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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剪报，只看了一眼，就把它丢在了桌上。我的内心，是彻骨的寒冷和 profound 的讥讽。
“掌声，胡。”我平静地说，“掌声能换来多少炮弹？能换来多少卡车？能让驼峰航线的运力增加一倍吗？”
“总座，这毕竟是……”
“这毕竟是一场精彩的演说。”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美国人喜欢听故事。一个古老的、坚韧的、受苦受难的盟友，这故事太完美了。他们会感动，会捐钱，会给掌声。但是，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他们不做慈善，他们只看战略。”
我的担忧立刻变成了现实。
二月二十日，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联合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备忘录。华盛顿，被这场演说“感动”的国会，迅速批准了陈纳德将军的“扩大空中作战”计划。
“史顾问”（史迪威）在印度的电报充满了愤怒（我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而“陈顾问”（陈纳德）则意气风发。
结果是：驼峰航线未来三个月的运力，百分之七十，将被划拨给即将成立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的部队），用于运输他们的航空汽油、炸弹和飞机零件。
留给我那三十个师的“Y部队”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我输了。在这场“陆军优先”还是“空军优先”的战略博弈中，我被一场华丽的演说，从背后捅了一刀。
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足够的弹药，我拿什么去反攻缅甸？我拿什么去打通滇缅公路？
我立刻召集了在重庆的美方军事联络官。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
我没有发怒。我只是把两份报告，摆在了他们面前。
第一份，是“Y部队”在腾冲的战斗详报。“先生们，请看。我的一个营，伤亡三百人，才打掉日军一个哨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炮。而你们，却要把仅有的运力，拿去给那些甚至找不到降落机场的轰炸机。”
第二份报告，则是我刚刚收到的，来自第一战区（豫北、晋南）的绝密情报。
“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我内心鄙视此人，但情报是真实的）报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华北平原，开始了新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其核心，是‘以战养战’。”
“以战养战？”美方联络官不解。
“是的。”我指着报告，“冈村宁次下令，在河北、山东、山西，日军将‘统制’所有粮食。他们正在挨家挨户地抢夺我们农民手中最后一口吃的。这不是‘征粮’，先生们，这是一场有计划的、系统的、旨在彻底摧毁我们战争潜力的——人工饥荒。”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先生们，你们在华盛顿鼓掌。而冈村宁次，正在制造一场几千万人（我估计的）的饥荒。横山勇，正在江北屠杀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战争。”
“陈顾问的飞，能阻止饥荒吗？能守住石牌吗？不，不能。只有陆军，只有我的士兵，能。而你们，正在饿死我的陆军。”
联络官们脸色煞白，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知道，这番话未必能改变华盛顿的决定。但这是我的态度。我，韩夏，这个战区的总指挥，我不会乞求，但我会战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会议室里。
二月第四周：风暴前的最后堡垒
二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似乎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倒春寒。
江北的“扫荡”结束了。横山勇的部队撤回了汉水以南。代价是，江北平原，千里焦土，再也无法对我军提供任何补给，也无法对日军的侧翼构成任何威胁。横山勇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长江以南。
刘子清的情报，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送达我的案头。
“‘S机关’确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已于二月二十五日，从武汉秘密前移至宜昌。” “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幸’）、第十三师团（代号‘镜’）、第三十九师团（代号‘藤’），已在宜昌、当阳一线集结完毕。”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第十八旅团，正沿长江航道，向前线输送。” “重点：日军工兵部队，在宜昌大量集结‘架桥器材’及‘小型登陆舟艇’。”
“舟艇”和“架桥器材”！
我立刻在沙盘上找到了那几条关键的河流——清江、沮水、漳水。
横山勇的目标，果然不是在平原上和我们兜圈子。他要强渡这些河流，要钻进我们的山地防线！
他看准了，我们的山地防线，虽然险峻，但后勤补给，全靠这几条脆弱的河谷通道。
