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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叔,早。”
穿着一身类似于后世的练功服,山麓林木皆裹素装,大雪初晴,山间虽然无风,寒意犹凛,这青年却衣着单薄,朝阳映照下,刚晨跑结束的脸上泛着红晕,那是青春飞扬、健康强健的光泽。
发须花白的老者刚刚将陵墓左侧存留的一处积雪清扫干净,回头望向青年:“三郎早,跑完三十里啦。”
青年拧腰压腿做着拉伸动作,双手划了一个大圆:“沿玩珠峰脚跑一圈,不多不少正好三十里。”
做罢长距离跑步后的修整动作,青年从老者手上接过点燃的三支香,在墓前蒲团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朗声说道:“阿公,早上好。”
墓碑上端端正正用隶书刻着数个字:王公安石之墓。右侧两行小字写着:安石三莅江宁,卜居钟山,子姓兄弟,多着籍焉。
整座陵墓并不大,更谈不上气派,占地约一亩,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墓前左侧搭了两间草堂,供守墓祭祀者居住。
此处是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玩珠峰,遵王公生前遗嘱,除其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与儿子王雱皆葬于此处。
是的,此处便是褒贬不一的完美主义者、倡导主持新法引发朝野纷争的前翰林学士、参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司空、太傅……临川先生、半山居士、介甫公王讳安石之墓。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赵煦即位,改元元佑,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加王安石为司空。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
在得知新法被全面废除之后,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郁然病逝于江宁钟山,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对于某一部分人们而言,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着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作为王安石政治上的敌人但又是人格上的知己的苏轼如是言:“……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
他并没有以旧党的口吻全盘否定王安石,而是公正地评价了王安石,对他的事业、学术、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理解与推崇。
王公逝矣,其生前敌后诸多评语如韩琦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曾公亮之“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唐介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曾巩之“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司马光之“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黄庭坚之“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或褒或贬、或敌或友,都无关重要。逝者长往矣,管它洪水滔滔。
王棣却想了很多,于他而言,王安石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更是他的亲人,是疼他爱他、关怀呵护的长辈,也是顶天立地、具有极强人格魅力的真男人,可用“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定义其一生。
在他看来,王安石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作为一个文化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可惜的是,他的一心为民的变法并未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且欢迎,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是大逆不道,是有悖祖制,是为一己之私的冒进,是置万民于水深火热的大破坏。
是以,神宗皇帝一旦殡天,新帝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此时,三冗危机犹存,内忧外患仍在,但“只可徐徐图之也”。
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走茶凉宾换主;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转眼已是元佑四年冬月,正处于小冰河时期的江南早早的落了雪,前天已是今冬第八场雪了。瑞雪兆丰年,期盼来年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