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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从那时起，不，或许更早，在我还懵然不知的时候，这张精心编织的网就已经悄然张开。而我，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一边感激着她的“仗义”，一边在她的“鼓励”下，亲手拆掉了自己婚姻的围栏，把一切拱手让人。
不，不对。如果只是为了和李伟在一起，她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劝离。以李伟后期对我的冷淡，他们暗度陈仓并非难事。除非……离婚本身，能带来比“在一起”更大的利益。
一个冰冷的念头，像毒蛇的信子，倏地钻入脑海。
我猛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来回疾走，像只困兽。然后，我扑到背包前，疯了一样翻找。我记得的，搬家时，王莉“好心”帮我整理文件，把一个装着杂七杂八证件票据的旧文件袋塞给了我，说“这些可不能乱扔”。当时我心灰意冷，看也没看就收了起来。
找到了。我把里面所有东西倒在地板上。水电费收据，过期的保险单，几张贺卡……然后，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张折叠起来的、有些泛黄的纸片上。打开，是一份复印件，关于我家——不，是我父母在老家村子的那处老宅，关于拆迁意向调查的初步回执。日期是去年年底。那时爸妈随口提过一句，说村里在统计，但没谱的事，谁也没当真。这张回执，怎么会在王莉经手整理的文件里？她特意把这个留给我，是疏忽，还是……别有用心？
我抓起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惨白的脸。我翻出几乎从不联系的、老家的一个远房堂弟的微信，手指僵硬地打字：“小斌，在吗？打听个事，咱村西头，靠河那片，是不是有拆迁的信儿了？”
等待回复的几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那些温暖的、热闹的光，此刻却像无数嘲讽的眼睛，冷冷地窥视着我的狼狈和愚蠢。
手机震动了一下。
堂弟的回复带着方言口吻的语音，在寂静的房间里炸开：“姐？你咋才问呐？早都传遍啦！就你家老宅那片，河对岸要建什么生态度假区，规划刚批下来，开春就量地！听说补偿款这个数！”他报了一个数字，即使我有心理准备，还是被那巨大的金额冲击得晃了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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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堂弟的语音还在继续，带着点兴奋的八卦，“前两天，好像看见你以前那个老公，哦，前夫，开着辆挺新的车，载着个女的，在村委会那边晃悠，跟支书他们说话哩。那女的卷头发，挺打眼，是你朋友不？姐，你是不是也要回来弄手续啊？到时候发达了可别忘了请客啊！”
卷头发。王莉。
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被这句无心之言串联起来，拼凑出一张完整而狰狞的图景。为什么极力劝离？为什么“恰好”拍到李伟和“卷发女”的照片？为什么关心我家老宅的“杂物”？为什么离婚后，李伟迅速“事业起色”，王莉“有了新项目”？
他们算计的，从来不只是我的婚姻。他们算计的，是我家即将到来的、我自己都未曾真正重视的拆迁利益。离婚，让我心神大乱，无暇他顾。而作为“挚友”和“前夫”，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身份，介入我家的“事务”，或者，在我这个合法继承人“自愿”或“疏忽”的情况下，做些什么……
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比离婚那天冰冷的冬雨更刺骨。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紧紧抱住自己，却止不住那从灵魂深处渗出的颤抖。原来，剥开“为你好”的糖衣，里面包裹的，是精心调配的、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毒药。而我，竟那样感恩戴德地吞了下去，还嫌不够甜。
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直到双腿麻木，手机屏幕暗了又亮。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扭曲的、泪痕狼藉的脸。不，田颖，不能就这么算了。
恨意，像淬了冰的毒藤，在血管里疯长，缠绕住每一次心跳。但更强烈的，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残酷的清醒。哭没有用，闹没有用。他们既然布了这么精密的局，就不会留下明显的把柄。那张婚纱照，能说明什么？旧情复燃？道德问题而已。拆迁的事，他们完全可以推说不知情，或者“好心帮忙”。
