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皮小说【m.xpxs.net】第一时间更新《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最新章节。
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是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声中到来的。
警报并非实弹，而是陪都例行的全城演习。冰冷刺骨的晨雾笼罩着山城重庆，将那些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和石板路都浸染得湿漉漉的。我站在参谋本部位于半山腰的作战室窗前，没有回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那些年轻参谋们因为新年和演习而混合在一起的、略带兴奋的紧张气息。他们还很年轻，战争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或许还未完全褪去史书上的传奇色彩，但对于我来说，战争只是办公桌上一摞摞冰冷的卷宗，是地图上一个个需要用人命去换取的箭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的民族血脉。
“总长，这是整理完毕的各战区去年十二月下半月战报、日军动态情报汇编以及军政部送来的本月军需分配预案。”我的首席作战参谋陈思平上校将三份厚厚的文件夹轻轻放在我身后的巨大地图桌上，声音沉稳，没有被窗外的警报声影响分毫。陈思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心思缜密，记忆力惊人，更重要的是，他对我那些时常显得“惊世骇俗”的战略构想从不质疑，只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分解、完善，变成切实可行的作战指令。
我转过身，没有去看那些文件。那些内容，在它们还是一封封零散的电报时，早已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思平，把第九战区的敌我态势图拿过来，再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个月关于日军第十一军人事变动和物资调集的所有原始情报都找出来。”
“是。”陈思平略感意外，但立刻立正敬礼，转身去高大的文件柜里翻找。
作战室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其余的参谋们停止了交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面覆盖了整面墙壁的巨幅中国地图。他们的目光精准地找到了那个被红色铅笔重点圈出的区域——以南昌为核心的赣北地区，以及浩渺的鄱阳湖。战争的嗅觉，是这个时代军人最基本的素养。他们都明白，我的这个指令，意味着一场大战或许已在酝酿之中。
一九三八年的硝烟尚未散尽。秋天，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也成功地将我们赖以生存的沿海经济命脉和华中腹地切断。战局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是一个比正面会战更考验意志和智慧的阶段。敌人正在改变策略，日本新任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妄图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奴役我们。他们开始扶植伪政权，收买汉奸，妄图“以华制华”，从内部瓦解我们的抵抗意志。而军事上，他们也停止了长驱直入的全面进攻，转为对占领区的巩固和对关键战略要地的“有限目标”攻击。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哪里？这个问题，我从武汉撤退的那一刻起，就在脑中推演了无数遍。西安？切断我们与西北的联系。宜昌？溯江而上，威胁陪都。但我的目光，始终牢牢锁定在南昌。
南昌，是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的交汇点，是连接华中、华东和华南的战略枢纽。拿下南昌，日军不仅可以彻底切断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联系，还能以此为基地，西窥长沙，南逼衡阳，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鄱阳湖和长江的水运体系，为其后续的作战行动提供便利的后勤保障。这颗钉子，冈村宁次——这个第十一军的新任司令官，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历史上的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而现在，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在他动手之前，为他准备好一个足够坚固的坟墓。
陈思平很快将一卷巨大的地图和一叠文件摆在了桌上。地图是十万分之一的赣北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最新的敌我部署。我戴上白手套，拿起放大镜，一寸寸地审视着图上的每一条等高线、每一条河流和每一个村庄。
“总长，根据调查统计局和军令部二厅的情报综合分析，自去年十一月以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镇武汉，频繁调动部队。其麾下的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正逐步向九江、武宁、瑞昌一线集结。同时，我们部署在长江沿岸的观察哨报告，日军运输船队近期在长江中下游活动异常频繁，大量的军用物资，尤其是重炮炮弹和舟桥器材，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九江港。”陈思平在一旁低声汇报着，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关键的位置。
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指引移动，最终落在了地图上那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上——修水。修水，发源于湘赣边界的幕阜山脉，自西向东，流经武宁、修水县，最后在永修县的吴城镇注入鄱阳湖。它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南昌的西北方向，是日军从九江方向进攻南昌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险。
“薛伯陵（薛岳字）的防线是怎么部署的？”我沉声问道。
“薛长官将第九战区的防线主体设在修水南岸。罗卓英将军的第十九集团军负责西段，从武宁到靖安的广大山区；王陵基将军的第三十集团军负责东段，从靖安到永修的河网地带。主力部队沿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并且在几个主要的渡口，如虬津、吴城等地都部署了重兵。”陈思平对前线的部署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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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地图，缓缓地摇了摇头。这种部署，看似稳妥，实则犯了兵家大忌。“一线式防御，处处设防，等于处处不设防。冈村宁次的老辣，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一定会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选择一到两个点进行强行突破。一旦被他撕开一个口子，我们部署在河岸的部队就会立刻陷入被动，要么被分割包围，要么只能节节败退，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我的话让作战室里的空气仿佛又冷了几分。参谋们面面相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薛岳将军的崇拜者。薛岳在军中以善战、敢战闻名，人称“老虎仔”，之前的万家岭大捷，更是让他声威大震。现在我直接否定了他的防御部署，这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那……总长的意思是？”陈思平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一支红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将永修、德安、安义这三个县城圈了进去。这片区域，位于修水和赣江之间，多是丘陵和湖泊，地形复杂。“战场，不应该设在修水河边，而应该在这里。”