“コ号作战”的轮廓，已经清晰得令人窒息。
二月二十七日，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在战役发动前，最后一次确认我的“棺材钉”是否牢固。
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老胡和两名卫士，乘坐一架C-47运输机，冒着被日军零式战斗机拦截的风险，强行起飞，目的地——第六战区后方指挥部，恩施。
三个小时的颠簸，飞机在恩施简陋的土跑道上降落。寒风凛冽。
孙连仲将军，以及我秘密召来的第十八军军长方天，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的脸，和这鄂西的天空一样，阴沉而坚硬。
没有寒暄。我们直接进了设在山洞里的指挥部。
“总座，”孙连仲指着地图，他的手有些抖，“日军的调动太频繁了。我担心……我担心正面守不住。尤其是当阳到宜昌一线的几个隘口，王敬久（第十集团军）的兵力太单薄了。”
我没有看他，我的目光越过他，直视着一直沉默不语的方天。
方天，土木系（陈诚系）的核心战将，他的第十八军，是我手中最精锐的王牌，也是我最后的预备队。
“方军长。”我开口。
“到。”方天立正。
“我让你守的石牌，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总座，”方天从地图上拿起一根指挥棒，指向了石牌要塞那个小点，“石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东口，上控巴蜀，下扼荆襄。我军在此，经营两年。要塞核心，有炮台三座，暗堡一百二十个，火网交叉，可封锁整个江面。”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打断他，“工事是死的。我问的是人。你的第十八军，有多少人，是真正准备死在里面的？”
方天愣了一下。他那张素来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总座。我第十八军，满编三万五千人。其中，守备石牌核心阵地的，是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我不能提名字，故用代号）。该师一万一千人，已立下遗嘱。师在，阵地在。”
“好。”我点点头。我走到他面前，替他整理了一下领章。“方军长。孙公的几十万大军，是诱饵，是网。他们会在群山中节节抵抗，把横山勇的十万大军，拖垮、拖疲、拖饿。”
“但横山勇是条疯狗，他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他的最终目标——石牌。因为拿下石牌，他的舰队就能溯江而上，炮轰重庆。”
“你的第十八军，”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不是预备队。你们是最后的防线，是第六战区的‘镇魂石’。孙公的部队可以退，可以败，甚至可以暂时溃散。唯独你，和你的石牌，一步也不能退。”
孙连仲倒吸一口凉气。他明白了我的意图。我是在用整个第六战区的几十万部队，为第十八军的决战，创造一个最有利的战场。
“总座……”方天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我只有一个请求。”
“说。”
“战至最后，若石牌不保。请总座……批准我第十八军，在石牌全军‘玉碎’。我方天，绝不当第二个保卢斯。”
我看着他，良久。
“我批准。”我说道，“但是，方天，我不要你当保卢斯，我也不要你‘玉碎’。我要你活下来，要你把日本第十一军的军旗，插在你的指挥部门口。我要你告诉横山勇，中国的山地，是他们吞不下的。”
二月二十八日，我飞离恩施。当我再次降落在重庆时，我知道，一切部署都已就绪。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各就各位。
我，韩夏，已经押上了我能动用的最后、也是最精锐的赌注。
我走进作战室，老胡正焦急地等着我。
“总座，您可回来了。”他擦着汗，递过来一份文件。“您看这个。”
我接过文件。这份情报，既不是来自鄂西，也不是来自华盛顿。
它来自华北。第一战区，汤恩伯转来的、关于冈村宁次“以战养战”政策的补充报告。
“……日军华北方面军，于本月（二月）在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开始实行‘粮食统制’。其手段，是设立‘农事试验场’，强迫农民种植‘奉公粮’，并以军票（伪币）强行‘收购’。实质上，是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粮食掠夺。冈村宁次公然宣称，要‘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从根本上断绝我军之生存根基……”
我拿着报告的手，微微发抖。
一股比重庆的二月寒风更刺骨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
横山勇的“コ号作战”，是为了打通长江，威胁重庆。这是一场战术决战。
而冈村宁次的“以战养战”，是在挖我们的根！这是一场战略绞杀！
如果，如果横山勇在鄂西得手，控制了江汉平原这个“中原粮仓”；如果冈村宁次在华北得手，彻底搜刮了华北平原……
南北两大产粮区，同时沦陷。
那么，我们这几百万军队，我们这几万万同胞，就算守住了重庆，守住了石牌，最后……也只会被活活饿死！
我突然明白了。
即将到来的鄂西会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卫重庆。
“老胡。”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变得沙哑。
“总座？”
“我们……不能输掉鄂西。我们一步，都不能再退了。”
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存亡，更是种族上的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