我需要证据。能真正钉死他们的证据。
我没有再试图联系李伟或王莉。默默地从宾馆搬出，用最快的速度，在远离原来生活圈的地方租了间短租公寓。然后，我向公司申请了年假，理由是家里有事。主管看了我憔悴的样子，没多问就批了。
我回了老家。没告诉爸妈真实原因，只说想他们了，回来住几天。妈妈摸着我的脸，眼圈红了：“瘦了，一个人……不容易吧？”我用力抱了抱她，把酸楚狠狠压回心底。爸爸手术后恢复得还行，但精神大不如前，见到我只是憨厚地笑，问我在外头好不好。
村里果然都在议论拆迁。堂弟说的那个数字，在村民口中传得沸沸扬扬，添油加醋。我家的老宅，位置不算最好，但临河，面积不小，折算下来，依然是一笔足以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巨款。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起细节，爸妈知道得也不确切，只说“是好事”，“等通知”。我注意到，他们脸上除了期盼，还有一丝隐隐的忧虑。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农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横财和闻风而动的各路人马，本能地感到不安。
我没去找村干部，而是避开人，去了老宅。院子久未打理，荒草蔓生，但屋舍依然结实。我里外转了一圈，最后，在堂屋堆放杂物的角落，一个蒙尘的老式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打开，是厚厚的、已经有些受潮发脆的纸页——是爷爷当年手绘的宅基地边界详图，还有几张更老的、关于屋后那片小竹林归属的邻里协议。这些东西，恐怕连爸妈都忘了。我小心地把它们收好，心跳如鼓。这些未必是关键，但可能是棋盘上意想不到的边角。
回到城里，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开始梳理。婚纱照是情感的背叛，拆迁是利益的驱动。但要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并把那些“劝离”的亲戚们也拉出来，需要一根更清晰的线。我想起离婚前那段时间，王莉频繁提起的，她的“表哥”，在某个“相关单位”工作，能“打听内部消息”。当时只觉得她热心，现在想来，恐怕是试探，甚至是铺垫。
还有那些亲戚。李伟的姑妈，我的表婶，当初劝离时声音最大。“小颖啊，姑是过来人，这种没良心的男人，早离早好！姑认识个律师，可厉害了，专打离婚官司，帮你多分点！”我当时心乱如麻，只觉得烦，没答应。现在看，这位“厉害的律师”，会不会也在这盘棋里？
我重新登录了几乎废弃的社交小号，隐去身份，在本地论坛和律师咨询版块，以“咨询离婚房产与拆迁权益”为由，发了几个帖子，详细描述了一种“离婚后，一方与外人勾结，试图侵吞另一方家中即将拆迁房产”的假设情况。很快，有私信回复，其中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对方自称是法律工作者，言辞谨慎，但指出，这种情况下，关键在于证明“事先知情”与“恶意串通”，尤其是非直接利益方（如朋友、亲戚）的煽动行为，若能证明其与后续利益转移有直接关联，可能涉及欺诈或不当得利，但取证极难。他提到，资金往来、密集的通讯记录、共同出现在关键场合（如拆迁办、村委会）的影像，都可能成为线索。
资金往来……李伟和王莉，如果真有经济勾结，会通过什么方式？李伟的账户我无从查起，但王莉……我记得她提过，最近在帮一个“做工程”的表哥打理一个“小投资”，收益不错。
几天后，我戴着口罩和帽子，像无数普通白领一样，坐在王莉公司楼下斜对面的咖啡馆里。窗户很大，能清晰看到进出大楼的人。我运气不错，第三天下午，看到她匆匆走出来，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开车的人，侧脸有点像李伟，但距离远，看不清。我心跳加速，抓起手机，隔着玻璃连续放大拍照，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车开走了，我没法跟。
照片很模糊，但至少是个开始。
又过了几天，我回了趟原来住的片区，借口办社保手续，在街道办事处外面“偶遇”了正和几个老太太聊得热火朝天的前楼邻居张阿姨。张阿姨是远近闻名的“包打听”，以前就爱拉着我说长道短。我状似无意地提起：“最近好像看到李伟了，气色还挺好？”
张阿姨立刻来了精神：“哎哟，小田啊，可不是嘛！离了倒发达了！前两天，就周末，我还看见他呢，开辆新车，就在街口那房产中介，跟里头人说话。对了，好像你那个好朋友，常来你家那个，小王是吧？也在，两人一块儿出来的，说说笑笑的，看着可熟络了！”
房产中介？他们去看房？用即将到手的拆迁款？
我稳住发颤的声音，继续套话。张阿姨絮絮叨叨，又说了些零碎信息：看到过王莉和我表婶一起逛街；李伟的姑妈前段时间好像回了趟老家（李伟的老家和我老家不是一个方向，但姑妈回去，会不会是打听什么？）；还有，王莉似乎提过，她有个什么亲戚，在搞“土地信息咨询”……
这些碎片，像散落一地的珠子，我需要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这根线，或许就是那个“土地信息咨询”的亲戚，或者王莉口中的“表哥”。
