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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一月，重庆的雾气似乎比往年要淡了一些。也许是心境的变化，那个曾经压在每个人心头、令人窒息的死亡阴影，随着独山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退却，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嘉陵江的水依旧浑浊，但在这浑浊之中，似乎正在酝酿着一股新的、向东奔涌的力量。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站在新的一年的门槛上，感受到的不再是那种随时可能亡国的战栗，而是一种即将发起复仇的躁动。我的办公桌上，那张被无数红色和蓝色箭头划得支离破碎的作战地图，终于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一月的第一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整军备战的肃杀与忙碌。
一月一日，元旦。我没有休息，而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对着魏德迈将军提交的一份庞大的整军计划。这份计划代号为阿尔法，旨在使用美援装备，在昆明和贵阳等地，彻底重新武装和训练三十六个师的中央军精锐。
我看着手中的清单，上面列着榴弹炮、汤姆式冲锋枪、卡车、吉普车以及成吨的弹药。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我们反攻的本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血肉之躯去填日军的火海，那种惨痛的经历让我每每想起都心如刀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让我们的士兵穿上皮靴，戴上钢盔，用钢铁去回敬钢铁。
我叫来了军政部的负责人，指着计划书上的时间表，冷冷地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兵员的补充必须在两周内到位。哪怕是去抓，也要给我把那些逃兵抓回来。我们要把这些装备发到每一个士兵手里，让他们学会怎么扣动扳机，怎么驾驶卡车。谁敢在后勤上克扣一粒子弹，我就枪毙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滇西边境，战火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停歇。
一月三日，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从前线发来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军虽然攻克了黑山门，但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残部依然盘踞在畹町及其周边的回龙山高地上，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畹町是中缅边境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结合部。拿不下畹町，中印公路就无法通车，那些堆积在印度雷多的大批物资就运不进来。
我看着地图上畹町那个小小的黑点，它卡在两山之间，地形狭窄，易守难攻。日军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困兽之斗往往最为凶险。
我给宋希濂回电，命令他暂停正面强攻，改用重炮轰击。我说，不要急于求成，我们有的是炮弹。我要你把回龙山乃至畹町的每一寸土地都犁一遍。我们要用美国人的炮弹，去换我们士兵的命。
一月五日，我收到了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捷报。他的部队在缅北势如破竹，已经攻占了南坎，切断了畹町日军的退路。这样一来，盘踞在滇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我们远征军和驻印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我在参谋本部的沙盘前推演着战局。两支中国军队，一支从国内打出去，一支从国外打回来，即将在国境线上会师。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了这一刻，我们忍受了三年的封锁，付出了数十万人的伤亡。
一月的第二周，战斗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一月八日，远征军对畹町发动了总攻。
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日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利用畹町周围的复杂地形，构筑了大量的隐蔽火力点。我们的攻击部队在通过开阔地时，遭到了日军侧射火力的猛烈阻击。
刘斐面色凝重地向我汇报。他说，次长，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佑是个老顽固，他似乎打算在畹町战至最后一人。我们的第九师伤亡很大，攻击受阻。
我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盘旋，让我焦躁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说，告诉宋希濂，不要硬冲。让空军上。
我直接联系了陈纳德将军。我请求第十四航空队出动所有的B-25轰炸机和P-51野马战斗机，对畹町实施地毯式轰炸。
一月十日，畹町上空黑云压城。数百吨炸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日军阵地。大地在颤抖，山峰在崩塌。日军的工事在剧烈的爆炸中化为齑粉。
与此同时，我也在关注着国内战场的动态。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他们的兵力也被拉得极薄。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主力虽然撤回了广西，但他们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守备部队。这些部队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的国土上。
我命令汤恩伯的部队在贵州边境进行试探性反击，目的是牵制日军，不让他们抽调兵力去增援滇西。我还命令第九战区薛岳部在湘南、赣西一带发动游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我要让日本人感觉到，他们占领的不是一条交通线，而是一条绞索。
一月十二日，畹町外围的回龙山阵地被我军攻克。
这是一场血腥的肉搏战。我们的士兵在炮火延伸后，冲上了被烧焦的山头。残存的日军从土里钻出来，挥舞着战刀扑向我们。我们的战士用刺刀、用枪托、甚至用牙齿，把这群野兽送进了地狱。
一月十四日，畹町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日军残部开始向缅甸境内溃逃。
一月的第三周，胜利的曙光已经穿透了云层。
一月十五日，远征军攻占畹町。
那一刻，我想象着士兵们站在界河边，看着对岸的缅甸土地，心中会是怎样的感慨。三年前，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从这里撤退，把国门丢给了敌人。三年后，我们又杀了回来，把国旗重新插在了桥头。
我给前线发去了嘉奖令。我说，畹町的光复，洗雪了当年的耻辱。但这还不是终点。我们的目标是芒友，是与新一军的会师。
与此同时，在后方，一场关于难民安置的战役也在悄然进行。
豫湘桂大溃败造成了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聚集在贵州、四川的边境线上，缺衣少食，瘟疫横行。如果不能妥善安置，后方将会大乱。
我利用参谋次长的职权，强行征用了军用卡车和部分即将运抵的美援物资，用于救济难民。我还在行政院的会议上拍了桌子，指着那些推诿扯皮的官员骂道，前方将士在流血，如果你们让后方的百姓饿死，那就是在帮日本人的忙。
我甚至下令，各地的驻军必须腾出部分营房，收容难民。我要让老百姓看到，军队不仅会打仗，也会救人。
一月十八日，就在我们准备庆祝滇西胜利的时候，日军在华南沿海又有异动。
情报显示，日军为了防备美军在华南登陆，开始加强在广东和福建沿海的防御。他们强抓壮丁，修筑工事，并对占领区实行更加残酷的清乡政策。
我看着地图上那漫长的海岸线，心中明白，这是日本人最后的疯狂。他们在太平洋上已经被美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只能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把所有的刺都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