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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卫士立刻紧张地围了上来，低声催促道：“总长，危险！我们快撤！”
我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动。我站起身，走到茶馆门口，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在西北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黑点，正朝着重庆市区的方向飞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仿佛死神的咆哮。
很快，城区的防空炮开始怒吼，一道道黑色的烟柱在空中炸开。我们自己的战斗机也从机场起飞，像勇敢的雄鹰，迎向了数倍于己的敌机。天空中，顿时布满了交错的火线和爆炸的火光。
一架日军的九六式轰炸机，显然是被我们的高射炮击中了，冒着黑烟，歪歪斜斜地脱离了编队。但它并没有掉头，而是挣扎着，继续向市区飞来。在它下方，就是人口密集的下半城。
“畜生！这些畜生！”我身边，一个没有来得及跑进防空洞的老人，用干枯的手指着天上的飞机，浑身颤抖地咒骂着。
我看到那架飞机的腹部，几个黑点脱离了机身，迅速变大，呼啸着向地面坠落。我的瞳孔猛地一缩，大喊一声：“卧倒！”同时一把将身边的老人和一名卫士扑倒在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剧烈的爆炸声在不远处响起，大地都在为之颤抖。碎石和瓦片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砸在我们的背上。灼热的气浪夹杂着刺鼻的硝烟味，几乎让人窒息。
爆炸过后，我抬起头，看到刚刚还人声鼎沸的街区，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房屋在燃烧，人们的哭喊声、呻吟声响成一片。我扶起被吓得瘫软在地的老人，快步跑到被炸毁的街区。眼前的景象，如同人间地狱。一个母亲抱着早已没有气息的孩子，呆呆地坐着，泪水已经流干；一个年轻的男子，正徒手疯狂地挖掘着倒塌的房屋，试图救出被埋在下面的家人，他的双手早已血肉模糊。
我的卫士们想要阻止我靠近，但我推开了他们。我走到那个年轻男子身边，帮他一起搬开一块沉重的预制板。我们最终从废墟下拖出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但她们……都已经没有了呼吸。
年轻男子抱着妻女的尸体，发出了野兽般绝望的哀嚎。我默默地站在一旁，拳头攥得死死的，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这一刻，我不是什么运筹帷幄的参谋次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目睹了同胞被残杀而无能为力的幸存者。那种愤怒和无力感，几乎要将我的理智吞噬。
空袭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才结束。当我回到参谋本部时，已经是深夜。作战室里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平安无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悸和无法掩饰的悲愤。
陈思平看到我满是灰尘的衣服和手上的血迹，大惊失色：“总长，您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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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的血。”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思平，给我接航空委员会，我要周主任的专线。”
电话很快接通了，周至柔焦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韩次长，你没事吧？我听说市区被炸了！”
“我没事。”我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感情。“周主任，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日军执行此次轰炸任务的所有机场的详细情报。具体到他们的飞机数量、起降规律、警卫兵力。三天之内，我必须看到这份情报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三天？次长，这太困难了！他们的机场都在武汉、宜昌这些戒备森严的地方，我们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进去。”周至柔叫苦不迭。
“这是命令！”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们的同胞，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死去！既然他们在天上打我们，我们就要在地上，把他们的机场给端了！告诉第五战区的李德邻，让他挑选最精锐的部队，组成若干个突击队，随时待命。我要用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突袭，告诉日本人，重庆的血，不是白流的！”
挂断电话，整个作战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我身上散发出的凛冽杀气所震慑。他们从未见过我如此失态。
我走到地图前，目光死死地盯着“武汉”那个红圈。良久，我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传我命令，启动‘雷霆’计划。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更要在敌人的后方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雷霆”计划，是我早就开始构思的一个针对日军后方重要军事目标的特种作战计划。它需要军事情报、特种渗透、空军配合和地方游击队的协同作战，对这个时代的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本想等时机更成熟一些再付诸实施，但今天发生在重庆街头的惨剧，让我下定了决心。
战争，不应该只是军人的事情。当敌人把屠刀挥向无辜平民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最凌厉的方式，予以还击。
一月的最后一周，赣北的雪，下得格外大。纷纷扬扬的雪花，将整个世界都裹上了一层素缟，也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第九战区的部队调动，已经基本完成。数十万大军，如同蛰伏的猛虎，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德安、永修、安义一带的崇山峻岭和丘陵河网之中。修水南岸，只剩下一些疑兵部队，在寒风中，继续挥舞着锄头，加固着那些早已人去楼空的阵地。
而对岸的日军，显然已经被我们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他们的侦察机每天都在修水上空盘旋，看到的，是我们“严阵以待”的景象。冈村宁次，这个狡猾的对手，似乎已经完全相信，一场传统的河防攻坚战，即将上演。
