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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食堂吃过晚饭。我正在水池边刷我的饭盒。
任平松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他们班同学郑桐带了几个人在教室门口堵我。
任平松说：“这事肯定和何雅惠有关，郑桐这是追她不成，找你撒气。”
他拽着我的手，苦口婆心地劝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的秉性就是强按牛头不喝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回头来看，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浅薄、冲动和不计后果！
我撇下饭盒跑回教室。
一个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官宦子弟。
一个是宁死不屈、无所畏惧的农民儿子。
战争一触即发，连战争前的那句“勿谓言之不预”的开场白还没说，两边就乒乒乓乓的打在了一起。
当然我这边应战的只有孤独的一个人。
即使有同仇敌忾想帮我的，也碍于郑桐的背景望而却步。
他们的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我身上，不一会儿我就鼻青脸肿，眼眶黝青，浑身挂彩。
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我，陡然如发疯的狮子，大吼一声，操起身边的一把椅子，抡出一道快意恩仇的弧线，结结实实的砸在郑桐的额头上，殷红的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打架中取得胜利，虽然这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
而其代价和后果则更为惨痛，我被学校勒令开除了。
原因是郑桐家人不接受赔偿，不接受道歉，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学校将我除名，以解心头之恨。
可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不应该是郑桐追求何雅惠不成，将火气发泄在我身上，进而对我寻衅滋事吗？
可学校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争风吃醋，我和郑桐半斤八两，把我们的罪行划了等号。
结果就是谁吃得亏大，谁就有理了。
学校政教处有一个姓李的主任，又秃又矮，长得相当滑稽，同学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土豆探长。”
“土豆探长”坐在办公椅上，带着一副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连哄带骗地威胁我：“关宏军，你这回惹了大祸，如果不是我安抚郑桐的家属，你现在已经被送到派出所了。”
我轻蔑地说：“我只是正当防卫，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他张了张嘴，一时不知从何辩驳。
因为就在两天前的思政报告会上，他在发言时曾经引用过一位革命志士的誓言“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在这个场合，我引用了同样一句话，在他眼里就是公然挑衅，他非常震怒，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对我说：”经校委会研究决定，开除你的学籍，希望你到社会上后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我大义凛然地回道：“开除我可以，但争风吃醋这个罪名我不能接受，因为这关乎我的声誉。”
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实在搞不懂我这样一个没权没势的穷学生有什么“声誉”可言。
这场交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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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伙人见我软硬不吃，连夜给村里打电话，叫来了我的父母。
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17年来，让家人承受的最大一次羞辱。
为了让学校撤回开除的决定，我的父母守在校长家楼下整整一天一夜。
为了让我有书可读，他们双双跪在校长面前，求校长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时至今日，每当我旧事重提，他们始终口径一至的否认有过给校长下跪这一情节。
我明白，他们不想在我的心里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父母用屈辱的方式感动天，感动地，感动了校方。
学校撤回了开除我学籍的决定，取而代之的是保留学籍，停课一学期。
1998年9月，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偶然的机会，我在公园里遇见了当年的班主任彭老师。
提起旧事，他说当年为了不让学校开除我，他曾经在校长室拍了桌子。
以他急公好义、舐犊情深的性格，他说的话我绝对相信。
他算得上敢为天下鼓喉舌的“彭大将军”。
彭老师还告诉我，当年极力撺掇校方开除我的就是那个“土豆探长”，因为他那时正求人为他老婆调动工作。而我的冲动给了他向郑副县长示好的机会。
彭老师最后总结式的对我说，其实真正起到作用的应该是何雅惠，她央求他爸爸到学校找过校领导。
过去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意愿去复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知道我永永远远地失去了她。
如果问停课这一学期，我的损失到底有多惨痛，一年后的高考给出了血淋淋的答案。
我仅考上了一所省属的工科院校。
这些当然是后话。
在我停课的这一学期里，我学乖了，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闭门思过、秉烛夜读。
暑假的时候，何雅惠一个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从县城里来到我居住的村子。
为村里跑腿的二胖再次充当起了通信员，他偷偷告诉我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来找我，现在就在村部等着。
我来不及整理衣衫，顾不上梳妆打扮，迫不及待跑去见她。
她瘦了很多，也很憔悴，见到我时她硬生生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又跟随在她的身后，一同走到了村子后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我们俩人席地而坐。
听着山谷里啾啾的鸟鸣，看着山坡上葱葱的林海。
有那么一刻，我忽然冒出和她结伴而居，退隐山林的离奇想法。
她打趣地对我说：“关宏军，你怎么胡子拉碴的，像一个小老头。”
我嘿嘿笑，说这是蓄须明志。
她用恋恋不舍的眼情望着我，我还以为她也体会到了我这近半年的相思之苦。
她说了一句：“关宏军，我要走了。”
我笑嘻嘻地说：“你刚来就要走，不着急，坐最后一班车还来得及。”
她知道我错会了她的意思，哀伤地说道：“我要回湖南了，我爸爸要转业了，我要回老家了。”
这不啻晴天霹雳，我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关切的问我学习有没有退步。
我哪里还有心情谈论这些，垂头丧气地用双手摆弄着一根小树枝。
她见我不回答，知道我正难过。
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用鼓励地口吻说道：“关宏军，不要被困难打垮，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她的手冰凉，这种凉是一种沁入骨髓的那种凉，但我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触觉是有记忆的，但这种记忆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被唤醒过。
回想到这段经历，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把我对她的情感毫无保留、一清二楚的说出来。
我们别说“爱”，就连“喜欢”这个词都不曾说出口。
所以我有时在想，这种萌发在青春期对异性的好感，或者是喜欢并不能算是一场恋爱。
唐晓梅却对我说，这当然是一种恋爱，一种朦朦胧胧的恋爱，它自然而不受雕琢，像披了一层薄薄的轻纱，虽不真实，却很美丽。
我复学后，曾经按她留下的地址写过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唐晓梅给我的这段恋爱的定义是：无疾而终的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