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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击中。
完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不是失踪，他是叛逃！
“立刻封锁消息！”我对着已经吓傻了的林蔚，发出了第一道命令，“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绝对不能让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是！”
“立刻给我接通戴笠！让他动用所有在西南地区的力量，给我查！查他去了哪里！是上了火车，还是汽车，还是……又上了别的飞机！”
“立刻通知昆明行营，封锁所有通往边境的道路！尤其是，通往越南和缅甸的！”
一道道命令，从我的口中，发出。整个参谋本部，瞬间，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高速地运转起来。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可能都已经太晚了。
汪先生，既然敢做出这样的举动，必然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他，绝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轻易追寻的线索。
那一整天，重庆的决策层，都笼罩在一片末日般的恐慌之中。委员长在得知消息后，气得当场，就摔碎了他最心爱的一只汝窑茶杯。他将所有相关的负责人员，从侍从室主任，到军统的具体负责人，都叫到办公室，骂了个狗血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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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愤怒和咆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已经跑了。
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着。等待着他下一步的行动，等待着那把悬在我们头顶的、名为“背叛”的利剑，最终落下的那一刻。
十二月二十一日，经过军统人员两天两夜的不懈追踪，一个确切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
汪先生一行，在离开昆-明后，乘坐着一架由龙云（这位云南的“土皇帝”，在此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暗中协助的角色）秘密安排的飞机，已经越过了中越边境，抵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首府——河内。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绝望。
河内。那，是法国人的地盘。我们，已经鞭长莫及。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进那个为他自己，也为这个国家，掘好的坟墓。
四、第四周（12月22日-12月31日）：艳电惊世，凛冬已至
就在汪先生叛逃至河内的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东京。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华政策声明。
这份声明，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世界。
当天晚上，我组织了参谋本部最顶尖的几位战略分析员和日本问题专家，逐字逐句地，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解读。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
“……帝国政府，重申，无意要求中国之领土，亦无意要求其赔款……日本不但不要求损害中华民国之主权，且准备给予积极之扶助，俾使其能完全独立自由……”
“……帝国政府，所要求于中国者，即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分担，其实际内容，为：第一，中日两国之善邻友好；第二，中日两国为共同防共而缔结协定；第三，中日两国之经济提携……”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者，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协作，以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
听着翻译官，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念完这份声明。会议室里，一位老资格的参议，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无耻！卑鄙！这是我听过的，最无耻的谎言！”他怒吼道，“什么‘善邻友好’？就是让我们，承认伪满洲国！什么‘共同防共’？就是让他们的军队，驻扎在我们的华北和内蒙！什么‘经济提携’？就是让他们的资本，控制我们的经济命脉！这和要我们亡国，有什么两样？！这哪里是和平声明，这分明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而我，则从这份看似“温和”的声明背后，嗅到了一股更加阴险、更加致命的味道。
“各位，”我开口说道，声音沙哑，“你们看，这份声明，和之前的几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不再提‘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说明什么？”
众人，都陷入了沉思。
“这说明，”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份声明，就是说给我们国民政府听的。更准确地说，是说给国民政府里的，某些人听的。这是日本人，在政治诱降的总攻势。他们，在军事上，无法迅速地消灭我们。于是，他们就想从我们内部，来瓦解我们。他们，在寻找一个代理人，一个愿意接受这份‘和平’条件的、有足够声望的代理人。”
我的话音刚落，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
他们，都想到了同一个人。
汪先生。
这份声明，就像是为汪先生的叛逃，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本。或者说，这，就是他们之间，早已商量好的，一个双簧。
果然，仅仅几天之后，那个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还是上演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内。
汪先生，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一份通电。因为二十九日的电报代码，是“艳”字。所以，这份通电，在历史上，被称为“艳电”。
在这份电报里，汪先生，公开响应了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声称，近卫声明里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为和平之具体方案”，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图穷匕见！
当这份电报的内容，传到重庆时，整个山城，都为之震动，继而，是滔天的愤怒。
“汉奸！国贼！”
“杀掉汪先生！”
愤怒的民众，涌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汪先生的画像，被一遍又一遍地，踩在脚下，焚烧。
而在参谋本部，我召开了自抗战以来，气氛最凝重的一次会议。
“他，终于还是走出了这一步。”我看着窗外，游行的人群，缓缓说道。
“次长，我们必须，立刻，以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痛斥汪逆的无耻行径！揭露日本人的阴谋！以正视听！”一位年轻的参谋，激动地说道。
“当然。”我点了点头，“声明，是一定要发的。而且，要用最严厉的措辞。从今天起，汪先生，这个名字，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无比深邃，“仅仅是痛斥，是不够的。各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汪先生的叛逃，和‘艳电’的发表，对我们的抗战，将造成何等深远而恶劣的影响。”
“第一，它将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它会让我们那些本来就犹豫不决的‘朋友’，更加怀疑我们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第二，它将在沦陷区，给日本人，提供一个建立伪政权的、最好的借口和工具。一个由‘国民党副总裁’领导的‘和平政府’，其欺骗性和危害性，将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伪组织。”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它将在我们的内部，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和分裂。它会给那些本就动摇、悲观的人，一个投降的理由。从今天起，我们不仅要和日本人打，还要和我们自己队伍里的‘汪先生思想’，进行斗争。”
我的话，让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沉寂。
凛冬，已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1938年的最后一天。
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决议，永远开除汪先生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当天晚上，重庆，下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那纷纷扬扬的雪花，慢慢地，将这座山城，覆盖成一片白色。
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肃杀。
我知道，1938年，这个充满了悲壮、耻辱、牺牲和希望的年份，终于要结束了。而即将到来的1939年，将是更加艰难、更加黑暗的一年。
前方的敌人，依然强大。身后的叛徒，已经亮出了獠牙。
但是，我看着窗外，那在风雪中，依然倔强地亮着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我的心中，却又燃起了一股不灭的火焰。
我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像这片土地上的青松翠柏，任凭风吹雪打，也绝不会，弯下自己的脊梁。
只要，我们还在战斗，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