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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凌晨四时。
山城重庆，参谋本部地下作战指挥室。空气凝滞得如同水银，巨大的沙盘在无影灯的照射下，反射出冰冷的光。我站在这里，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浓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舌根早已麻木，但神经却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钢丝，嗡嗡作响。墙上的军用摆钟，每一次“咔嗒”声，都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我的心脏上。
整个指挥室里，除了此起彼伏的电报机滴答声和参谋们压低了嗓子的口令声，再无一丝杂音。所有人都知道，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在千里之外的桂南边陲，一场将要震惊世界的战役，已经拉开了序幕。
“‘屠龙’行动，开始！”
当我通过加密线路，向广西前线总指挥部下达这道命令时，我的声音异常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是何等汹涌澎湃的心潮。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反击，这是自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地主动踏出国门，向侵略者挥出利刃。这一战，赌上的是十几万将士的性命，是我韩夏个人的声誉，更是这个国家在国际棋盘上未来的位置。
沙盘上，代表我军的十五万大军的蓝色箭头，已经蓄势待发。它们像两支巨大的铁钳，分别从广西的凭祥和龙州出发，钳口直指越南北部的日军第22师团。按照计划，东路集团由薛岳将军指挥，以其麾下最悍勇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主力，自凭祥出友谊关，直扑谅山，这是主攻方向。西路集团由张发奎将军指挥，率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自龙州出境，穿插高平，侧击太原，负责切断日军西撤的后路并阻击其援军。而我手中最锋利的王牌，邱清泉的第一机械化军，则作为战役总预备队，集结于凭祥之后，随时准备沿着薛岳打开的通路，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河内。
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凭祥至谅山一线。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群山如笋，道路崎岖，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日军在谅山外围经营数月，构筑了大量明碉暗堡，自诩为“不可逾越的防线”。薛岳的东路集团，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
凌晨五时整，前线电报传来。
“我东路集团第四军，已于四时三十分，在军长欧震指挥下，对当面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炮兵部队对敌前沿阵地进行了十五分钟火力急袭，现先头部队已越过国境线，正与敌激烈交火。”
电文很短，却字字千钧。我仿佛能听到，在那亚热带的丛林深处，万炮齐发的轰鸣，能闻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刺鼻的硝烟味。
十二月的第一周，血战谅山。
战争的残酷性，在战役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军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其边境守备部队的抵抗意志异常顽强。他们依托着坚固的工事，用交叉火力网，死死地封锁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薛岳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和参谋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这位以“老虎仔”着称的湖南将军，此刻双眼布满血丝，正对着话筒大吼：“告诉张德能！第五十九师上不去，他就亲自给我顶上去！天亮之前，拿不下同登，我拿他试问！”
同登，是谅山北面最重要的一个前哨据点，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楔在我军的进攻路线上。日军在这里部署了一个加强大队，配属了山炮和速射炮，火力凶猛。
我军第五十九师，在师长张德能的带领下，发动了数次冲锋，都未成功。狭窄的山路上，堆满了将士们的尸体。日军的机枪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向外泼洒着弹雨。
我看着沙盘上代表第五十九师的那个小旗，在同登前的位置，迟迟无法向前挪动分毫，我的心也跟着揪紧了。我知道，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攻坚，更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如果开战第一天，就被挡在国门之外，对我军的士气，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薛岳的指挥部。
“伯陵兄，是我。”我的声音很沉稳，“告诉欧震和张德能，不要急。把我们新装备的‘喀秋莎’火箭炮拉上去。就对着同登那个小山包，给我来一次饱和覆盖。我不要求你们节省炮弹，我只要阵地！”
“喀秋莎”——这是我力排众议，从苏联的援助中，秘密截留下来的两个火箭炮营。它们一直作为最高机密，雪藏至今，就是为了用在最关键的时刻。这种武器，虽然精度不高，但瞬间的火力覆盖能力，足以摧毁任何坚固的工事，更能从心理上，彻底摧垮敌人。
“总长！”电话那头的薛岳，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和激动，“您放心！有这个宝贝疙瘩，别说一个同登，就是谅山，我也给您三天之内拿下来！”
半小时后，广西前线的夜空，被数十道划破天际的火龙照亮。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发出地狱般的呼啸声，如雨点般砸向同登日军阵地。那片小小的山头，瞬间就被爆炸的火光和浓烟所吞噬。大地在颤抖，群山在回响。幸存的日军士兵，被这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很多人甚至以为是天神发怒，纷纷扔下武器，四散奔逃。
