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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重庆，暑热未消，反而在连绵的阴雨和短暂的晴日间反复横跳，将整座山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墙壁上渗着湿冷的水珠，文件纸张都带着一股软塌塌的霉味。然而，比这天气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是来自日本人的“按时问候”。
自从宜昌陷落之后，日军的航空兵团仿佛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前进基地。他们的九六式陆攻和新式的一式陆攻，可以搭载更多的炸弹，以更短的航程，更频繁地光顾重庆。八月的第一周，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凄厉的防空警报，成了这座城市最准时的报时器。
八月一日，一个闷热的午后，警报声再次划破天际。我正在防空洞的指挥中心里，与后勤总署的几位主官，商讨着国内兵工生产的窘境。滇越、滇缅两条大动脉的同时断绝，对我们本就孱弱的军工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次长，情况……很不乐观。”后勤总署署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大前辈，满面愁容地指着一张生产报表，“我们最大的几个兵工厂，比如汉阳的，金陵的，大部分设备都内迁到了重庆、昆明和广西。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进口的优质钨钢，我们连最基本的枪管都难以保证质量。炮钢更是想都不要想。至于航空汽油，我们几个炼油厂搞的‘桐油裂解法’，产量低得可怜，品质也差，只能勉强供侦察机和教练机使用。前线的战斗机，用我们的油，飞不了半个小时就得趴窝。”
另一位负责弹药的将军补充道：“弹药方面，问题更大。我们能自产7.92毫米的中正式步枪弹，但质量参差不齐，卡壳、炸膛的事故率，一直降不下来。至于炮弹，尤其是105毫米以上的重炮炮弹，几乎完全依赖战前库存和外购。现在路断了，库存是用一颗少一颗。前线的重炮部队，我已经下令，非到万不得已，不准开火。”
他的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用一颗，少一颗”，这六个字，像六把冰冷的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仿佛能看到，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我们数百万的将士，正拿着质量低劣的武器，数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子弹，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师团。
就在这时，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头顶的灯泡疯狂摇晃，簌簌地落下灰尘。爆炸声，沉闷而连贯，如同巨人在地底擂鼓。经验告诉我，这是敌人的重磅炸弹，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是市区！”一名负责防空情报的参谋大声报告，“敌机大约三十六架，正在对渝中半岛进行地毯式轰炸！”
我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悄然握紧。渝中半岛，那里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最密集的居民区。每一次轰炸，都意味着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要倒在血泊之中。
会议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却没有聚焦在任何一条战线上，而是仿佛穿透了这厚厚的山体，看到了那片正在燃烧的城区。我看到了倒塌的房屋，哭喊的孩童，和在瓦砾中疯狂刨着，试图救出亲人的市民。
这就是战争。它不只是地图上的红蓝箭头，不只是冰冷的伤亡数字。它是每一个家庭的破碎，是每一滴流淌的鲜血和眼泪。而我，坐在这里，调兵遣将，却无法保护我身后这座城市里最无助的百姓。这种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内心。
“次长，”戴笠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刚刚得到的消息，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正式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希望他们允许非军事物资继续通过滇越铁路的请求。同时，日本特使西原一策，正在河内，与新上任的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德古（Jean Decoux），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内容是什么？”我头也不回地问。
“日本人要求，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海、陆、空军的通行权，并使用当地的港口和机场。作为交换，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该地的主权。”
“尊重？”我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何曾有过好心？这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法国人已经亡国了，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切，就什么时候切。他们现在虚与委蛇，不过是想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对我们西南后方的战略包围。”
“次长所言极是。”戴笠的语气里，也带着一丝寒意，“一旦日本人进驻越南北部，他们的飞机，从河内的机场起飞，轰炸昆明和广西，将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的整个西南大后方，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滇缅公路，恐怕也将永无宁日。”
南边的威胁，如同乌云压城。而西边的希望，则渺茫得像风中的残烛。
八月的第二周，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英吉利海峡上空。八月十三日，德国空军发动了代号为“鹰日”的大规模空袭，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线，为接下来的“海狮计划”——登陆英国本土，扫清障碍。
