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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重庆,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熔炉。太阳像一团充满恶意的火焰,悬在灰蒙蒙的天空上,炙烤着山城的每一寸土地。街道上的青石板被晒得滚烫,仿佛能将人的鞋底融化。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嘉陵江水面蒸腾起来的、带着腥味的水汽,与无处不在的闷热混杂在一起,凝固成一种黏稠的、令人窒息的胶质,包裹着城里的每一个人。然而,比这天气更令人窒息的,是笼罩在战时陪都上空的,那股日渐浓重的绝望气息。
我的办公室,早已搬进了黄山官邸后山深处新挖的防空洞里。这里没有窗户,看不到江景,只有冰冷潮湿的石壁,和二十四小时不熄的电灯。灯光惨白,照在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反射出一种冷酷的光。枣宜会战的硝烟早已散尽,地图上的红色箭头退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宜昌那个位置上,却被插上了一面刺眼的日军膏药旗。它像一把永远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着我,敌人已经将进攻的跳板,推进到了距离我们心脏不过数百 kilomètres 的地方。
自从荩臣兄走后,我便很少说话了。胜利的喧嚣散去,留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和疲惫。我将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战报里,用高强度的工作来麻痹那根隐隐作痛的神经。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悲伤。在这个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作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任何一丝情感上的软弱,都可能带来万劫不复的后果。
七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中,拉开了序幕。第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西南方向。法国的溃败投降,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其可怕的连锁反应,终于传导到了远东。六月底,日本向溃不成军的法国维希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关闭滇越铁路。那个刚刚成立的、毫无尊严可言的傀儡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全盘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
七月一日,消息正式确认。林蔚将一份电报轻轻放在我的桌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愤怒。“次长,这是外交部刚刚转来的消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特鲁已经下令,自今日起,禁止任何援华物资通过滇越铁路。日本人派出的,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监视团’,已经在河内登陆了。”
我拿起电报,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睛生疼。虽然对此早有预判,但当这只靴子真正落地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滇越铁路!这条每月能为我们运进超过一万三千吨物资的生命线,就这么被轻易地切断了。我眼前仿佛闪过一列列火车,满载着苏联援助的伊-16战斗机零件、美国的霍克-III驱逐机、成箱的7.92毫米毛瑟步枪弹、救命的奎宁和磺胺类药物,以及维持后方兵工厂运转所必需的精密车床和优质钢材。这条钢铁动脉,曾为我们输送了多少宝贵的血液。而现在,它死了。死于法国人的懦弱和日本人的贪婪。
“知道了。”我将电报放在一边,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我紧握的拳头,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掌心。
指挥中心的参谋们,也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气氛凝重得可怕。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默默地看着我。他们眼神里的震惊、愤怒和迷茫,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军事精英,他们可以制定出最精密的作战计划,可以在沙盘上推演无数次血战,但面对这种来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赤裸裸的背叛和绞杀,他们和我一样,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慌什么!”我猛地一拍桌子,霍然站起。茶杯被震得跳了一下,茶水溅了出来。“铁路断了,天就塌下来了吗?抗战打了三年,我们什么时候是靠别人施舍打到今天的?日本人以为掐断一条铁路,就能让我们屈服?做梦!”我的声音在防空洞里回响,带着一丝金属的冷硬。参谋们被我的怒吼震慑住了,纷纷挺直了腰板。
“立刻给龙云发电!”我转向作战处长郭寄峤,下达命令,“命令他,动员云南省政府的一切力量,将所有已经运抵越南海防港,但没来及运进国内的物资,想尽一切办法,化整为零,通过中越边境所有的小路、隘口,用人背马驮,也得给我运回来!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哪怕是和越南当地的走私贩子合作!一颗子弹,一滴汽油,都不能留给法国人和日本人!告诉他,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中央财政立刻拨付!”
