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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
这座依山而建的战时陪都,此刻正被初夏的热浪层层包裹。与往年那种令人窒息、湿漉漉的梅雨季不同,今年的热来得格外猛烈,带着一股干燥的火气。烈日悬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无情地炙烤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嘉陵江和长江的水位虽然开始回升,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江面上蒸腾起大片大片的白气,让整座城市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即将沸腾的蒸笼之中。
但我并不讨厌这种热度。甚至,我渴望这种热度。
坐在参谋本部那间即使在大白天也显得有些阴沉的办公室里,我能感觉到这股燥热正穿透厚重的砖墙,渗入我的骨髓,与我血管里奔涌的血液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这不再是几年前那种令人烦躁、绝望的酷热,这是一种即将爆发的力量,一种复仇的温度。它预示着,那些曾经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坚冰,即将在钢铁洪流的冲击下,彻底熔化。
我的军服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黏糊糊地贴在身上,但我没有开风扇,甚至没有解开领口的风纪扣。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近乎苦行僧般的冷静与威严。我的目光,越过那扇斑驳的木窗,越过窗外那些正在庆祝前线捷报而燃放爆竹的百姓,投向了遥远的东南方——湘西,雪峰山。
那里,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围歼战,正在进入最后的、也是最血腥的高潮。
五月的第一周,雪峰山下的枪炮声,震碎了湘西连绵阴雨后的宁静。
冈村宁次,这个所谓“中国通”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为了消除悬在日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孤注一掷地发动了“芷江作战”。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进化速度,也高估了日军早已透支的战斗力。
此刻,在我的作战地图上,那个代表日军第20军主力第116师团的蓝色巨大箭头,已经不再像半个月前那样锋芒毕露。它像一头闯进了猎人精心布置的陷阱的野猪,被死死地困在了雪峰山东麓的深山峡谷之中。它的獠牙已经被打断,它的皮毛已经被烧焦,它正在我们的包围圈里左冲右突,发出绝望而凄厉的嚎叫。
五月二日,清晨。
电话铃声在死寂的作战室里骤然响起,像是一声尖锐的警报。我一把抓起话筒,那头传来了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声音。
“次长!我是王耀武!”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背景音里,是密集如鼓点的隆隆炮声,那是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特有的怒吼。
“佐民(王耀武字),情况如何?”我沉声问道,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红蓝铅笔。
“成了!次长,成了!”王耀武在电话那头大声喊道,“第四方面军的主力,第74军、第100军,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第116师团的最后压缩!现在,菱田元四郎的主力被我们死死地挤压在洞口以北、瓦屋塘以东的那条狭长河谷里!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第18军胡琏部也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这回,这帮鬼子插翅难飞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中迅速浮现出那片河谷的地形。那是一个天然的屠宰场,两边是陡峭的山壁,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一旦被堵在里面,那就是活靶子。
“伤亡情况?”我问。
“这几天硬碰硬,弟兄们伤亡也不小,特别是第57师,跟鬼子拼刺刀,损失了两个营长。”王耀武的声音低沉了一下,但随即又高昂起来,“不过鬼子更惨!我看他们已经乱了阵脚,弹药估计也打光了,刚才居然组织了几百人的猪突冲锋,被我们的机枪扫得像割麦子一样!”
“佐民,你听着。”我打断了他,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冷峻,“不要急着冲锋。哪怕鬼子没有弹药了,他们的刺刀也是锋利的。我们的士兵,是经过美械训练的种子,每一个都很宝贵。我不希望在胜利的前夜,再看到无谓的牺牲。”
“那次长的意思是……”
“我们有的是炮弹,有的是炸弹。”我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笔重重圈住的河谷,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命令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从芷江机场起飞,对那个河谷进行地毯式轰炸。命令你的重炮部队,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搬出来,给我不间断地轰!我要让那条河谷,变成日本人的焚尸炉!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现代化的火力覆盖!”
