觉得，不能再等了。”戴笠的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这种毒瘤，多留一天，对国家的危害就多一分。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最彻底的手段，将其铲除。”
我沉默了。我知道，他说的“手段”是什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军统的特工，正是在三月下旬，对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的那栋别墅，发动了一次突袭。目标，正是那位“大人物”。只是，那次行动，因为情报失误，最终功亏一篑，反而打草惊蛇。
现在，我坐在这里，历史的轨迹，似乎又一次走到了那个关键的岔路口。我是否应该阻止他？或者，利用我的先知，帮助他“成功”？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从情感上，我恨不得立刻将那些民族败类千刀万剐。但理智告诉我，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个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一旦以这种方式死在国外，所引发的政治风暴，将难以估量。他的那些门生故旧，会不会因此而哗变？党国会不会因此而分裂？这会不会反而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
“这件事，在你动手之前，必须让我知道。”良久，我才缓缓开口。“时机，地点，人选，我需要全部的细节。记住，我们的目标，是铲除叛国集团，而不是制造一个殉道者，更不是引发一场内乱。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旦失败，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我没有明确地同意，也没有明确地反对，而是将主动权，重新抛了回去，但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我知道，以戴笠的性格，他一定会动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我的知识，去规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确保这次行动，能够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而附带的伤害，则降到最低。
戴笠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更多的东西。但他什么也没看出来。最终，他点了点头：“我明白。夏公，一路保重。”
三月的第二周，我乘坐着一架伪装成运输机的道格拉斯DC-2，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冒着被日军飞机拦截的风险，秘密飞离了重庆。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向着炮火连天的东南方飞去。我的心里，既有对前线战局的担忧，也有对后方暗流的焦虑。这场战争，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实在太多，也太复杂。
经过数小时的颠簸飞行，飞机最终在赣南的一个秘密机场降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罗卓英、王陵基等一众高级将领，早已在此等候。
看到我走下飞机，薛岳这位素以刚猛着称的“老虎仔”，眼眶竟然有些发红。他快步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夏公！您……您怎么亲自来了！此地危险，万万不可啊！”
“伯陵兄，”我回握住他的手，感受着他手掌中因为常年握枪而生出的厚茧，“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韩夏在后方，岂能安坐？来看看大家，也来……和你商量一些事情。”
在去往南昌的路上，薛岳向我详细介绍了前线的最新情况。正如我所料，日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往九江前线。冈村宁次甚至将他的指挥部，都向前移动到了距离修水不远的德安。种种迹象表明，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已是箭在弦上。
“夏公，您放心！”薛岳拍着胸脯，指着车窗外那些正在加固工事的士兵，豪情万丈地说道，“上次我们能全歼他一个师团，这次他就算来十个师团，我薛伯陵也敢和他碰一碰！南昌城，只要有我第九战区一人一枪在，就绝不会让小日本踏进一步！”
听着他这番话，看着他那张写满决心的脸，我本来准备好的一肚子大道理，忽然有些说不出口了。我能对他说什么？告诉他历史上南昌就是没守住？告诉他你的决心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毫无意义？这太残忍了，也太伤士气了。
我决定换一种方式。
当天晚上，在第九战区设在南昌城内的临时指挥部里，我没有和他们开什么军事会议，而是请所有的军长以上将领，吃了一顿饭。饭很简单，就是普通的行军餐。席间，我没有谈战略，没有谈战术，只是一个一个地，向这些在座的将军们敬酒。
我敬在吴城血战中几乎被打残的第七十九军军长，感谢他和他的弟兄们，为整个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敬在万家岭主攻中身先士卒的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称赞他的部队不愧为抗日铁军。我敬每一位将军，说出他们部队的番号，说出他们在这次战役中的功绩。我甚至能叫出他们中一些人的字号，说出他们是哪里人。
这些细节，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动容了。他们没想到，我这个远在重庆的参谋次长，对前线的情况，对他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得如此清楚。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烈起来。许多将军都开始主动向我敬酒，诉说着战斗的惨烈，也表达着必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