“是!”郭寄峤领命而去。
“另外,”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的地图,最终落在了那条从缅甸蜿蜒进入云南的红色细线上,“通知所有相关部门,立刻成立‘滇缅公路运输督导委员会’,我亲自兼任主任!从今天起,滇缅公路的运输量,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百分之三十!所有能调动的车辆,所有能找到的司机,全部给我调上去!这条路,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大动脉了。它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命令下达之后,指挥中心里重新恢复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滇越铁路的断绝,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接下来,日本人必然会将全部的压力,都施加到那根更脆弱的神经上——滇缅公路。而扼住这条公路咽喉的,是英国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苦涩。我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英国人的德性。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在希特勒的铁蹄面前,早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指望他们为了中国的利益,去得罪强大的日本?无异于与虎谋皮。
戴笠的情报,很快就证实了我的担忧。
“次长,”戴笠的表情,比这防空洞里的石壁还要阴冷,“我们在伦敦和东京的情报网同时传来消息,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最近频繁出入唐宁街十号。据我们的内线透露,日本人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一揽子’的建议。”
“说。”
“日本人建议,只要英国同意暂时关闭滇缅公路,并且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那么,日本将保证,不攻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比如香港和马来亚。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战火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戴笠的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冷笑。
“好一个‘防止战火扩大’!”我冷哼一声,“他们是想让我们彻底断绝外援,被活活困死,然后他们好腾出手来,去解决那些他们真正想要的、南方的‘软柿子’!”
“次长英明。”戴笠微微颔首,“丘吉尔现在焦头烂额。德国人的飞机天天在伦敦上空盘旋,他们的远征军刚刚在敦刻尔克狼狈地逃回来,整个英伦三岛,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德国登陆战做准备。他们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远东再出现一个新的敌人。所以……恐怕他们会认真考虑日本人的‘建议’。”
我沉默了。我走到地图前,看着那片广袤的欧亚大陆。在西边,纳粹的铁十字,已经覆盖了从挪威到法国的整个西欧海岸线。而在东边,日本的太阳旗,正在疯狂地向内陆渗透。这两个法西斯怪兽,虽然远隔万里,却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战略协同。他们都在用最高效的方式,瓦解着这个世界上残存的抵抗力量。
七月的第二周,伦敦上空的鹰,与德国空军的鹰,开始了殊死的搏斗。不列颠空战,在七月十日这一天,正式打响。
每天,我们都能从各种渠道,收到关于这场史诗般空战的消息。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和“飓风”战斗机,与德国的“梅塞施密特”和“斯图卡”轰炸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缠斗。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决不投降”——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也传到了重庆。
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军民。人们似乎觉得,既然英国人如此顽强,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向日本屈服。一时间,重庆的报纸上,充满了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赞美,和对英中“民主国家”联手抗击法西斯的乐观期待。
只有我,在看到这些消息时,心中没有丝毫的乐观,反而升起一股更深的不安。我知道,丘吉尔的顽强,是留给他自己的。对于远方的盟友,他从来都只是一个精明的、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
我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 Kerr)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位典型的英国绅士,穿着一身在重庆的酷暑里显得有些滑稽的毛料西装,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
“将军阁下,”他呷了一口林蔚为他泡的红茶,用一种优雅而又带着歉意的语气开口,“首先,请允许我,为贵国在枣宜会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张自忠将军的殉国,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巨大损失。”
“多谢大使先生。”我面无表情地回应,“不过,我今天请你来,不是为了听这些客套话。我想知道,贵国政府,对于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一事,究竟持何种态度?”
我的直接,让卡尔大使有些措手不及。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职业性的镇定。“将军,您知道,大英帝国目前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所有问题。”
“全局?”我打断了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刀锋般逼视着他,“大使先生的‘全局’里,是否包含着中国这四万万正在浴血抵抗日本侵略的人民?还是说,在贵国的棋盘上,我们中国,只是一枚可以随时为了保全你们在远东的利益,而被牺牲掉的棋子?”
卡尔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辩解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叹息。“将军,我无法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只能向您保证,我会将您的关切,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伦敦。请您相信,我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
送走卡尔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赤裸裸的国家利益面前,所有的道义、盟约,都显得如此苍白。我能指挥百万大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厮杀,但我却无法左右远在万里之外的、唐宁街十号里的一个决定。而那个决定,却足以扼住我们的咽喉。
七月的第三周,那只悬在我们头顶的靴子,终于掉了下来。
七月十七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与日本达成协议,自七月十八日起,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一切武器、弹药、汽油、卡车及铁路器材等物资运往中国。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愤怒、悲伤、被背叛的感觉,像瘟疫一样,在重庆的上空蔓延。报纸用最激烈的言辞,抨击英国的“绥靖政策”和“背信弃义”。学生们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