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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15日，德国，埃森，克虏伯兵工厂总部。
秋雨敲打着会议室厚重的玻璃窗。长桌一端，古斯塔夫·克虏伯——这位掌控德国最大军火帝国的七十一岁老人——正用一方丝帕缓缓擦拭着他的单片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如同他工厂里冷却的钢锭，冰冷而坚硬。
长桌另一端，坐着陈文山和陈小勇。
“阿尔弗雷德先生正在柏林与元首会晤。”克虏伯终于开口，德语带着鲁尔区特有的生硬口音，“他让我转达对两位的欢迎，并全权负责你们在德国期间的一切事务。”
陈文山微微欠身：“感谢克虏伯先生的款待。我们——”
“不必客气。”克虏伯打断了他，单片眼镜重新架回鼻梁，“我知道你们是谁，也知道你们带来了什么。我更知道……”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小勇年轻的脸，“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雨声和壁炉木柴的噼啪声。
陈文山的手指在桌下微微收紧。这位老人的眼神，让他想起七年前——1937年春天，他在天津码头亲眼看见的那一幕：一艘悬挂德国商船旗的货轮，在日军巡逻艇的监视下，硬是卸下了十二门用油布包裹的88毫米高射炮和四门155毫米重型榴弹炮。那些火炮的铭牌上，都刻着克虏伯的徽章。
那是违反当时德国对华武器禁运令的。但克虏伯做了。
因为货单的收货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朱琳。
“克虏伯先生与朱琳总指挥有深厚的友谊。”陈文山谨慎地说，“这我们了解。但如今我们带来的技术——”
“——是偷来的。”克虏伯再次打断，声音平直得像车床切削金属，“从你们曾经效忠的人那里偷来的。用中国话怎么说？‘背主求荣’？”
陈小勇的脸色变了。陈文山按住了儿子的手。
“这是战争。”陈文山迎上克虏伯的目光，“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立场。我们选择的，是能给我们公道的那一方。”
“公道？”克虏伯突然笑了，笑声干涩，“我活了七十一年，从俾斯麦时代到威廉二世，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我见过太多人用‘公道’这个词，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恐惧或仇恨。”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父子俩：“但元首需要你们的技术。所以，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庇护、实验室、经费、荣誉。克虏伯工厂会全力配合。”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陈小勇身上：“尤其是你，年轻人。元首亲自看过你改进的炮塔旋转机构图纸。他说，德国需要这样的大脑。”
那一刻，陈文山没有注意到，克虏伯眼中一闪而逝的复杂神色。
那不是欣赏。
是评估一件工具价值的冷静，以及……一丝难以察觉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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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克虏伯兵工厂第三研发中心。
巨大的车间里，一台38型坦克的底盘正在拆卸。德国工程师围在旁边，听陈小勇用德语讲解：“原始设计的扭杆悬挂系统在连续越野时容易疲劳断裂。我的方案是增加辅助液压减震器，同时把第二、三对负重轮的扭杆直径加大3毫米……”
他讲得很投入，手指在图纸上快速划过，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一个穿着工装裙、金色头发扎成马尾的年轻女子，正用笔记本快速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
她叫安娜·施密特，二十四岁，柏林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三个月前“应聘”进入研发中心担任技术秘书。
当然，她的另一重身份，是德国军事情报局（Abwehr）的特工。任务很简单：接近陈小勇，获取所有可能的技术细节，特别是那些他父亲可能保留的、未在正式图纸上体现的“诀窍”。
“陈先生讲得真好。”午休时，安娜端着两杯咖啡走到陈小勇身边，用略带口音但流利的中文说，“我几乎都听懂了。”
陈小勇惊讶地看着她：“你会中文？”
“在柏林大学选修过。”安娜微笑，递过咖啡，“我父亲战前在上海的西门子分公司工作过三年，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背景——半真半假，难以查证。
