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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岛撤退。鄂西试探。
这两件事之间，必有关联。
如果瓜岛（以及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是日本的战略性挫败；那么横山勇在鄂西的进攻，就绝不仅仅是为了“抢粮食”那么简单。
“横山勇在试探。”我终于开口。
“试探？”
“他在试探两件事。第一，试探第六战区的防御纵深和抵抗意志。他想知道，我们后撤，是真的诱敌深入，还是真的不堪一击。”
“第二，”我看向情报处的刘处长，“他在试探我们的反应速度。尤其是，我们是否会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增援鄂西。”
刘处长（刘子清，我的情报主管）会意：“总座是说，横山勇的最终目的，可能不是鄂西？”
“不。他的目的就是鄂西。”我摇头，“但他要确保，在他全力进攻鄂西时，第九战区（湖南）、第五战区（豫南）不会在他背后捅刀子。他更要确保，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比如从云南调兵）可以迅速投入战场。”
我走到地图前，目光扫过整个中国战场。
“命令：”
“一、第六战区，孙连仲部，坚决执行A号预案。正面部队节节抵抗，消耗敌军，但绝不恋战。主力在山地要隘集结待命。告诉孙将军，沉住气，不要怕丢一两个县城。”
“二、第九战区（薛岳，我称之为‘薛伯陵’）和第五战区（李宗仁，我称之为‘李德邻’），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一线部队，向日军防线佯动，制造大举进攻的假象，牵制日军第十三军（驻上海）和第一军（驻山西）。”
“三、严令‘Y部队’（昆明）和‘X部队’（印度），继续埋头训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调动他们增援鄂西。Y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对滇西日军进行袭扰。”
“四、命令陈顾问（陈纳德）的航空队，将一半的出动架次，转向鄂西，重点轰炸日军在宜昌和荆门的后勤集结点和渡口。我不管他愿不愿意，这是命令。”
我的意图很明确：对横山勇，我要示弱（正面后撤），也要示强（两翼威胁、空中打击）。我要让他产生误判，让他以为第六战区是块“硬骨头”，但又不是“啃不动”的铁板；让他以为我们“外强中干”，主力都在两翼，而鄂西内部空虚。
我要他放心地、大胆地，一头扎进我为他准备好的群山迷宫里。
“总座，”老胡有些担忧，“这样一来，第六战区的正面压力会非常大。孙将军……怕是顶不住。”
“孙连仲久经战阵，他知道该怎么做。”我看着沙盘上的宜昌，“真正的关键，不在孙，不在王敬久，也不在吴奇伟。而在一个人。”
“谁？”
“第十八军，方天。”（方天，我虚构的第十八军军长，代表陈诚系的土木工程系核心战力）
我将代表第十八军的蓝色小旗，插在了沙盘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石牌。
“这里是长江三峡的咽喉。如果石牌失守，日军舰队可以溯江而上，直达重庆。横山勇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这里。”我说道，“命令方天，他的第十八军，就是钉死在石牌的棺材钉。他可以战死，但石牌不能丢。”
这一周，整个参谋本部都在高速运转。鄂西前线的炮声，仿佛已经传到了重庆的江风之中。
一月第四周：残冬的余威与“无条件投降”
一月的最后一周，鄂西的日军在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试探后，突然全线撤回了出发阵地。第六战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只留下一片片被炮火蹂躏的焦土。
孙连仲发来电报，称“敌寇胆怯，被我击退”。
我却在孙的电报上批了两个字：“胡说。”
横山勇不是胆怯，他是满载而归。他已经试探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第六战区的防御决心（不强，因为我们主动后撤了），以及我们的预备队情况（没有发现主力增援）。
我几乎可以想象，横山勇此刻正在他宜昌的指挥部里，得意地制定着真正的进攻计划。他会认为，我的“山地决战”不过是故作玄虚。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战争，归根结底是欺骗。在我有能力在平原上与他对决之前，我只能用这种近乎“示弱”的方式，来换取最终的胜利。
而在这最后一周，另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
一月二十六日，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会议的宣言，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我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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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字逐句地阅读着。当读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这一句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无条件投降。”
这五个字，比给我一百个师的装备，还要重要。
这意味着，英美（尤其是丘吉尔那个老狐狸）再也不可能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前提下，与日本单独媾和。这意味着，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血战到底，而盟友，也必须陪伴到底。
虽然，在宣言的附件中，我看到了我最担心的那句话——“一九四三年，盟军的重心仍在欧洲，目标是夺取西西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
“德国优先”被再次确认。给予中国战场的，依然是“维持（Holding）”策略。
老胡和辞修他们（从后来的通信中得知）都对此感到失望。
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维持”，很好。这意味着，他们至少不会逼迫我立刻发动一场没有准备的、自杀式的反攻（比如史顾问一直要求的“强渡怒江”）。“维持”意味着，我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我需要时间，去训练“Y部队”； 我需要时间，去武装“X部队”； 我需要时间，去让驼峰航线的运力慢慢爬升； 我需要时间，去消耗横山勇的第十一军，让他在即将到来的鄂西会战中，流干最后一滴血。
一月三十一日，一九四三年的第一个月即将结束。重庆的冬雨终于停了，久违的、淡薄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在作战室的地图上。
我的目光，从鄂西，转向了云南，再转向了印度。
斯大林格勒的残雪尚未消融，瓜达尔卡纳尔的血战即将落幕。而在中国，横山勇正在磨刀霍霍，一场恶战即将在（历史上的）五月爆发。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刺骨的江风灌了进来，但也带来了一丝新鲜的、泥土的气息。
“老胡。” “总座。” “通知下去。春节休沐三日。作战室轮值。” “……是！”老胡有些惊讶，这是抗战以来，我第一次下令“休假”。 “另外，”我转过身，看着他，“给第六战区、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和昆明的‘Y部队’，传我的私人电令。”
“总座请讲。”
“电文：寒雪压孤城，残冬望远春。诸君勉力，夏与诸君同在。”
这不仅仅是安慰。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命令。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将从鄂西的血战中，正式开始。
（钩子：一封来自情报处刘子清的密报被悄悄放在我的桌角。封面是红色的，代表“绝密”和“紧急”。我打开它，只有一行字：“‘S机关’（我方打入日军高层的卧底）密报：横山勇已确定‘江北歼灭战’（即鄂西会战）作战纲要，代号‘コ号作战’。 D日初定于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