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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二月，立春已过，重庆阴霾的天空中终于透出了一丝微弱的暖意。但这暖意并非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几百公里外的昆明。那里，正如这个季节的名字一样，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春天。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此刻的心情却并没有随着气温的回升而变得轻松。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刚刚从印度雷多运来的美援物资清单，那是一串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105毫米榴弹炮、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吉普车、以及最为珍贵的汽油和奎宁。这些物资正沿着刚刚打通的中印公路，像新鲜的血液一样注入中国军队干瘪的血管。
二月的第一周，整个大后方都沉浸在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之中。
二月四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第一支由一百多辆卡车组成的美军运输车队，在经历了二十四天的长途跋涉后，终于抵达了昆明。
我特意从重庆飞抵昆明，主持迎接仪式。昆明的街道上人山人海，鞭炮声震耳欲聋。我站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看着那些满身尘土、车头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的道奇卡车缓缓驶过。驾驶室里的美国黑人司机露出洁白的牙齿，向着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并把口香糖和巧克力像撒诱饵一样扔给路边的孩子。
站在我身边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脸上堆满了笑意，但我能看出他眼神深处的复杂。中央军的美械化，意味着地方势力的进一步边缘化。我对龙云说，志舟兄（龙云字），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底气跟日本人算总账了。至于其他的，仗打完了再说。
龙云尴尬地笑了笑，没有接话。
我走下观礼台，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旁。我伸手抚摸着那墨绿色的车身，指尖传来冰冷的金属触感。为了这条路，我们在缅甸的丛林里埋葬了十万忠骨。我看着车厢里整箱整箱的炮弹，心里默默地说，兄弟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
当天晚上，我在昆明的行辕里召见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负责整军的魏德迈将军。
魏德迈显得意气风发，他指着地图对我说，韩将军，随着陆路交通的恢复，我们的阿尔法整军计划可以加速了。我建议优先给第四方面军的王耀武部换装。他们驻守在湘西，是重庆的门户，也是日军下一步最可能的攻击目标。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说，不仅是王耀武，还有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也要尽快换装。我要在三个月内，拉出三十个全美械师。我要让日本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叫火力覆盖。
二月的第二周，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给这份喜悦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月八日，情报部门送来了一份绝密简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正在黑海边的雅尔塔举行会晤。
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对外保密，但我凭着对地缘政治的敏感，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欧洲战场的德国已经奄奄一息，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即将淹没柏林。斯大林的手腾出来了，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东方。
我在深夜独自站在地图前，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北。那里是日本关东军的老巢，也是苏联人一直觊觎的肥肉。如果苏联出兵东北，他们会开出什么价码。外蒙古。大连。旅顺。
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弱国无外交，哪怕我们是所谓的四强之一，在真正的巨头面前，依然可能成为被交易的筹码。
魏德迈来找我商量作战计划时，我试探性地问他，关于雅尔塔，华盛顿有没有什么消息透露给我们。
魏德迈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顾左右而言他。他说，韩将军，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作为军人，我们只需要关注如何打败日本人。
他的回避证实了我的猜想。我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但我不能表现出来。我对他说，好吧，那就谈军事。
情报显示，日军在经历了豫湘桂战役的消耗后，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为了维持漫长的交通线，他们不得不把野战部队拆散成治安军。但在湘西方向，日军第20军却在反常地集结。
我对魏德迈说，冈村宁次那个老狐狸不死心。他知道芷江机场是我们的命门，也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前进基地。一旦中美空军从芷江起飞，就能直接轰炸武汉甚至南京。所以，他一定会打芷江。
魏德迈看着地图，沉思片刻说，那就在雪峰山给他准备一个陷阱。利用这里的地形，加上我们的新式武器，把他的第20军吃掉。
二月的第三周，湘西前线的摩擦开始升级。
二月十五日，正值春节期间。但湘西的雪峰山脉没有丝毫节日的祥和。寒风呼啸，大雪封山。
王耀武从前线发来电报，报告日军的小股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进行渗透侦察。在邵阳以西的几个隘口，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战报中提到了一个细节，让我精神一振。我军的一个连队，在遭遇日军突袭时，使用了刚刚配发的巴祖卡火箭筒，一举摧毁了日军的两个碉堡。日军显然对这种新式武器毫无准备，在丢下十几具尸体后仓皇撤退。
我拿着电报，对身边的刘斐说，告诉王耀武，不要急着暴露火力。把好东西藏着，等日本人大部队来了，再给他们一个惊喜。
此时的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做最后的准备。我们在日军内部的内线传回消息，板西一良极其狂妄，他认为中国军队在去年的溃败中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即便有了美国武器，也不过是一群拿着洋枪的土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