从那天起，安娜成了陈小勇在德国的“第一个朋友”。她帮他熟悉德国的技术术语，带他去埃森的啤酒馆，甚至教他跳简单的华尔兹。陈小勇——这个二十三岁、在西北兵工厂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很快就在她温柔的笑容和崇拜的眼神中沦陷了。
陈文山曾提醒过儿子：“德国女人太主动，小心点。”
但陈小勇听不进去。在他眼里，安娜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更重要的是，她“懂”他——懂他对机械的热爱，懂他那些在父亲阴影下从未被真正看见的才华。
他不知道的是，每天晚上，安娜都会把当天的谈话内容整理成加密报告，通过特殊渠道送往柏林。那些报告里，不仅有技术细节，还有陈小勇无意中透露的、关于西北兵工厂生产流程、质检标准、甚至工人培训体系的碎片信息。
1943年10月底，改进后的38A型中型坦克在库默斯多夫试验场进行测试。装备105毫米滑膛炮，正面装甲厚度达到80毫米（比原始阉割版厚了25毫米），发动机功率提升至600马力。测试结果令在场的德军将领震惊：它在2000米距离上，轻易击穿了缴获的苏联T-34坦克正面装甲。
同月，中华四型狙击步枪（德军编号Gewehr 43）开始小批量生产。有效射程标称1000米，配6倍光学瞄准镜，使用专门的7.92×57mm狙击弹。东线反馈：该枪在800米距离上的命中率，比旧款提高了40%。
陈文山父子在克虏伯工厂的地位，似乎越来越稳固。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古斯塔夫·克虏伯出现在试验场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出现，也只是远远看着，从不与父子俩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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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20日，埃森，一栋分配给陈氏父子的别墅。
安娜蜷缩在沙发里，脸色苍白：“小勇……我可能……怀孕了。”
陈小勇手里的咖啡杯“啪”地掉在地上。
“明天陪我去医院检查，好吗？”安娜握住他的手，眼中含泪，“我好怕。”
第二天，在埃森陆军医院，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实为军情局人员）将一份检测报告递给陈小勇：“恭喜，施密特小姐确实怀孕了，大约六周。请好好照顾她。”
那一刻，陈小勇心中最后一丝疑虑烟消云散。他紧紧抱住安娜，发誓要给她和孩子最好的生活。
他没有看到，安娜在他肩头露出的一丝冰冷微笑。
也没有听到，当晚柏林发来的加密电报：“‘夜莺’确认已完全控制目标。可进入第二阶段榨取。”
所谓第二阶段，是获取重一型重机枪的核心技术。
这款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西北抗日救国军1925年定型，全重仅35公斤，最大射程2500米，对空有效射程1000米，是世界上最轻的同口径重机枪。德军在东线缴获过几挺，测试后发现其性能远超德国的MG 42重机枪（虽然是不同口径），尤其对低空飞机的威胁极大。
但陈小勇在这个项目上的参与度并不深——重机枪的设计定型时他才十几岁，后来主要学习的是步枪和坦克技术。
“你可以回忆一下。”安娜依偎在他怀里，轻声说，“哪怕是一些碎片信息——材料配方？热处理温度？甚至只是听老师傅们聊天时提到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有了这些，我们也许能逆向推演出来。到时候，你就是德国的功臣，我们的孩子……”
她把手放在尚未隆起的小腹上。
陈小勇动摇了。他开始熬夜，翻看从西北带出来的零散笔记，努力回忆十年前在兵工厂学徒时的所见所闻。两周后，他交给安娜三页手稿——上面是一些模糊的合金成分比例、枪管膛线缠距的猜测、以及冷却系统的“可能设计思路”。
这些信息，混杂着正确和错误的记忆，但对于德国工程师来说，已经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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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寒冬。
克虏伯兵工厂的会议室里，古斯塔夫·克虏伯看着桌上的一份清单：
· 38A型坦克完整技术图纸（已验证，已投产）
· 中华四型狙击步枪技术包（已验证，已投产）
· “铁拳”火箭筒改进型，射程提升至300米（已验证，已投产）
· 重一型重机枪部分技术线索（评估中）
· 其他零散技术备忘录若干
清单最后，用红笔写着：“目标技术价值已榨取85%以上。剩余价值有限，且目标警觉性渐增。建议按计划处理。”
克虏伯放下清单，看向窗外飘扬的雪花。
他想起了1937年，朱琳通过特殊渠道送来的那封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火炮之恩，朱琳铭记。他日若有机会，必当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