我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德安的位置上。“告诉薛伯ling，我命令他，立刻调整部署。修水南岸只留少数部队进行节节抵抗，迟滞敌人，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后撤，集结于永修、德安、安义一线，构筑纵深防御体系。我们要把修水这条防线，变成一条巨大的‘渔网’，把冈村宁次的鱼放进来，然后在这片丘陵地带，慢慢地收网！”
“让敌人过河？”一个年轻的参谋忍不住失声说道，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满脸通红地闭上了嘴。
这确实是一个违背军事常理的命令。在所有人的观念里，凭借天险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主动放弃天险，诱敌深入，这需要巨大的战略决心和对战场局势的绝对掌控力。
“对，让他们过河。”我看着那个年轻的参幕，语气平静但坚定。“冈村宁次以为我们会在修水南岸与他决一死战，他会把所有的重炮、飞机都用在轰炸我们的河防阵地上。我们就偏不如他的意。放他过河，他的重炮和辎重在渡河时会遭遇巨大的困难，速度会慢下来。等他的部队全部展开在这片陌生的丘陵地带时，补给线被拉长，重武器跟不上，士气也因轻松渡河而变得骄狂。到那个时候，我们集结起来的生力军，再以逸待劳，从他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反击。这才是取胜之道。”
我顿了顿，环视着一张张写满震惊和思索的脸庞，继续说道：“另外，立刻给第三战区顾祝同（顾祝同字墨三）和第五战区李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发电。命令他们在日军对南昌发动进攻的同时，分别向南浔铁路和武汉外围发动牵制性攻击，规模不用大，但一定要坚决，要让冈村宁次感觉到侧翼的威胁，让他不敢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南昌战场。还有，命令空军，将我们仅有的几个轰炸机中队和驱逐机中队秘密转场至赣南和湘南的机场。这一次，我要在赣北的天空，和日本人的陆军航空兵掰一掰手腕。”
一系列的命令从我口中发出，陈思平奋笔疾书，旁边的参谋们则迅速地在地图上进行标注和计算。小小的作战室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窗外的警报声不知何时已经停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了进来，却丝毫无法驱散这间屋子里的寒意。我知道，我的这些命令，将会在遥远的第九战区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更知道，即将到来的这场血战，将会吞噬多少年轻的生命。但作为指挥官，我别无选择。这是我的战争，从我来到这个时代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一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气愈发阴冷。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发来的回电，几乎是带着怒火的。薛岳在电报中用词激烈，陈述了放弃修水天险的种种弊端，并以自己的军职担保，必定能将日寇阻于修水北岸。如果不是碍于上下级关系，恐怕他就要直接发一封质问电报到参谋本部来了。
对于薛岳的反应，我早有预料。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刚硬的将领，打起仗来悍不畏死，但也因此，有时候会缺乏战略上的灵活性。万家岭的胜利，一方面是他的果敢指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孤军深入和骄兵轻敌。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第十一军的全力一击，指挥官是比松浦淳六郎狡猾百倍的冈村宁次。如果还按照老办法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我没有直接用更高一级的命令去压制他，那只会让一个心高气傲的战区司令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在执行命令时大打折扣。我选择了一种更“私人”的方式。我让陈思平以我的名义，给薛岳拍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私密”电报。
电报里，我没有谈论军令，而是从整个抗战的全局开始分析。我告诉他，自武汉会战后，战争形态已经改变，我们现阶段的战略核心，已经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换时间，将战争拖入对我们有利的持久战。接着，我详细地为他分析了冈村宁次的性格和用兵特点：此人看似凶猛，实则极其谨慎，擅长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点突破”，而我们的一线式防御，恰恰迎合了他的战术。然后，我将“诱敌深入，在德安、安义地区聚而歼之”的战略构想，掰开揉碎了，从地理、兵力、后勤、天时等各个方面，为他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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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在电报里为他预演了整个战役的进程：日军会在哪里渡河，渡河后会如何分兵冒进，我们的哪支部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出现，给予其致命一击。这种仿佛亲临战场、洞悉未来的详细部署，远远超出了一个后方统帅部所能做出的常规指令。
电报的最后，我写道：“伯陵兄，你我是党国军人，当以国家存亡为己任，不计个人荣辱。修水之险，险在明处，易守亦易攻。赣北丘陵之‘险’，险在暗处，看似无险可守，实则处处可为我所用。此战若胜，功在第九战区全体将士，我韩夏在陪都，为你摆酒庆功。若败，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
发出这封电报后，我一连两天都没有收到薛岳的回音。作战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陈思平几次欲言又止，他很清楚，如果战区司令长官拒不执行命令，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前线将出现指挥体系的混乱，在强敌面前，这是致命的。
那两天，我表面上依旧处理着日常的军务，但心里却同样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知道我的计划是正确的，但这个时代的通讯和指挥手段，决定了我无法像后世那样对前线进行实时微操。我必须依赖这些战区司令们的理解和执行力。而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建立的东西。我这个凭空出现的“参谋次长”，虽然凭借着之前几次战役的精准预判和指挥，在军中树立了一定的威望，但要让薛岳这样的百战名将完全信服，依然困难重重。
