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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过后，雨林的秋天显出了它清瘦的轮廓。昼夜温差拉大，晨起时竹楼的瓦片上会凝一层薄薄的白霜，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旋即化为清冽的水汽。树木的绿不再是夏天那种饱含水分的、近乎张扬的浓郁，而沉淀为一种更深沉、更稳重的墨绿与苍青。一些落叶树种开始小心翼翼地褪去外衣，金黄的、赭红的叶片零星点缀在常绿的海浪中，像精心缝制的补丁。
那拉村进入了相对闲适的时节。田里的稻谷早已归仓，晚熟的瓜果也采摘完毕，一年中最繁重的集体劳作告一段落。但闲适并非空闲，而是节奏的转换——从向外索取转向向内整理，从忙碌的创造转向安静的沉淀。
许兮若的“根芽学堂”在这种节奏中自然而然地生长着。没有铃声，没有课表，孩子们的学习如同溪水漫过卵石，无声却有力。早晨，如果看到玉婆背着一个小竹篓往草药园去，三五个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帮忙提水、除草，同时竖起耳朵听玉婆讲每株草药的脾性：“这是过山龙，性子急，跌打损伤用它，好得快，但用量要轻，重了伤元气……这是地锦草，性子缓，长在阴湿处，止血生肌最妥帖，像性子慢的好人，帮你不声不响。”
下午，岩公的工坊是最热闹的“数学与几何课堂”。孩子们学习用竹篾编最简单的六角形孔眼，岩公不说“角度”、“对称”这些词，只说：“你看，这根篾压过去，那根穿过来，要刚刚好，不多不少。就像人跟人相处，要有分寸，太紧了勒着，太松了散架。”孩子们在经纬交错间，懵懂地触摸着某种平衡与和谐的法则。
许兮若和高槿之的“成长地图”小册子，渐渐被各种稚拙却生动的记录填满。有的孩子画下了玉婆草药园的地图，标注着自己认识的植物；有的用歪扭的字记下了岩公某天讲的一个关于竹子的古老传说；小梅阿姨织布时用的一个复杂图案，被某个女孩仔细地临摹下来，旁边写着：“小梅阿姨说，这个波纹代表溪水，永远在动，也永远在家。”
这些记录，许兮若和高槿之每周会集中看一次，不是评判，而是欣赏和对话。他们会根据孩子的兴趣，悄悄“设计”下一步的学习契机。比如，那个对织锦图案特别敏感的女孩，许兮若会找机会带她去看小梅染线，了解颜色从哪里来；那个喜欢记故事的孩子，高槿之会鼓励他去“采访”村里其他老人，用录音笔或画笔画下他们的记忆。
学习，在这里还原为最本真的样子——源于好奇，成于实践，融于生活。
与此同时，阿强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行囊早已收拾妥当，更多的是精神与知识上的准备。海伦教授寄来了详细的课程大纲和前期阅读材料，高槿之帮他一一梳理。玉婆则抓紧最后的时间，带着他深入雨林，指认那些她认为“最要紧、最容易被忘记”的植物与生态关联。
“这片林子，看着杂乱，其实有它的规矩。”一天，玉婆指着一段看上去与别处无异的雨林边缘，对阿强和跟着来学习的几个“根芽学堂”的孩子说，“你看，这边是阳坡，树种多是喜光的；那边是阴沟，蕨类和苔藓多。动物也有它们的路，野猪常走这里，因为土软，有块根可拱；水鹿爱走那边，靠近溪水，草嫩。”
她让阿强打开GPS，记录下这个点的坐标。“你在外头学那些洋学问的时候，得空就想想这些。学问是地图，咱们的林子是真地方。地图画得再细，也得回到真地方来对一对。”
阿郑重地点头，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不仅记下玉婆的话，还画下了周围的地形和主要植物分布简图。孩子们也学着他的样子，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涂鸦，尽管看不懂文字，却记住了这个场景和玉婆说话时严肃又慈爱的神情。
十一月中旬，村里为阿强举行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送行仪式。没有大摆筵席，而是在火塘边，每人说一段话，送一件礼物。岩叔送了他一把新的、轻便坚固的柴刀：“在外头用不上这个，但看见它，就记得你是从雨林里走出去的。”小梅送了一条亲手织的围巾，图案是“经纬交错”，寓意连接。小林送了一个小巧的移动硬盘，里面备份了数字博物馆至今所有的资料：“想家了，就看看。”
玉婆的礼物最特别——一把用油纸仔细包好的泥土，取自那拉村神庙旁那棵最古老的大榕树下。“水土不服的时候，用一点冲水喝。不是真的治病的药，是让你记着，你的根在这儿，走到哪儿，都带着家乡的水土。”
阿强红着眼眶，接过每一样礼物，深深鞠躬。轮到许兮若和高槿之，他们送的是一个厚厚的活页笔记本和一支好笔。“把你在外面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都记下来。好的，不好的，困惑的，兴奋的，都记。这是你给自己的礼物，也是将来带给村子的礼物。”
阿强离开的那天清晨，雾很大。全村人都起了早，默默送他到村口。他的父母忍着泪，反复检查行李，叮嘱些琐碎的事。阿强一一应着，最后拥抱了父母，又转身对着送行的人群，深深鞠了一躬。