当第五十九师的敢死队员们，端着刺刀，再次冲上阵地时，看到的，几乎是一片焦土。残存的抵抗，被轻易地粉碎。天亮时分，同登据点被我军攻克。
同登的胜利，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谅山的门户。接下来的几天，薛岳指挥东路集团，与日军在谅山外围的层层防线上，展开了惨烈至极的拉锯战。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战壕，都经过了反复的争夺。我军将士，以三比一、甚至五比一的兵力优势，用血肉之躯，去消耗日军的弹药和意志。
与此同时，张发奎指挥的西路集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避开了日军重兵防守的高平，利用熟悉地形的边民做向导，从险峻的丛林小道大胆穿插，成功迂回到了日军的侧后方，一举切断了高平至太原的公路，将高平的日军守备队，变成了一支孤军。
日军第22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在河内的指挥部里，已经焦头烂额。他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如此大规模地主动出击。最初，他还以为这只是一次边境上的骚扰，但当同登失守、高平被围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才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他一边向东京大本营和西贡的南方军总部紧急求援，一边严令谅山守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待援。
重庆的指挥室里，气氛同样紧张。伤亡报告如雪片般飞来。仅仅一周时间，东路集团的伤亡，就已经超过了八千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看着电报，心如刀绞。但我不能表现出任何的软弱。
“告诉薛岳，”我用冰冷的语气，对作战厅长刘斐下令，“伤亡可以补充，时间不能耽搁。我再给他三天时间，必须拿下谅山！否则，军法从事！”
这不是无情的催逼。我知道，我们的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也太脆弱。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一旦日军的援军从越南南方，或者从国内调集过来，我们的“屠龙”计划，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十二月的第二周，利刃出鞘。
十二月八日，在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后，薛岳的东路集团，终于攻克了谅山。这座越南北部的军事重镇，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消息传来，举国振奋。重庆的街头，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游行，鞭炮声彻夜不绝。汪精卫在南京刚刚粉墨登场建立的伪政权，在这场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但我没有时间庆祝。谅山的攻克，意味着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而最关键的第二阶段，才刚刚开始。
“命令邱清泉，第一机械化军，立即出动！”我向早已枕戈待旦的邱清泉下达了命令，“沿着谅山至河内的公路，全速前进！我不要你恋战，不要你管两翼，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河内！用你的坦克，去碾碎土桥一次的指挥部！”
蛰伏已久的第一机械化军，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数百辆苏制T-26坦克、德制“ Panzer I”战车，以及满载着精锐步兵的卡车，组成了一条钢铁洪流，沿着刚刚被鲜血清洗过的公路，向着红河平原，滚滚而去。
与此同时，部署在南宁机场的三个P-40战斗机中队，也全部升空。这些由美国“飞虎队”志愿飞行员驾驶的、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在陈纳德将军的亲自指挥下，扑向了河内上空。
空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了。日军在河内嘉林机场的陆军航空兵，根本没有料到中国空军会主动上门挑战。仓促起飞的日军九七式战斗机，在性能更优越、战术更灵活的P-40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呼叫塔台，我是鲨鱼一号！咬住了一架九七式，他跑不掉了！”
“注意！三点钟方向有敌机！二号机，掩护我！”
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们夹杂着中英文的、兴奋而紧张的呼喊声。我虽然远在重庆，但通过周至柔转述的实时战况，也能想象出那场空中格斗的激烈场面。蓝天之上，战机在翻滚、追逐，机炮的火舌在闪烁，被击中的日机，拖着黑烟，像折翼的鸟儿一样坠向大地。
仅仅一天的空战，我们就以损失五架P-40的代价，击落了日军二十余架战斗机，并成功炸毁了嘉林机场的跑道和机库。河内上空的制空权，被我们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没有了空中威胁的邱清泉，更是如虎添翼。他的装甲部队，像一把烧红的快刀切入黄油，日军在公路上设置的零星抵抗，被轻易地碾碎。很多日本兵，甚至是在睡梦中，被坦克碾过帐篷，稀里糊涂地成了轮下之鬼。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迅猛的攻势，在中国战场上习惯了追着中国军队打的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被“闪电战”突袭的滋味。
土桥一次彻底慌了。他手里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谅山被歼灭或者被死死缠住。河内城防空虚，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军队的钢铁洪流。他一边组织残余部队，在河内城外仓促布防，一边向西贡的南方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求援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