每天，我都会让林蔚将所有关于不列颠空战的最新战报，翻译整理后，第一时间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看着那些数字，那些被击落的飞机型号，那些被轰炸的英国空军基地，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一方面，我由衷地敬佩丘吉尔和他领导下的人民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这个曾经的世界霸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性能优越的“喷火”战斗机，以寡敌众，与数倍于己的德军机群殊死搏斗。他们的坚韧，为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心深处，又隐藏着一丝阴暗的、不合时宜的冷酷算计。我知道，英国人抵抗得越久，越惨烈，就越能拖住德国。而德国被拖在西线，就意味着日本在南下的道路上，将缺少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当英国被打得奄岌一息，濒临崩溃的时候，远在北美洲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有可能真正地、彻底地，抛弃孤立主义，投身到这场战争中来。
而只有美国参战，我们中国，才有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
“次长，这是航空委员会刚刚呈报的‘驼峰航线’初步勘探报告。”林蔚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递给我。
我翻开报告，里面的内容，让我触目惊心。报告详细描述了那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区域的可怕。高黎贡山、横断山脉，无数海拔超过五千米、终年积雪的山峰，如同上帝设置的屏障，阻挡着一切生命的通行。那里的气流，瞬息万变，强大的上升和下降气流，可以在瞬间将一架飞机撕成碎片。终年不散的浓雾和剧烈的冰雹，更是飞行员的噩梦。
我们的探险飞行队，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损失了两架飞机。报告的结论是悲观的：以我们现有装备的DC-2和“秃鹰”康多尔运输机，无论是升限、载重还是抗恶劣气象的能力，都远远无法满足飞越这条航线的要求。强行通航，无异于自杀。
我将报告重重地合上。自杀？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拿起笔，在报告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下了一行字：“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打通。所需人员、设备，优先满足。”然后，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蔚看着那行字，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看着他，缓缓说道，“这道命令，会让很多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一去不回。但是，林蔚，你记住，我们现在下的任何一道命令，都是在用一部分人的牺牲，去换取更多人生存的希望。如果连这点决断都没有，我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的话，让他沉默了。他默默地拿起报告，敬了个礼，转身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我知道，我刚刚签下的，可能是一张数百甚至上千名飞行员的死亡判决书。但正如我所说，我别无选择。
就在这种四面楚歌，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八月的第三周，来临了。
起初，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来自日本人的轰炸，来自欧洲的战报，来自后方的坏消息。我甚至已经开始有些麻木了。
然而，从八月二十日深夜开始，情况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最先传来消息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部，用加急电报报告，其防区内的同蒲铁路南段，多个车站和桥梁，在同一时间，遭到了不明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的守备队，损失惨重，铁路运输，已经完全中断。
紧接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报也到了。他报告，其战区内的平汉铁路、道清铁路沿线，同样爆发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日军的据点、碉堡、铁路、公路，到处都在爆炸，到处都在起火。攻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然后，是冀察战区，鲁苏战区……一份份内容相似，但语气同样震惊的电报，雪片般地飞进了我的指挥中心。
整个指挥大厅，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和震惊之中。
“怎么回事？！”郭寄峤拿着一沓电报，冲到我的地图前，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整个华北，都打成了一锅粥！日本人控制的所有主要交通线，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几乎在同一时间，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这是谁干的？！”
所有的参谋，都将目光投向了我。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样的疑问。
我的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如此大规模、如此精准、如此协调一致的行动，绝不可能是地方游杂武装或者小股的敌后部队能够做到的。它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高效的指挥中枢。
而在华北，有这种实力，有这种组织能力，并且敢于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发动如此规模战役的部队，只有一个。
“是第十八集团军。”我缓缓地吐出了这几个字，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指挥中心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个答案，惊得说不出话来。
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路军”。
震惊过后，各种复杂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发酵。有的人，是纯粹的军事上的钦佩。他们看着地图上那些被红色铅笔标注出来的、遭到攻击的日军据点，这些据点如同一张大网，将华北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而现在，这张大网上，被人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剪刀，剪开了无数个大口子。
“好大的手笔！”一名年轻的参谋，忍不住低声赞叹，“这是直接在挖日本人的心头肉啊！他们赖以维持占领和‘治安’的交通线，一夜之间，就几乎全被瘫痪了！这下，华北的日军，要变成一群聋子和瞎子了！”
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将领，他们的脸上，却露出了极其凝重和不安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