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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九月。
重庆的秋老虎，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姿态，牢牢盘踞在山城的上空。七月流火的酷暑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像是被嘉陵江无穷无尽蒸腾而上的水汽所激怒，演变成了一种更具穿透力的、粘稠的湿热。整座城市，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蒸笼所罩住。街道上，行人稀少，即便是防空警报尚未响起的白日，也透着一股令人焦躁的死寂。
我的参谋本部地下作战室，理论上是这座城市最清凉的地方之一。然而，那厚重的混凝土墙壁，在连续数月的烘烤下，也开始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快的回潮气息。空气凝固了，带着汗水的咸味、文书的霉味和地图的油墨味。天花板上，那几具巨大的铜制吊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黄色的灯光被扇叶切割成断续的光影，投射在巨幅沙盘上，让那些代表着千军万马的小旗，也显得明暗不定。
我的少将制服，领口早已解开，这在往常是不可想象的失态，但现在，没有人会在意。汗水顺着我的额角流下，划过脸颊，滴落在胸前。我能感觉到，我的衬衫早已湿透，粘在背上，勾勒出了一幅比沙盘更令人难受的地图。
我的视线，早已焊死在了面前的沙盘上。湖南北部，常德。
那个被我亲手在作战会议上标定为“地狱”的城市，在刚刚过去的八月，完成了它最后的武装。而九月，是等待行刑的月份。
七月底，美军顾问团戴维斯上校带来的那个消息——“常德，会是一座毒气之城”——这个诅咒，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八月，我几乎是用“勒索”和“威胁”的手段，为余程万的八千虎贲，从驼峰航线上抢来了那救命的十万具防毒面具。这个诅“咒，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紧接着，八月下旬，那份来自加拿大魁北克“象限”会议的情报，又将我心中另一根弦，猛地拉紧。蒙巴顿勋爵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成立了。这块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磁石，像一个黑洞，开始吸引盟军在亚洲的全部资源和目光。
横山勇，这个在五月鄂西会战中丢尽了脸面的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他等不了了。
他必须在盟军于缅甸发动攻势之前，在全世界的目光彻底从中国战区移开之前，用一场惊天动地、血流成河的大捷，来重新证明他，证明日本陆军，依旧是这片大陆的绝对主宰。
而常德，就是他选定的，用来祭旗的祭品。
九月的第一周，是从遥远的地中海传来的消息开始的。
九月三日。一份模糊的、尚未得到最高级别证实的情报，通过盟军的秘密渠道，摆在了我的桌上。意大利，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帝国，它的新政府，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秘密向盟军投降。
重庆的清晨，雾气还未散尽。温毓庆，我的情报署长，已经站在了地图前。他的脸色，一如既往地苍白，仿佛常年不见阳光。他的白衬衫也被汗水浸透了，紧贴着他那消瘦的脊背，更显得他形销骨立。
“慈璋。”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如果消息属实，德国在欧洲将彻底陷入两线作战，独木难支。日本，他们作为轴心国在亚洲的最后一个主要成员，其战略压力，会空前巨大。”
我没有回头。我的手指，在沙盘上那条从武汉，经荆门，再笔直指向常德的红色路线上，缓缓移动。
“压力？”我的声音因为一夜未眠而有些沙哑，“不，毓庆。对横山勇来说，这不是‘压力’。这是‘动力’。是‘催化剂’。”
我转过身，看着我的情报官：“这是东京大本营，逼着他必须立刻、马上出手的最后一道命令。”
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我研究了他们六年。这个民族的军事哲学，有一种病态的“偏执”。轴心国的每一次失败，都会如同鞭子一般，抽打在日本陆军的“独走”神经上。他们不会反思，不会退缩，他们只会更疯狂，更不计后果。
“他必须在盟军腾出手，全力对付日本之前，彻底打通中国的陆上交通线。他必须在蒙巴顿的部队踏上缅甸的土地之前，拔掉常德这颗钉子，威胁我西南后方，威胁昆明，威胁你们美国爹的B-29基地。”
我猛地站起身，作战室的空气似乎因为我的动作而颤动了一下。
“毓庆。”我下达了命令，“‘黄雀’计划，全线激活。”