“是!坚决执行!”王耀武在电话那头吼道。
放下电话,我走到窗前,看着远处天空中掠过的几架战机。那是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转场去支援前线的P-51野马。
接下来的三天,对于身处湘西那个河谷中的日军来说,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刘斐拿着前线的实时战报,每隔一个小时就向我汇报一次。
“五月三日,上午十时。中美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四十架,P-51战斗机八十架,对被围日军实施第一轮空袭。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据侦察机报告,河谷内燃起大火,日军阵地一片火海。”
“五月三日,下午二时。我重炮部队开始急袭。一小时内倾泻炮弹三千余发。日军试图突围,被我第74军火力网逼回。”
“五月四日,全天。轰炸继续。日军已无还手之力,无线电监听显示,日军各联队之间通讯中断,一片混乱。”
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那幅惨烈的画面。橘红色的凝固汽油弹在山谷中炸开,像流动的液体火焰一样,无孔不入地吞噬着一切。树木、岩石、人体,在几千度的高温下瞬间碳化。那些曾经引以为傲、叫嚣着“武运长久”的皇军士兵,此刻只能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在烈火中哀嚎,翻滚,最终化为一团焦炭。
这是科技的碾压,是国力的碾压。曾几何时,我们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也是这样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压着打,那是何等的绝望。而今天,风水轮流转,我们也终于让日本人尝到了这种滋味。
五月五日,立夏。
刘斐再次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一丝解气的神情。
“次长,截获了日军第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发给冈村宁次的绝密电报。”
“念。”
“电文如下:‘军主力已被支那军重重包围于雪峰山麓,粮弹俱绝,伤亡惨重。敌军火力之猛烈,前所未见。皇军将士已战至极限,请求军司令官给予最后之战术指导。’”刘斐念完,冷笑了一声,“所谓的‘战术指导’,其实就是请求撤退的委婉说法。日本人到现在还死要面子。”
我接过电报,看着那寥寥数语,仿佛看到了菱田元四郎在掩体里绝望地写下这些字时的颤抖双手。
“想跑?”我将电报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晚了。若是让他跑了,我怎么对得起这一年来在豫湘桂死难的几十万同胞?”
我猛地转过身,对着刘斐下令:“传令给廖耀湘!他的新六军在干什么?在看戏吗?命令新六军的新22师,立即从侧翼高速穿插,务必在二十四小时内,切断日军退往邵阳的公路!告诉廖耀湘,如果放跑了一个鬼子,我拿他是问!”
“再命令胡琏的第18军,像铁钳一样,给我死死夹住日军的尾巴!要咬出血来!”
五月六日,最后的总攻开始了。
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围猎。日军第116师团在绝望中彻底崩溃。残存的日军丢弃了所有的重武器,炸毁了汽车和电台,甚至丢弃了无法行走的伤员,分散成小股部队,像没头的苍蝇一样钻进深山老林,试图利用复杂的地形苟延残喘。
但这里是湘西,是苗族同胞的家园。我们的搜山部队跟进,当地的苗民拿着火药枪和柴刀也加入了围剿。对于这些侵略者来说,每一棵树后都可能射出复仇的子弹,每一片草丛里都可能藏着致命的陷阱。
雪峰山,这座巍峨的山脉,成了埋葬日军精锐的巨大坟墓。
五月的第二周,战争的迷雾被一道来自西方的强光彻底撕裂。
五月八日,深夜。
重庆的夜晚难得的凉爽,但我却毫无睡意,在办公室里批阅着关于战后安置难民的文件。突然,参谋本部的电报机房里传来了一阵骚动。紧接着,一阵急促而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走廊的宁静。
译电科的科长,一个平日里沉稳得像块石头的中年人,此刻却连帽子都跑歪了,跌跌撞撞地冲进我的办公室,连门都忘了敲,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薄薄的电报纸。
“次长!次长!”他气喘吁吁地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大消息!天大的消息!”
我皱了皱眉,放下手中的毛笔:“慌什么?天塌下来了?”
“不……不是天塌了,是……是德国!德国投降了!”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在身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一把夺过电报,借着昏黄的灯光,那一行字像火焰一样跳动在我的视网膜上:
【路透社伦敦急电: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已于今日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事结束。】
我拿着电报的手在微微颤抖。我走到窗前,用力推开窗户。
夜风灌了进来,吹在脸上,有些凉,却让人无比清醒。
八年了。
我们在这个东方的角落里苦苦支撑,看着欧洲燃起战火,看着波兰灭亡,看着法国投降,看着伦敦在轰炸中燃烧,看着莫斯科在严冬中瑟瑟发抖。我们曾经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法西斯的阴云将永远笼罩地球。
但现在,风停了。
轴心国的三条腿——德国、意大利、日本,现在断了两条。那个曾经横扫欧洲的纳粹帝国,终于在盟军的钢铁洪流下化为灰烬。希特勒自杀了,墨索里尼被挂路灯了。
现在,只剩下日本这只孤狼。它在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独自面对着整个世界的怒火。
第二天,五月九日。重庆沸腾了。
街上到处是游行的队伍,人们高举着同盟国的国旗,高喊着“庆祝欧洲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报童挥舞着号外,声音嘶哑却充满力量。
我召见了魏德迈将军。
这位美国将军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礼服,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一见到我,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韩!我的朋友!”魏德迈满面红光,那是发自内心的胜利喜悦,“欧洲的风停了!噩梦结束了!”
“是的,将军。”我微笑着回应,但我眼底的阴霾并没有完全散去,“对于欧洲来说,噩梦结束了。但对于我们,对于东方,黎明前的黑暗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