“我会好好学，早点回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眼神清澈坚定。
车子载着阿强，驶入浓雾，也驶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村口的人们久久没有散去，直到引擎声彻底消失于林间雾气。一种微妙的空落感弥漫开来，但很快又被日常的声响填满——岩婶招呼大家回去吃早饭，孩子们追打着跑开，新一天的劳作即将开始。
“孩子长大了，总要出去飞一飞。”岩叔抽了口烟，对身边有些失神的阿强父亲说。
“嗯，”阿强父亲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就是怕他飞得太高太远，忘了怎么落回来。”
“不会，”玉婆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她拄着拐杖，目光悠远，“根扎得深的树，枝叶再高，也知道养分从哪里来。咱们把根给他养好了，他就飞得稳，也落得回。”
阿强的离开，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涟漪荡漾开去，触动了村里其他年轻人的心。小梅更投入地整理她的纹样图册，常常工作到深夜。小林开始自学更复杂的编程和三维建模，他想尝试把数字博物馆里的器物做成可以360度旋转观看的模型。连平时有些跳脱的年轻人，在议事会上发言时，也似乎多了一分认真和长远思考。
苏瑾的《那拉村日记》连载到了冬季篇。她画下了阿强送行清晨的浓雾与人影，画下了霜染的晨间菜畦，画下了火塘边老人们沉默抽烟时映在墙上的剪影，也画下了“根芽学堂”的孩子们举着自己“成长地图”时闪闪发亮的眼睛。她的文字平实而深邃，积累了相当一批忠实的读者。开始有出版社联系她，询问是否愿意集结成书。苏瑾征求了村里的意见。
议事会上，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有人担心过多的曝光会打扰村子的宁静；有人觉得这是好事，能让更多人了解那拉村的价值；也有人提出，如果出书，应该有一种符合那拉村理念的合作方式。
最终，讨论出了一个方案：苏瑾可以出书，但书中所有涉及村民肖像和具体生活场景的内容，必须获得当事人明确授权；书的收益，苏瑾自己保留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另一部分设立一个小基金，用于支持“根芽学堂”的材料购买和村里老人的文化记录工作；此外，书中必须明确写出那拉村“自律公约”的核心内容，并提醒读者尊重社区节奏，不鼓励盲目的、“打卡式”的来访。
苏瑾完全赞同这个方案。“我记录的，是你们给予我的信任和温暖。任何与此相悖的利用，都是背叛。”她联系出版社，说明了这些条件。对方在惊讶之余，反而更加尊重，认为这样的“约束”正是这本书独特价值和真诚所在。
就在村里逐渐适应阿强离开后的节奏，忙于各自冬季的“向内整理”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悄然降临。
十二月初的一天，两辆挂着省城牌照的越野车驶进了那拉村。车上下来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位五十岁上下、气质精干的女士，自我介绍姓杨，是省文化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同行的有她的助手，一位生态学家，一位摄影师，还有两位看起来像是政府工作人员。
杨研究员开门见山，说是看了苏瑾的网络连载和一些媒体报道，又详细研究了那拉村在文化节上的展示材料，专程来进行“深度调研”。
“我们省里正在筹备一个‘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大型课题，挑选省内有代表性的村落作为案例，”杨研究员在会议室对岩叔、玉婆、许兮若和高槿之说，“那拉村的做法非常有启发性，尤其是在社区主导、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融合方面。我们希望将你们村列为重点案例，进行为期数月的跟踪研究，最终形成报告，甚至可能推荐为省级示范点。”
岩叔和玉婆交换了一个眼神。许兮若谨慎地问：“杨老师，具体的研究方式是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杨研究员展示了详细的计划：团队将在村里驻扎3-4个月，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数据收集；会拍摄大量影像资料；会邀请村民参与工作坊，共同绘制“社区资源地图”、“文化传承谱系”；最终的报告会反馈给村里，并可能用于政策建议。
“成为示范点，可能会有一些项目支持和资金倾斜。”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补充道。
诱惑是实实在在的。但有了之前应对各种合作请求的经验，那拉村的人们学会了不急于答应，也不轻易拒绝。岩叔提出，需要时间召开议事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