温毓庆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抬起头，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震动。
“全线？”他反问了一句，这在他身上极为罕见。
“全线。”我重复道，语气不容置疑。“黄雀”是我的心血，是潜伏在第十一军后方的，我们最顶尖、最宝贵的情报网络。全线激活，意味着我将他们所有人，从深度的蛰伏中唤醒，推向了最危险的前台。
“我不管他们牺牲多大。”我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我在对自己，也在对他下达最残酷的指令，“我必须在九月十日之前，知道横山勇那五个师团——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的准确位置。我要知道他的重炮联队，开到了哪条河边。我要知道他的毒气联队，把仓库设在了哪里。我要知道横山勇本人，每天吃饭，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温毓庆的嘴唇动了动，他没有敬礼，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马上去办。慈璋，你自己……也保重。”
他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在日军第十一军全线戒备的态势下，激活所有潜伏人员，无异于让他们赤身裸体地去冲撞一堵钢铁高墙。这是在用命，换情报。
“执行。”我没有再看他，转过身，重新面对沙盘。
九月八日，中秋节的前三天。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正式向全世界公布。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重庆，这座被压抑了太久的城市，瞬间沸腾了。防空警报长鸣，但这一次，不是空袭，是庆祝。人们涌上街头，挥舞着小旗，高呼着口号。鞭炮声，夹杂在“号外”的叫卖声中，此起彼伏。仿佛，胜利的明天，已经触手可及。
而我的作战室里，气氛却降到了冰点。
“黄雀”的电报，用鲜血换来了。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电文，它们是一封封，从地狱边缘发回的遗书。
“慈璋。”温毓庆的声音，沙哑，干涩。他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他办公室里的灯，也亮了三天三夜。
“‘黄雀’七号，在荆门暴露，拉响手雷，与日军特高科同归于尽。他传回了日军重炮联队的集结地点。”
“‘黄雀’十九号，在岳阳被捕。在转押途中，咬破舌尖，自尽。他探明了第一一六师团的换装情况。”
“‘黄雀’三号，我的……我的老师。”温毓庆的声音哽咽了一下，但他立刻控制住了，“他以自残的方式，进入了日军在沙市的野战医院，确认了日军化学战联队的番号和规模。他……他没有再出来。”
我闭上了眼睛。我不敢看温毓庆。我知道，每一份情报的背后，都是一个我永远无法报答的牺牲。
“汇总。”我逼迫自己，吐出这两个字。
温毓庆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了沙盘前，开始了他那冰冷而专业的汇报。
“横山勇的指挥部，已前移至荆门。他本人，已在八月底，飞抵前线。”
“第三十九师团，澄田赉四郎部。其主力，已全线压至澧水北岸。这是日军最精锐的山地师团之一。”
“第三师团，山本三南部；第十三师团，赤鹿理部。此二者，均是鄂西会战的主力。现已在沙市、石首完成集结。其先头部队，正伪装成渔船和商贩，秘密渗透洞庭湖西岸的水网地带。”
“新调来的第六十八师团，佐久间为人部；和第一一六师团，岩永汪部。已分别进驻华容和岳阳以南。他们构筑了第二、第三梯队。”
温毓庆拿起一根红色的指挥杆，在沙盘上，点出了一个可怕的阵型。
“他妈的。”温毓庆低声骂了一句，这是我第二次，听到他失态。
“他把那两个新师团，放在了后方和侧翼。他既是作为预备队，也是作为防备我第九战区薛岳部的侧翼。他要用他最精锐的三个老牌师团——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加上他所有的重炮和毒气，从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形成一个巨大的‘品’字形，用泰山压顶之势，彻底碾碎常德。”
我看着沙盘上那些新插上的红色小旗，它们像是一道道流淌的鲜血。
横山勇。
他吸取了五月鄂西会战，兵力分散、多路并进、导致石牌攻坚失败的全部教训。
这一次，他没有丝毫花巧。他集中了绝对的优势兵力，十万大军，只打常德一点。
他的目标，不再是石牌，不再是抢粮。他的目标，就是我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就是余程万的五十七师。他要用一场最野蛮、最血腥、最不计后果的攻城战，一场在中世纪才会出现的屠杀，来震慑重庆，来告诉全世界，他横山勇，才是华中之王。
