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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重庆的雾气已经浓得化不开，仿佛是千万冤魂凝聚而成的白色屏障，试图遮挡住即将到来的厄运。嘉陵江的水位枯竭，露出大片青黑色的河滩，像极了这具庞大帝国干瘪的血管。寒风从西伯利亚长驱直入，越过秦岭，狠狠地抽打着这座战时陪都脆弱的神经。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坐在这间弥漫着陈旧纸张和劣质烟草味道的办公室里，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守着即将熄灭烛火的老僧。我的面前摆放着那个巨大的沙盘，上面的红蓝旗帜犬牙交错，但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已经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正对着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咆哮而来。
十一月的第一周，地狱的大门在桂林缓缓打开。
十一月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这个像狼一样贪婪的指挥官，下达了对桂林的总攻命令。日军第58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在数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同时向桂林城垣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
电话铃声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那是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打来的。电话线里的杂音很大，背景是连绵不断的爆炸声，震得我耳膜生疼。韦云淞的声音听起来已经不再像是一个统领几万大军的将军，而像是一个被困在着火房子里的绝望老人。
他告诉我，日军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桂林城外的防御工事虽然依托山岩修筑，但在日军这种毁灭性的火力覆盖下，正在逐个瓦解。屏风山、猫儿山这些外围据点，已经变成了绞肉机。我们的士兵躲在岩洞里，被日军的喷火器活活烧死，或者被毒气熏得窒息而亡。
我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甲深深地嵌入了掌心。我问他，第31军和第46军的情况如何。韦云淞沉默了片刻，然后带着哭腔说，第31军军长贺维珍还在前线督战，但伤亡已经超过了半数。第46军的一个师在城北死守，已经打退了日军的五次冲锋，但弹药快要耗尽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对他说，韦云淞，你听着。我知道这很难，但我现在给不了你一兵一卒的援军。你必须利用桂林的岩洞地形，和日本人打巷战，打游击。每一座山头，每一个岩洞，都要让日本人用血来换。你要给我守住桂林，哪怕变成废墟，也要守住。
挂断电话后，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我知道，这道命令其实是让他们去送死。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桂林在这个时候崩溃，整个广西的防线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日军就会长驱直入，直逼贵州，威胁重庆。
十一月三日，桂林外围的战事进入了白热化。日军第58师团突破了北门外的防线，逼近了漓江。
这一天，美国顾问魏德迈将军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脸上带着那种美国人特有的自信和傲慢，但在看到地图上广西那片触目惊心的红色时，他的眉头也紧紧地皱了起来。
魏德迈指着地图上的柳州问我，韩将军，如果桂林守不住，柳州怎么办。柳州有巨大的美军空军基地，那里囤积着数千吨的航空燃油和炸弹。如果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着他，冷冷地说，我已经下令张发奎，一旦局势无法挽回，立即炸毁柳州机场和所有物资。我们实行焦土抗战，绝不给日本人留下一滴油，一颗炸弹。
魏德迈显得有些震惊，他也许无法理解这种自我毁灭式的决绝。但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去。我知道，他是在为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美援物资感到心痛，而我心痛的，是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中国士兵。
十一月五日，最惨烈的一幕发生了。
日军强攻桂林七星岩。那里是第31军的一个野战医院和指挥所，里面挤满了伤员和撤退下来的士兵，足足有八百多人。日军久攻不下，竟然惨无人道地向岩洞内释放了高浓度的毒气。
前线发回的电报只有短短的一行字：七星岩全员殉国，无一生还。
看着这份电报，我感觉心脏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八百条人命，就这样在黑暗的岩洞里，在痛苦的抽搐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不仅是战争，这是屠杀。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没有吃饭。刘斐在外面敲门，我让他滚。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我需要消化这份巨大的悲痛和愤怒。
十一月七日，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日军完成了对桂林的最后合围。
桂林城内已经是一片火海。韦云淞发来了最后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职部绝笔。
十一月的第二周，崩溃如雪崩般降临。
十一月十日，桂林陷落。
韦云淞和贺维珍率领残部突围，在中途被日军冲散，生死不明。守城的两万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名城，此刻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然而，噩耗并没有就此止步。同一天，日军第13师团和第3师团，像两把尖刀，同时插向了柳州。
柳州是第四战区的指挥中心，也是黔桂铁路的枢纽。张发奎手里虽然还有几个军的兵力，但在日军这种钳形攻势下，部队已经失去了斗志。加上桂林失守带来的心理震撼，柳州守军甚至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
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桂林陷落后的第二天，柳州失守。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溃败。原本计划坚守三个月的桂柳防线，在短短十天内就彻底崩塌。大量的武器装备、粮食弹药，还有魏德迈最担心的那些航空物资，因为来不及销毁，大半落入了日军手中。
我站在重庆的作战室里，看着地图上那个巨大的缺口，感到一阵眩晕。桂柳一失，广西的大门彻底洞开。日军可以沿着黔桂铁路，一路向西，直扑贵州。
我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平日里那些夸夸其谈的将领们，此刻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用力拍着桌子，大声吼道，都哑巴了吗。现在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桂柳丢了，我们还有贵州。如果贵州也丢了，日本人就会打到重庆来喝茶。
我指着地图上的宜山、河池和南丹，那是通往贵州的必经之路。我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在这些地方层层阻击，迟滞日军的推进速度。哪怕是用尸体堆，也要把日本人挡在贵州的大门之外。
十一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发回的报告。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难民夹杂在溃兵中间，沿着黔桂路向北逃亡。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日军的飞机在头顶肆无忌惮地扫射轰炸，公路上到处是燃烧的汽车和残缺的尸体。
这就是大溃败。这就是亡国灭种的景象。
我命令刘斐，立即组织督战队，赶赴宜山前线。凡是临阵脱逃的军官，不分级别，就地枪决。我们要用铁血手段，来止住这场雪崩。
十一月的第三周，寒流席卷了整个西南。
日军第11军在占领柳州后，并没有停下修整。横山勇是个疯子，他看准了我们此时防线空虚，竟然违背了东京大本营关于停止追击的命令，擅自下令部队继续向贵州进发。
十一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宜山。
十一月十七日，日军攻占河池。
他们的推进速度快得惊人，简直就像是在进行武装游行。我们的阻击部队往往还没来得及修好工事，就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冲垮。
重庆城内开始出现恐慌。街头巷尾都在传言，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政府要迁往西昌或者更偏远的青海。物价飞涨，米价一天三变。有钱人开始变卖资产，准备逃亡。
我不得不亲自出面，在广播里发表讲话，安抚民心。我告诉大家，政府绝不撤退，我们将死守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