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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的最后一日，我从恩施前线那刺骨的寒风中飞回重庆，带回来的除了第六战区孙连仲将军和方天军长那份沉甸甸的“死战”承诺，还有山地严霜的气息。而此刻，二月的第一天，摆在我面前的，是那份来自刘子清（情报处处长）的红色绝密卷宗。
“‘S机关’密报：横山勇已确定‘江北歼灭战’作战纲要，代号‘コ号作战’。D日初定于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
“コ号作战”，我默念着这个代号。这只靴子，悬在鄂西上空已经整整一个月，现在，它终于有了落地的声响。横山勇，这个第十一军的悍将，这个在一月份用一次大规模“试探”来麻痹了孙连仲，也“验证”了我们防御虚实的敌人，正在宜昌的指挥部里，舔舐着刀锋。
二月的重庆，依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阴冷模样。潮气无孔不入，作战室里的巨幅地图，摸上去都带着一股湿冷的霉味。我，韩夏，站在这幅地图前，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试图用双手托住这片即将崩塌的江山的巨人，而我的双手，已经开始麻木。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指挥这场战争，我没有退路，这片土地也没有。
新年的短暂休沐（我强行命令的）已经结束，参谋本部重新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我的命令是，一切资源、一切计算，都必须围绕即将到来的“コ号作战”展开。这是我为一九四三年定下的第一场决战，一场我必须赢的、只能在山地里进行的决战。
二月第一周：来自伏尔加河的惊雷
二月二日，立春的前两天，一份加急电讯打破了作战室清晨的死寂。它不是来自鄂西，也不是来自昆明，而是来自莫斯科，通过我们在中亚的秘密情报站辗转传来。
“苏军‘天王星’行动已告全胜。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于一月三十一日被俘。斯大林格勒城下，轴心国军队已全线崩溃。”
老胡（胡靖安，作战处长）在念这段电文时，声音是颤抖的。作战室里的参谋们，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低沉的欢呼。
斯大林格勒！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这是自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德军神话的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破灭。一个德国元帅，三十万精锐，在冰天雪地中灰飞烟灭。
我没有欢呼。我只是走到了世界地图前，目光落在那片广袤的、被冰雪覆盖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我的心跳在加速，但我的大脑却异常冰冷。
这股来自伏尔G河的寒流，将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整个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将比一千架“飞虎队”的飞机还要巨大。
“总座，”老胡兴奋地走过来，“这是转折点！德军完了！日本人……”
“日本人会更疯狂。”我打断了他，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作战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转向刘子清：“子清，我需要你立刻评估。第一，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动向。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彻底粉碎了他们‘北进’的任何一丝幻想。他们会不会南下？有多少兵力可以被抽调，进入华北或华中？”
“第二，”我转向老胡，“我需要你立刻推演横山勇的心理。他的德国盟友战败了，他会怎么想？是会收缩防线，还是会孤注一掷？”
“明白。”两人立正，神色凝重地离开。
我心中已有答案。日本不敢再北望苏联，他们在太平洋又被美国海军按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痛殴。这头巨兽，现在被牢牢地锁在了笼子里，而它唯一还能撕咬的，就是中国。
它会更饿，更残忍。
横山勇，作为第十一军的指挥官，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来对冲斯大林格勒带来的战略阴霾，来为“大东亚共荣圈”注入一针强心剂。
“コ号作战”，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会更不顾一切。
我抓起电话，接通了第六战区恩施指挥部。“接孙连仲将军。”
“孙公，”电话接通后，我沉声说道，“你听说了吗？斯大林格勒。”
“听说了，总座！”孙连仲的声音透着喜悦，“真是天佑我邦！”
“不，”我冷冷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警示。敌人是受伤的野兽，它会更疯狂地反扑。你的一线部队后撤了多少？你的A号预案（山地决战）执行得怎么样？”
孙连仲的喜悦立刻冷却了：“总……总座，正在按计划执行。荆门、当阳一线的部队已经后撤到预定山地阵地。只是……沙市、公安一带的平原，百姓们……”
“孙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平原就是死亡陷阱。我们没有制空权，没有重炮。我要你把每一粒米、每一发子弹、每一个士兵，都撤到山里去。我不要你守那些县城，我要你守住那些山口！横山勇要平原，就给他。但他踏进山区的第一步，就必须用血来换。”
“我……我明白了，总座。”
挂断电话，我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指挥官，就是那个必须在“牺牲”和“彻底牺牲”之间做出选择的人。
这一周，我还收到了来自昆明“Y部队”的电报。陈辞修（陈诚）的报告。
“Y部队”在我的严令下，终于开始了“实战演练”。一月下旬，他们以一个加强营，配备了我们仅有的几门苏制76.2毫米山炮，对滇西腾冲外围的一个日军据点（第五十六师团前哨）发动了一次突袭。
