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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魔鬼，永远在细节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就睡在了作战厅的行军床上。我和参谋本部的所有骨干，不眠不休地研究着地图，推演着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变故。
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瞒过日本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要想做到完全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军的航空侦察，像秃鹫一样盘旋在徐州上空。任何大规模的集结和移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战场伪装和欺骗。”我对着一群熬得双眼通红的参谋说道，“要让日本人相信，我们要在徐州与他们决一死战。”
“怎么欺骗？”刘斐问。
“两方面。”我伸出两个手指，“第一，舆论上。马上联系新闻部门，发表一些慷慨激昂的文章，内容就是‘我军决心与徐州共存亡’，‘血战到底，保卫圣地’。调子要越高越好，要让全世界都相信，我们准备在徐州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
“第二，战场上。李长官不是提议用部分兵力节节抵抗吗？我觉得不够。不但要抵抗，还要打出声势。必须在几个关键点上，主动向日军发起小规模的反击。要打得狠，打得像那么回事，让当面的日军指挥官确信，我们是在为徐州决战争取时间，而不是在掩护主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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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次长，这样一来，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伤亡会非常大。”一名参明提出了担忧。
我沉默了。这正是我内心最痛苦的抉择。战争中，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全整体，必须舍弃局部。
“命令，第59军，张自忠部，在临沂一线，主动向东，对土肥原的第14师团侧翼发起攻击。命令第20军团，汤恩伯部，在运河一线布防，构筑坚固阵地，做出死守的姿态，顶住南下日军的正面压力。命令第22集团军，邓锡侯部，在滕县以南展开，节节抗击，迟滞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
我一连下达了三道命令，每一道命令，都意味着将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张自忠的第59军，刚刚在临沂保卫战中打残了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自身伤亡也极其惨重，尚未得到有效补充，现在又要让他们去啃土肥原这块硬骨头。
这几乎是一个必死的任务。
我的内心在滴血，但我的语气却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告诉他们，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拯救更多的袍泽兄弟。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拖住敌人。不计一地一城之得失，只要能拖住日军主力7到10天，就是胜利。”
命令通过电波，雪片般地飞往前线。
很快，前线的炮声再次激烈起来。张自忠将军，这位被我委以重任的北方汉子，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率领着疲惫的59军，像一头受伤的雄狮，毅然决然地向着兵锋正盛的土肥原师团发起了反击。汤恩伯的中央军精锐，也在运河沿岸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阵地战。炮火、硝烟和鲜血，再次笼罩了鲁南大地。
日军的指挥官们，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强硬姿态迷惑了。寺内寿一和畑俊六都做出了一致的判断：支那军已经被台儿庄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在徐州城下与皇军进行主力决战。这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立刻调整部署，命令各路大军加快合围速度，务必将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网打尽。
他们的判断，正是我想要的。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我心里清楚，这种欺骗，维持不了太久。精明如土肥原贤二，很快就会从战场的蛛丝马迹中嗅出不对劲。我们真正的大撤退，必须在敌人醒悟之前，全面展开。
那几天，我的神经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我不断地与李宗仁通电，调整着每一个细节。大军的撤退序列，被我划分得清清楚楚。
第一批，后勤、辎重、伤员，以及非一线作战部队，率先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和公路，秘密向西转移。
第二批，作战主力的二线部队，在完成阵地交接后，分批撤离。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就是那些担任掩护任务的英雄部队。他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接到总撤退命令后，自行交替掩护，摆脱敌人，杀出重围。
这是一个无比庞杂而精密的计划，涉及到几十个师、六十万人的协调行动。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盘崩溃，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大溃败。
我站在巨大的地图前，双眼布满血丝。地图上的徐州，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无数条蓝色的细线，正艰难地从这个漩涡中向外延伸，而更多、更粗的红色线条，则在疯狂地向内收缩。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场赌上了国家命运的赛跑。