我再次用那个小号，尝试在网络上搜索本地与土地规划、拆迁咨询相关的小公司、事务所，结合王莉曾透露过的零星信息（“搞工程的”、“有点门路”）。过程枯燥得像大海捞针。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一个不起眼的、名为“广达信息咨询”的小公司进入视线。注册信息很模糊，但其中一个关联人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王广达。王莉曾说过，她一个远房堂哥叫“王广”，是做“小生意”的。会是巧合吗？
我记下这个信息，没有贸然行动。
接下来的周末，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去了李伟现在可能活动的区域，也是那个“广达咨询”公司注册地的大致范围。我像幽灵一样，在那些新建的楼盘、中介门店外徘徊。周日下午，在一家看起来颇上档次的中介门店外，我真的看到了李伟。他从里面走出来，身边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介，手里拿着资料。他脸上带着一种志得意满的笑容，是我很久没见过的。他站在路边打电话，声音隐约飘来：“……对，就看中那套，户型没问题……资金？放心，很快就能到位……”
他挂了电话，低头看手机，似乎在等人。几分钟后，一辆眼熟的车停下——是上次那辆黑色轿车。王莉从副驾下来，今天她穿了一身利落的套装，妆容精致。两人站在一起，听中介说着什么，王莉不时点头，手指在资料上点点画画，那姿态，熟稔得像一对正在规划未来的夫妻。
而我，这个法律上曾与他共享一切、现在却已毫无瓜葛的前妻，躲在街角粗大的行道树后，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幕。他们靠得很近，李伟甚至很自然地抬手，拂掉了王莉肩上的一片落叶。阳光很好，照在他们身上，像给这对“璧人”打上了完美的追光。我的手指冰冷，按下录制键，直到他们上车离开。
视频很短，但足够了。足够证明他们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密切，足够证明他们在积极谋划购置房产，时间点，就在我家拆迁风声明确之后。
我没有感觉到痛，只剩下一种冰冷的、接近于麻木的恨。我沿着街道慢慢走着，阳光明媚，行人如织，一切都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世界，在那个发现婚纱照的清晨，就已经崩塌成了废墟。而现在，我要在这废墟之上，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回到公寓，我翻出那张老宅的边界图，拍下关键部分。然后，我以匿名的方式，向几个相关部门投递了举报信，内容是关于“广达信息咨询”公司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以及对我老家拆迁过程中可能存在“内外勾结、提前泄露信息、不当诱导村民”的疑虑。举报信写得克制而模糊，不指望立即掀起波澜，只为打草惊蛇，或者，留下一个印记。
接着，我做了一件更直接的事。我整理了一份材料，包括那张婚纱照的打印件（处理过，看不清具体背景，但人脸清晰），李伟和王莉近期共同看房的视频截图，以及老家拆迁规划已公示的公开信息页面截图。没有添加任何主观指责，只是客观呈现时间线与事实。然后，我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将这份材料的副本，寄给了李伟和王莉目前所在公司的纪检监察部门（如果他们有的话），以及王莉那个“神通广大”的表哥所在的单位。
做完这一切，我关掉了手机，拉上窗帘，把自己埋在彻底的黑暗里。没有想象中的快意，只有无尽的疲惫，和一种空茫的冰冷。我知道，这只是开始。蛇被打扰，一定会反扑。而我，已经没有退路。
几天后，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等它响到第七声，才慢慢接起。
“喂？”是王莉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甜润或温柔，带着一种强压的、冰冷的恼怒，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我走到窗边，唰地一下拉开窗帘。外面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城市的天际线，一场大雨正在酝酿。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车辆匆匆驶过，溅起小小的水花。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急着躲进一个安全的屋檐下。
我握着手机，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陌生：
“是我。天气不好，要下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