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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端起酒碗，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我。
“诸位，”我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这一碗酒，我敬我们所有在此次赣北会战中，英勇牺牲的六万多名弟兄！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胜利，换来了我们此刻还能坐在这里喝酒的安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说完，我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瓷碗碎裂的声音，清脆而又决绝。
在座的将军们，全都站了起来，学着我的样子，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摔在地上。一时间，指挥部里，只听得见一片“噼里啪啦”的碎裂声和将军们粗重的喘息声。许多人的眼中，都泛起了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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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我环视着众人，缓缓说道，“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仗，都必须打得更聪明，更有价值。我们不能只凭一腔血勇，去和小日本硬拼消耗。我们的家底，拼不起。”
我顿了顿，将目光转向薛岳。“伯陵兄，我知道，你誓与南昌共存亡的决心。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也都有这样的决心。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骨气。但是，我想问一句，我们抗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守住某一城，某一地吗？”
我没有等他们回答，便自问自答道：“不！我们抗战的最终目的，是把侵略者，从我们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彻底地赶出去！是要赢得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为了这个最终的胜利，我们有时候，必须学会忍耐，学会放弃，学会用空间，去换取时间，用局部的牺牲，去换取全局的胜利。”
我的话，让原本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了下来。所有人都明白了我的意思。
“夏公，您的意思是……”薛岳的脸色有些发白，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下去。
“我的意思，南昌，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它，也可能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墓，一座埋葬我们第九战区精锐主力的坟墓。”我走到墙边的地图前，拿起指挥棒。“冈村宁次现在集结了重兵，摆出了一副要和我们在南昌城下决一死战的架势。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输惨了，他急了。他希望我们把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南昌这座孤城里，然后他就可以利用他绝对的炮火、空中和海军优势，把我们活活困死、耗死在这里。”
“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的指挥棒，在地图上，从南昌开始，向西，向南，画出了一片广阔的区域。“南昌，我们可以守。但不是死守，是活守。我们要依托南昌的坚固工事，尽可能地杀伤敌人，消耗敌人。但是，一旦发现战局对我们不利，一旦发现敌人有合围我们的企图，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立刻、毫不犹豫地跳出这个包围圈，撤退到这片广阔的赣西、赣南山区。把一座被打烂了的南昌城留给冈村宁次，而我们，则保存下几十万能征善战的军队。伯陵兄，诸位，你们告诉我，一座空城，和几十万大军，哪个更重要？”
指挥部里，一片死寂。我的这番话，彻底颠覆了他们“寸土必争”的传统军事观念。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他们都明白，我说的，是残酷的，但却是正确的道理。
良久，薛岳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走到我面前，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夏公，我明白了。伯陵……受教了。第九战区，全体将士，一切听从夏公指挥。”
那一刻，我心中最重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三月的第三周，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冈村宁次发动了他蓄谋已久的疯狂反扑。
三月二十日，日军第十一军兵分四路，在数百架飞机和长江舰队的掩护下，向修水防线发起了全线进攻。这一次，冈村宁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分兵冒进，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他将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和增援的第一一六师团放在中路，作为主攻矛头，直指吴城、永修一线。同时，他命令海军陆战队，利用舰艇，强行在鄱阳湖西岸的吴城镇等地登陆，迂回到我军防线的侧后。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日军的炮火，比上一次猛烈了数倍。他们的飞机，几乎是贴着我们士兵的头顶，进行轮番的轰炸和扫射。在一些关键的阵地上，日军甚至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
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封比一封惨烈。我们的守军，在敌人的立体化攻击下，伤亡巨大。吴城镇，这个上一次就打成了废墟的地方，再一次被鲜血浸透。守卫在这里的部队，几乎是整营整营地战死在阵地上。
身处南昌前线指挥部的我，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和薛岳以及第九战区的参谋们，一起分析着战局，调动着部队。我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我知道，历史无法改变，南昌终将失守。但我要求自己，也要求第九战区的将士们，必须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防御战中，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让冈村宁次为他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出血的代价。