战斗很惨烈。我们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攻占了据点，歼敌一百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陈辞修在电报中痛心疾首，认为伤亡太大，得不偿失。
我却在这份电报上批示：“打得好。伤亡是必须支付的学费。告诉弟兄们，流血，是为了学会如何在反攻中少流血。”
我立刻让老胡将这份战报翻译成英文，连夜送交重庆的“中美联合指挥部”，并加急发给远在印度的史顾问（史迪威）。
我在附件中，用英文给史顾问写了封短信：“将军，你看到了。我的士兵，用着最差的武器，在实践你教官传授的最新的战术。他们打赢了。这证明你的训练是有效的。现在，请履行你的承诺。我的‘Y部队’需要炮弹、需要反坦克枪、需要药品。把它们从驼峰航线上运过来。每一发炮弹，都比陈顾问（陈纳德）的一加仑航空汽油，更有价值。”
我必须用这种血淋淋的“实证”，去和陈顾问的“空中制胜论”抢夺那少得可怜的运力。
二月的第一周，就在斯大林格勒的惊雷和腾冲的零星炮火中度过。我知道，这只是序曲。
二月第二周：瓜岛的回音与江北的屠戮
二月九日，又一个巨大的消息传来。
美国海军情报部确认，日军已经于二月八日晚，完成了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全部撤退行动（即“ケ号作战”）。这场持续了六个月的、残酷血腥的岛屿争夺战，以盟军的彻底胜利告终。
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
如果说前者是陆地上的转折，后者就是太平洋上的转折。日本的海军航空兵精锐，在瓜岛上空和铁底湾里，几乎消耗殆尽。
我在作战室里独自站立了许久。
“德国优先”的战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被再次确认。美国人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现在，太平洋的胜利，会不会让他们更加坚定“ island hopping”（跳岛）战略，从而彻底忽视中国战区？
我的担忧，很快就被另一份情报所证实，或者说，是被另一种血腥的现实所打断。
二月十日，就在瓜岛撤退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横山勇，动了。
但他的方向，不是我们严阵以待的鄂西长江南岸，而是江北。
孙连仲（第六战区）和李德邻（第五战区，李宗仁）的紧急电报雪片般飞来。
“日军第十一军之第三、第四十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突然从荆门、钟祥一线北渡汉水，向我第五战区与第六战区结合部，即天门、沔阳、潜江一带湖泊水网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我立刻在沙盘前站定。红色的箭头，果然是指向了江北那片广袤的、被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平原。
那里，不是我的第六战区主力防区。那里是第五战区名义上的管辖地，也是大量地方游击武装和（我不能在报告中提及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区域。
“总座，”老胡指着沙盘，神色紧张，“横山勇……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放弃了‘コ号作战’？”
“不。”我摇摇头，目光冰冷。“他没有放弃。他在‘清扫庭院’。”
我指着地图上的汉水和长江。“‘コ号作战’的主攻方向，必然是沿长江西进。而江北这片区域，是他的侧翼。他无法容忍在他主力西进时，背后有一支（哪怕是孱弱的）中国军队在袭扰他的补给线。尤其是从武汉到宜昌的这条水陆交通线。”
“他这是在为‘コ号作战’做最后的准备。他在屠杀我们的游击部队，在抢夺这片鱼米之乡的最后一粒米。”
“那我们……是否要增援？”老胡艰难地问。
增援？我拿什么增援？用第六战区的主力，从山地里开出来，进入平原水网，去和日军的优势火力和机动力对决？
那正中横山勇的下怀。他巴不得我把孙连仲的主力调过江北，去送死。
我的内心在剧烈地翻腾。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江北那片土地上的数万军民，将被我们“战略性”地放弃。他们将被日军的铁蹄碾碎，而我，这个总指挥，将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
这是我作为指挥官，必须背负的罪孽。
“命令。”我的声音干涩而嘶哑。
“命令第六战区孙连仲部，隔岸观火，全线戒备，不得以任何理由，抽调一个营过江增援。”
“命令第五战区李德邻部，固守大别山、桐柏山防线，不得冒进。”
“命令……”我停顿了。我还能命令谁？
“命令陈顾问（陈纳德）的航空队。”我咬着牙说道，“我不管他有多少理由。我要他立刻分出三个架次，对汉水上的日军渡口和天门、沔阳的日军集结点，进行象征性轰炸。”
“象征性？”老胡不解。
“我们不能暴露我们的空中力量。但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我要让江北的军民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我也要让横山勇知道，他的后方，并不安稳。”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一周，我彻夜难眠。作战室里，不断传来江北地区被日军血洗的零星报告。日军称之为“江北歼灭战”。他们以“清乡”为名，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我仿佛能闻到那股隔着几百公里传来的血腥味。
我逼着自己，把目光重新聚焦在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
“忍耐。”我对自己说，“为了最后的胜利，必须忍耐。”
二月第三周：华盛顿的掌声与豫北的饥荒
二月十八日，一则来自华盛顿的“特急”外交电讯，给重庆的政治圈带来了一场地震。
“……夫人（我不能提及她的名字）今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引起空前轰动。议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美利坚合众国承诺，将加大对华援助……”
参谋本部里，那些偏重政治的官员们（非我作战序列）一片欢腾，似乎数百万美械大军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老胡也兴奋地把剪报递给我：“总座，这下好了！美国人要全力帮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