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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四月，重庆的雾气终于被一股来自南方的燥热彻底驱散。嘉陵江的水位开始缓慢回升，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这一次，它们装载的不再是逃难的妇孺和破碎的家当，而是成箱的弹药、崭新的军服和从印度运来的美制罐头。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站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能清晰地听到战争齿轮转向的轰鸣声。我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那张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是投向了更广阔的太平洋。
四月的第一周，惊雷在遥远的海面上炸响。
四月一日，愚人节。但美国人没有开玩笑。美军第十集团军在庞大舰队的掩护下，强行登陆冲绳岛。代号冰山的作战计划正式启动。日本本土的大门被踢开了。
消息传到重庆，整个参谋本部沸腾了。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哼着小曲走进我的办公室的。他指着地图上的琉球群岛对我说，韩将军，日本这艘破船就要沉了。现在，轮到我们在它的船底上凿开最后一个大洞。
我看着他兴奋的脸，心中却保持着绝对的冷静。我知道，困兽犹斗，越是临死前的挣扎，越是疯狂。
果然，就在美军登陆冲绳的同一周，冈村宁次在南京下达了旨在争夺芷江空军基地的芷江作战命令。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集结了第116师团、第47师团以及关根支队等共计八万余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向湘西雪峰山防线扑来。
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看着代表日军的三股蓝色洪流。左路直指新宁，中路扑向洞口，右路通过益阳。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芷江。芷江机场是我们最重要的前进基地，也是悬在日军头顶的一把利剑。冈村宁次想在断气前折断这把剑。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刘斐，语气平静地问道，王耀武准备好了吗。
刘斐点点头，回答说，第四方面军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王耀武把他的王牌第74军摆在了战线的核心位置，第18军和第73军分列左右。这次我们不仅有兵力优势，更有火力优势。
我说，很好。告诉王耀武，不要急着把口袋扎紧。让板西一良进来。雪峰山的路不好走，我要让日本人在爬山的时候，流干最后一滴血。
四月八日，也就是四月的第二周开始。湘西会战正式打响。
日军第116师团作为主力，在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向我洞口、高沙一线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
我在重庆的作战室里，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战报。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焦虑。因为我知道，我的士兵手里拿着的是汤姆式冲锋枪，战壕前埋设的是美制反坦克地雷，天空中飞翔的是我们的P-51野马战斗机。
四月十日，前线传来捷报。日军的一支联队在进攻武冈时，遭到了我军第74军的顽强阻击。我们的士兵利用巴祖卡火箭筒，在三百米的距离上，像打靶一样敲掉了日军的四辆坦克。日军引以为傲的装甲突击，在现代化的单兵反坦克武器面前，变成了废铁。
然而，就在战局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过来。
四月十二日，深夜。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魏德迈打来的。他的声音低沉，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悲伤。
他说，韩，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我握着话筒，愣了足足有一分钟。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那个一手构建了同盟国体系的领袖，在胜利的前夜倒下了。
我放下电话，走到窗前，看着漆黑的夜空。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虽然我知道美国的国家机器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停止运转，但对于中国来说，失去这样一位盟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第二天，重庆降半旗致哀。我代表中国军方去美国大使馆吊唁。在签字簿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共同度过。愿您在天堂看到胜利的曙光。
但战争不会因为伟人的逝去而停止。板西一良并不知道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他只知道，如果拿不下芷江，他的脑袋就要搬家。
四月的第三周，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雪峰山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日军虽然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毕竟是受过长期武士道洗脑的精锐。他们在进攻受挫后，开始利用夜色和山林的掩护，进行疯狂的渗透和肉搏。
王耀武在电话里告诉我，日军像疯狗一样，甚至组织了敢死队，身上绑着炸药包，试图炸毁我们的碉堡。有些阵地反复易手了十几次，尸体堆满了山沟。
我对王耀武说，佐民（王耀武字），顶住。这是日本人最后的一口元气。只要把这口其打散了，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命令空军，全天候出动，对日军的后勤线进行遮断轰炸。
中美空军的战机像乌云一样覆盖了雪峰山的上空。日军的补给车队在公路上被炸成了火球，他们的炮兵阵地一旦开火，立刻就会招来雨点般的炸弹。
日军第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白天的天空属于敌人，我们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没有粮食，没有弹药，只有无尽的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