我的命令，只有一个核心：节节抵抗，层层消耗，绝不与敌决战。每一个阵地，都要反复争夺。每一次撤退，都要留下致命的陷阱。我们的炮兵，被我化整为零，打了就跑，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日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他们的炮兵阵地和集结的步兵，以沉重的打击。
尽管如此，战局依然在不可逆转地向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日军凭借着强大的实力，一步步地，突破了我们的外围防线，兵锋直指南昌城下。
就在南昌的炮火最激烈的时候，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我收到了一封由戴笠的专人，从重庆辗转送来的密电。电报上，只有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河内雨夜，鱼未入网，池水已浑。”
我立刻就明白了。军统，在河内动手了。但结果，和历史上一样，他们失败了，主谋逃脱了。虽然行动失败，但“池水已浑”这四个字，也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另一个效果——它彻底打乱了投降派的阵脚，让他们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也让他们变成了惊弓之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成功。
我将电报烧毁在烟灰缸里，心中没有丝毫的波澜。与眼前这场数十万人的生死搏杀相比，几个跳梁小丑的阴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第九战区的这几十万弟兄，尽可能完整地，从南昌这个即将封闭的死亡陷阱里，带出去。
三月的最后一周，南昌的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阶段。
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南昌城北、东、西三面的合围，只留下了南面的一条通道。冈村宁次似乎是故意“围三阙一”，企图诱使我们城内的守军，通过南面的通道突围，然后他在半路上，设下埋伏，予以聚歼。
这是阳谋，赤裸裸的阳谋。
三月二十六日，在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我正式向薛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伯陵兄，时候到了。”我的声音沙哑，但却异常坚定。“命令城内部队，今夜开始，分批次，交替掩护，向南面预定路线突围。同时，命令我们部署在赣西、赣南的主力部队，向抚州、吉安一线发动佯攻，制造我们要决战的假象，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为城内部队的撤退，争取时间。”
“夏公……”薛岳的虎目含泪，这个在战场上从不皱一下眉头的硬汉，此刻却哽咽了，“南昌……真的要丢了吗？”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今天放弃南昌，是为了明天，能光复整个中国。这个责任，我来背。所有的骂名，都冲我来。”
那一夜，南昌城内，火光冲天。守城的部队，在发起了最后一次悲壮的反击后，开始了艰难的撤退。日军察觉了我们的意图，立刻开始了疯狂的追击。从南昌到抚州的公路上，成了又一条血路。我们的后卫部队，为了掩护主力，与追击的日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惨烈的阻击战。
三月二十七日，日军的太阳旗，插上了南昌城的城头。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刚刚才为赣北大捷欢呼了不到一个月的国民，瞬间从天堂掉入了地狱。失望、愤怒、不解、质疑的声浪，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重庆。我，韩夏，这个一手策划了赣北大捷，又在关键时刻下令放弃南昌的参谋次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当我乘坐飞机，返回重庆时，迎接我的，不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无数怀疑和质问的目光。
在随后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我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地图前，面对着满屋子的党国要员和高级将领，平静地陈述着我放弃南昌的全部理由。
“……此役，我第九战区总计伤亡近十万人。但我们同样，给与了日军超过五万人的重创。我们失去了一座城市，但我们保存了第九战区三十余万精锐主力的完整建制。以一座注定守不住的空城，换取敌我二比一的伤亡比，并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下最宝贵的火种。在我看来，这非但不是一次失败，反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后的战略胜利。”
我的话，掷地有声。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能反驳我的数据，也没有人能否定我的逻辑。因为他们都明白，在目前国力、军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会议结束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陈思平为我端来一杯热茶，他的眼圈也是红的，显然这几天，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总长，外面那些人……”他欲言又止。
“由他们说去吧。”我摆了摆手，毫不在意。“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走到地图前，将代表南昌的那枚蓝色旗帜，换成了一枚红色旗帜。看着那片被日军占领的土地，我的心中，没有悲伤，只有更加坚定的斗志。
就在这时，机要秘书送来一份刚刚收到的情报。我打开一看，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情报很短，来自第五战区。上面说，日军在占领南昌后，并未停止其军事行动。其华北方面军之一部，正与第十一军遥相呼应，兵锋直指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一场新的大战，又在酝酿之中。
而在情报的末尾，还有戴笠附上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鱼已离河，欲入沪海。”
我将情报和纸条，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冈村宁次，汪精卫。一南一北，一明一暗。这场战争，永无休止。
南昌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战火，却已在另一片土地上，准备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