第三天下午，机要室的译电员终于送来了第九战区的回电。电报很短，只有寥寥数字：“夏公之远见卓识，伯陵拜服。全区将士，谨遵钧座将令，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看到电报的那一刻，我紧绷了几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甚至能感觉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陈思平接过电报，脸上也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总长，薛长官他……同意了！”
“他不是同意，是想通了。”我淡淡地说道，但内心却远比表面要激动。薛岳的转变，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意味着南昌会战的部署能够顺利进行，更意味着，我的战略思想，开始真正地被这些一线高级将领所接受。这对抗战的未来，至关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第九战区的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秘密调动。一支支部队从修水南岸的阵地上悄然后撤，汇入赣北的丘陵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地方保安团和少数正规军组成的警戒部队。他们奉命在沿岸制造声势，修补工事，做出严防死守的假象，以迷惑对岸的日军侦察机和间谍。
同时，远在鄂北和浙赣线上的第五、第三战区，也开始按照我的命令，对当面的日军发起了小规模但极其猛烈的攻击。一时间，从大别山到杭州湾，处处燃起烽火。这些攻击虽然战果有限，却成功地吸引了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的注意力。冈村宁次不得不分出兵力去应对两翼的威胁，原计划用于南昌方向的一些部队，被暂时牵制住了。
而我，则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南昌会战更细致的准备中。我命令军政部，不惜一切代价，将储备的德制150毫米重榴弹炮和苏制76.2毫米野战炮，优先补充给第九战区负责核心防御任务的几个主力军。这些是我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与日军抗衡的重武器。我还让航空委员会的主任周至柔将军亲自到重庆，与我密谈了整整一夜。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日军零式战斗机（虽然此时还未正式登场，但我知道它的存在）可能的技术参数，并要求他集中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性能最好的I-16战斗机，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以小队形式，专门伏击日军的轰炸机和运输机，绝不与对方的护航战斗机缠斗。
周至柔听得目瞪口呆，他无法理解我为何对一种日军尚未公开的飞机型号如此了解。但我严肃的表情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最终选择了相信。因为之前的几次空战，我提出的战术，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赣北的山风，越来越冷，一场决定华中战局走向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我，作为这场风暴的中心，只能静静地坐在重庆的作战室里，等待着电波中传来的第一个信号。
一月中旬的重庆，难得有几天放晴。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懒洋洋地洒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这个城市，就像整个国家一样，虽然在苦难中挣扎，却始终没有低下头颅。
这几天，前线的消息喜忧参半。第五、第三战区的佯攻作战，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自身的伤亡也不小。毕竟，我们的部队在装备和训练上，与日军的精锐师团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每一份伤亡报告，都像一把锥子，刺在我的心上。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是一个个家庭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我坐在后方，用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划，就决定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这种权力带来的负罪感，几乎要将人压垮。
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有一天傍晚，我破例没有留在参谋本部加班，而是在几名卫士的护卫下，换上便装，走进了重庆的市区。
战时的陪都，有一种奇异的景象。一方面，是拥挤、混乱和贫穷。大量的难民从沦陷区涌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搭起简陋的窝棚。街道上，随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战争带来的疲惫和麻木。另一方面，却又是顽强的生机和不屈的斗志。防空洞的入口旁，总有小贩在高声叫卖着热气腾腾的汤圆；残垣断壁之上，常常能看到新贴上去的抗日标语；露天的茶馆里，坐满了忧国忧民的普通市民，他们一边喝着粗劣的沱茶，一边激烈地争论着前线的战况和国家的未来。
我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大众茶馆”，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茶馆里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我默默地听着周围人的谈话，他们的口音南腔北调，讨论的话题也五花八门。有抱怨物价飞涨的，有打听沦陷区亲人消息的，但更多的人，还是在谈论战争。
“听说了吗？前几天，我们的大炮把长江里日本人的兵船都给打沉了好几艘！”一个穿着长衫、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中年人，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对同桌的人说。
“真的假的？我们哪来那么厉害的大炮？”旁边一个剃着光头的壮汉，显然有些不信。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有个侄儿在兵工厂做事，他说我们现在造出来一种新式大炮，一炮就能把日本人的‘铁王八’（坦克）给炸上天！”教书先生说得有鼻子有眼，引得周围的人都凑了过来。
我静静地听着，嘴角泛起一丝苦笑。民众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的大炮数量稀少，性能也远远落后于日本。所谓的新式大炮，更是子虚乌有。这些流言，或许是某些部门为了鼓舞民心而刻意放出来的，但这种建立在谎言上的士气，是脆弱的，一旦被残酷的现实戳破，带来的将会是更深的失望。
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再次划破了城市的天空。
“空袭！空袭！日本人又来了！”茶馆里顿时乱成一团。人们纷纷丢下茶碗，惊慌失措地向外跑去，涌向附近的防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