这几天，我几乎就睡在了作战室里。从前线发来的电报，每隔半小时就会有一封。日军的兵力集结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其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在修水北岸的一些地方，与我们的前哨警戒部队发生了零星的交火。大战，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雷霆”计划的第一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调查统计局和军令部二厅所有的精锐特工，都被派往了武汉周边。他们伪装成小贩、农民、脚夫，利用各种关系，像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日军的机场附近。他们用生命做赌注，为我们测绘着机场的跑道，记录着飞机的起降时间，甚至摸清了日军巡逻队的换岗规律。
一封封加密的电报，从敌人的心脏地带发出，穿越层层封锁，最终汇集到我的办公桌上。看着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情报，我仿佛能看到那些无名英雄们，在黑暗中潜行的身影。
在重庆，我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我召集了军政部、后勤部和交通部的所有负责人，开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会议。我要求他们，从即日起，征用长江上所有能找到的民船，连夜将储存在四川的弹药和粮食，抢运到湖南。同时，命令工兵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路段。我需要确保，一旦南昌会战打响，通往前线的后勤补给线，必须是畅通无阻的。
“韩次长，这样做，风险太大了。”后勤部长俞飞鹏面露难色。“将这么多的战略物资集中运往前线，万一南昌失守，这些物资就会全部落入敌手。而且如此大规模的运输，也很难瞒过日军的侦察机。”
“我们没有万一。”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一战，我们必须赢。至于日军的飞机，我已经有了安排。”
我的安排，就是那些已经秘密转场到赣南和湘南机场的空军部队。他们的任务，不是去和日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护送我们的运输船队和火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夜间飞行，对这个时代的飞行员和飞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但我们别无选择。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机要秘书匆匆走了进来，递给我一份刚刚收到的绝密电报。电报的内容很短，但却让我心头一沉。
电报来自香港，是我们潜伏在那里的高级情报人员发来的。上面说，近期，有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和平运动”代表团，正在香港与日本方面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电报里提到了一个名字——高宗武。
高宗武，这个名字，像一根针，刺进了我的记忆深处。在真实的历史上，正是他，作为汪精卫的密使，与日本人签订了所谓的“重光堂协议”，为汪伪政权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虽然现在，汪精卫本人还没有公开叛逃，但这个信号，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这意味着，就在我们准备与日军进行正面死战的时候，在我们内部，已经有人在准备向敌人屈膝投降了。这股“和平”的逆流，比日军的飞机大炮，更加可怕。因为它会从内部，瓦解我们的抵抗意志，摧毁我们的抗战决心。
我捏着电报，久久不语。作战室里的将领们，看着我阴沉的脸色，都感到了不安，却又不敢开口询问。
“怎么了，总长？”还是陈思平打破了沉默。
我将电报递给了他。陈思平看完，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
“这……这是真的吗？竟然有人敢在这个时候……”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命令戴云（戴笠的化名），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这个‘和平运动’代表团的所有成员，以及他们背后的人。告诉他，这件事，比南昌会战，更重要。”我缓缓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疲惫。
军事上的敌人，我们可以用枪炮去消灭。但政治上的敌人，往往隐藏得更深，也更致命。我忽然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孤独和无力。我能指挥千军万马，能预判敌人的动向，但我却无法掌控人心。
深夜，我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赣北前线已经用红色的箭头，标注出了日军即将发动主攻的方向。而在地图之外，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也已经悄然打响。前线和后方，阳谋与阴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无比复杂而又残酷的战争画卷。我，就站在这画卷的中央。
就在这时，机要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译电员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他的声音因为激动和紧张而变了调：“总长！第九战区急电！”
我心中一凛，立刻转身。整个作战室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份薄薄的电报纸上。
陈思平一把抢过电报，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抬起头，脸色凝重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念道：“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四时。日军集结于修水北岸之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主力，突然对我虬津、吴城一线守军阵地，发动全线炮击。其工兵部队，已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强行架设浮桥。赣北会战，已然爆发。”
来了。
终究还是来了。
我缓缓地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再睁开时，眼中所有的疲惫和犹豫，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钢铁般的冷静和决然。
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重重地点在德安的位置上。
“命令，第九战区所有部队，按原计划，开始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