四月的最后一周，决战的序幕，或者说，决死突围的序幕，终于拉开。
二十五日，日军完成了外围的部署，开始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徐州的核心区域发起总攻。炮声震天动地，连远在武汉的我们，仿佛都能感受到那片土地的颤抖。
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下达了总撤退令。
代号“归巢”的行动，正式开始。
漆黑的夜晚，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一列列闷罐车，满载着疲惫的士兵和伤员，悄无声息地驶离徐州，向着西面的商丘、兰封方向疾驰而去。一条条乡间小路上，无数的部队正在缄默地行军，马蹄上裹着布，士兵的嘴里咬着筷子，以防发出任何声响。
整个徐州战场，呈现出一幅极其诡异的景象。在外围，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阻击战；在核心，却是规模宏大、井然有序的静默大转移。
我的指挥部，此刻已经成为了整个突围行动的中枢神经。电报机昼夜不停地工作，将我的每一道指令，精确地传达到每一个作战单位。
“报告！第85军已安全通过萧县，正向砀山转移！”
“报告！第2集团军已与日军脱离接触，开始后撤！”
“报告！我空军侦察发现，土肥原师团已突破59军临沂防线，正直扑郯城，企图切断我军北路退路！”
一个又一个的消息传来，有好有坏。我的心，随着这些消息，时而揪紧，时而稍稍放松。
最让我揪心的，还是担任断后任务的几支部队。张自忠、汤恩伯、邓锡侯，他们的压力最大。日军的攻击，如疯似魔，他们的阵地，犬牙交错，随时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给他们发去最新的敌情通报，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突围的最佳时机和路线。
二十八日夜，一个最坏的消息传来。
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先头部队，在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的掩护下，强渡淮河，一举攻占了津浦线南段的重镇——宿县。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冲到沙盘前，死死地盯着宿县的位置。它像一颗钉子，楔入了我们南路大军的退路。虽然我们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开始向西转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殿后部队，位于宿县以北。宿县的失守，意味着他们的退路，被拦腰斩断！
更可怕的是，占领宿县的日军，可以立刻掉头向西，与从北方南下的日军主力，在徐州西南的平原上，形成一个新的、更小的包围圈。我们的突围计划，是建立在从徐州正西方向，即陇海线一线突出去的基础上的。而这个新包围圈，恰恰就卡在了我们预定的突围路线上。
作战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谋，都面色惨白地看着我。
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预想到了所有的困难，却没料到南线的崩溃来得如此之快。
“立刻联系李长官！”我的声音嘶哑，但异常冷静，“原定突围路线已经暴露，且被部分截断。命令所有尚未撤离的部队，放弃经由陇海线正面突围的计划。”
“那……那他们往哪里撤？”刘斐的声音都在发抖。几十万大军，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没有了明确的路线，那不就是一群无头苍蝇，等着被屠杀吗？
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目光在地图上疯狂地搜索着。平原，一马平川的平原，无险可守。任何一条道路，都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
等等！
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徐州西南方向，那一片被黄河故道、河流、湖泊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区域。那里道路泥泞，水网纵横，大部队难以通行，但同样，日军的重装备，坦克、重炮，也难以展开。
那是一条生路，但也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险路。
“命令！”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所有部队，打散建制，以军、师，甚至以旅、团为单位，分散突围！”
“方向，正西、西南。目标，豫皖苏交界的涡阳、蒙城、永城一线山区！”
“告诉所有指挥官，不要再指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只有一个要求，把部队带出去！能带出去多少，就带出去多少！”
“向死而生，此其时也！”
这已经不是一个周密的计划了。这是在最后一刻，当绞索即将套上脖子时，发出的绝望而悲壮的怒吼。这是将几十万人的命运，交给了他们自己的求生本能，交给了那些在黑暗中带领部队奋力冲杀的各级指挥官。
我的命令，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整个血与火的战场。
此时，已是四月三十日的深夜。窗外，武汉的夜空漆黑如墨。而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徐州平原上，一场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规模浩大的突围战，已经进入了最血腥、最残酷的阶段。无数的中国士兵，正在泥泞的土地上，在敌人的炮火和追杀下，为了生存而奔跑、战斗。
我不知道，这六十万人，最终能有多少人，能够逃出这片死亡之地。
我只知道，从徐州到豫皖苏边区，那短短数百公里的路程，将由无数忠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来铺就。
我的手，死死地攥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那是从一个已经失去联系的师部，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文。上面只有八个字：
“弹尽粮绝，准备殉国。”
我闭上眼睛，两行滚烫的泪水，终于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