九月的第二周，我的目光，不得不从血淋淋的前线情报上移开，转向常德的“背后”。
我的计划，是“砧、钳、锤”。
常德，是“砧”。余程万的八千虎贲，就是那块任人捶打，却必须坚硬不倒的铁砧。
九月十日。
王耀武的加密电台，转来了余程万的最后一份战备报告。
电文，是通过我最信任的机要参谋，送进来的。他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他的手，在发抖。
我展开了电文。余程万那刚劲的字迹，仿佛穿透了电波和纸张，带着一股决绝的、冰冷的金属气息。
“慈璋兄、耀武兄：”
“常德城防，已全部完成。全师八千一百二十三名官兵，均已按照次长所发之‘现代城市防御’图纸，进行防毒强化训练。自八月十五日以来，人均训练时数，已达一百小时。十万具美式防毒面具，已全数配发到人，并于各核心碉堡，储备了双份滤芯。”
“城中百姓，经我部反复劝说，已疏散大半。然仍有故土难离、或因病重无法行动者，共计三千四百一十二人。我已将其全数安置于城西‘大西门’内，征用‘常德第一纱厂’之地下仓库，改建为最坚固之防空掩体群。并严令，战事一开，此区域，为‘绝对非军事区’，我军一兵一卒，不得入内，以免引敌炮火。”
“城防图纸，已按最高密级，全数焚毁。我五十七师，已下发‘人自为战、屋自为战、街自为战’之作战守则。每一名士兵，均已知晓其第一、第二、乃至最后预备之核心碉堡位置。每一名军官，自排长以上，均已立下遗嘱，存放于师部。”
“职部，已将全师官兵花名册，及家眷联络地址，共计八千一百二十三份，密封。以油布包裹，共计十二箱。交由王耀武军长，转呈次长。若常德城破，职部八千一百二十三名官兵，当与城共存亡。此电，或为最后之军情报告。恳请次长，于战后，善恤我部家眷。”
“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绝笔。”
我捏着电报。
那薄薄的纸张，在这一刻，重逾千斤。
我没有说话。作战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的，只有吊扇那“嗡嗡”的、令人心烦的转动声。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余程万的样子。那是一个不苟言笑、面容坚毅的军人。我能想象到他，在常德师部的地下室里，就着昏暗的马灯，一笔一划，写下这份“绝笔”时的神情。
他知道。他和我，都知道。
他这八千人，是去赴死的。
他们是我的“砧”。是必须被横山勇那十万大军，用重炮、用毒气、用飞机，反复捶打，砸得血肉模糊，也必须 拖住敌人十五天的……牺牲品。
我，韩夏，就是那个，亲手将他们送上祭坛的人。
我送去的十万具防毒面具，在那一刻，显得如此讽刺。我给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能让他们在毒气中，多呼吸几天，多战斗几天，为我的大战略，多争取几个小时的工具？
这个念头，如同毒蛇，噬咬着我的内心。
我强迫自己，压下这股足以摧毁一个指挥官的软弱。
我没有回电。
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将目光，从沙盘上的“常德”，移向了它的西部。那片在地图上，呈现出深褐色、代表着崇山峻岭的区域。
湘西，雪峰山。
那是我的“锤”。
方天的第十八军，我的王牌，我的幽灵。他们已经在那些亚热带的丛林里，忍受了近两个月的煎熬。
九月十二日。中秋节。
本该是万家团圆、举杯望月的日子。重庆城里，虽然物资紧缺，也依稀能听到一些零星的丝竹之声。
而我的作战室里，收到的，是来自雪峰山的，中秋“贺电”。
电文，是通过我设置在湘西的秘密中转站，用大功率电台，转发过来的。电文很短，没有节日问候，只有刺骨的冰冷。
“慈璋。今日中秋。山中无月，唯有瘴气。自入山以来，酷热、潮湿、蚊虫、疫病，已夺去我三百四十七名弟兄性命。疟疾，本地人称之‘打摆子’，在全军蔓延。痢疾，让我最精壮的士兵，三天之内，形同枯槁。非战斗减员，已近两千人。”
“药品，奇缺。奎宁，比黄金更贵。粮食，已开始减半供应。士兵，无鞋。赤足在山中巡逻，毒蛇、蚂蝗，防不胜防。”
“山中土人，对我部保持警惕与敌意。我军补给，全靠入山时携带。真正做到了……与世隔绝。”
“然，军心尚在。日军侦察机，日日飞越雪峰山。我部数万大军，化整为零，藏于山洞、密林，构筑秘密营地，无一暴露。我部如深山之石，纹丝不动。”
“唯问次长，我部，何时出山？弟兄们……快要烂在山里了。”
落款，方天。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低估了雪峰山的残酷。我原以为，我面对的只是军事上的隐蔽问题。但我错了。方天的精锐，不是在和人作战，他们是在和大自然，和疫病，和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作战。
我抓起笔，立刻草拟回电。
“方天兄。中秋之夜，我韩夏，在重庆，遥祝你部，万万保重。”
“你部多忍一日，常德便多一分生机。多忍一月，你出山之日，便是横山勇命丧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