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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日本侵略者是蓄谋已久，他们会想方设法制造事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争取更多的准备。
当天下午，我又收到了一份来自外交部的密报。国际联盟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径表示“关注”，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英、美等国虽然表面上表示对中国“同情”，但实际上都在观望，不愿直接与日本发生冲突，担心会影响他们在远东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社会……”我苦笑着对赵国文说，“他们只会隔岸观火，直到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国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赵国文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愤慨：“将军说的是。指望国际援助，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清楚地知道，历史上，中国在抗战初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悲愤，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的决心。
周三，我召集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几位负责军事训练和编制调整的将领开会。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宿将，比如负责训练的白崇禧将军（虽然我不能直呼其名，但他的身影和职责在我的安排中是清晰存在的），以及负责编制调整的何应钦将军。
“各位将军，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全面抗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环视着会场的每一个人，语气沉重而坚定，“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训练步伐。现有的编制和训练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白将军皱着眉头，提出了一些实际困难：“韩将军，我们现在许多部队的武器装备还停留在落后的水平，基层士兵的识字率也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训练效果。”
何将军则对兵员补充感到担忧：“一旦全面开战，兵员损耗会非常大。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的征兵和补充制度。”
我深吸一口气：“这些问题，我都有所考虑。首先，我会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加强对士兵的文化教育，争取在短时间内提高识字率。其次，我们要尽快引进外国军事顾问团，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再者，关于兵员补充，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确保兵源的充足和公平。”
我知道，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现，但只要开始做，总会有效果。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而我必须尽可能地去加速它的转动，朝着胜利的方向。
这周，我还特别关注了“红色军队”的动向。我知道，他们正在向最高统帅部表达合作意愿，希望能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尽管他们有着与我方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对外是唯一的选择。
我秘密会见了“红色军队”方面的一位联络员，他是一位名叫朱德的将军（虽然我不能直接称呼他，但我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和身份背景，判断出他的身份），他朴实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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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将军，”朱将军语气诚恳，“我方已经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抗日救国的主张，愿意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我看着这位未来的元帅，心中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在抗日战争中，红色军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将军，”我郑重地说道，“我个人非常支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民族存亡之际，任何内部矛盾都必须放下。我会尽力向最高统帅部进言，促成此事。但愿我们能早日携手，共御外侮！”
朱将军眼中闪过一丝激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韩将军深明大义，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送走朱将军，我的心情复杂。国共合作，虽然是抗战的必然选择，但也意味着未来的矛盾与冲突。但此刻，这些都必须暂时放下。
夜深人静，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华北区域，感觉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日军的密谋，国际的冷漠，国内的积弊，无一不让我感到窒息。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我是那个“指挥了八年抗战”的人，我必须坚持下去。
五月第四周：全面备战与民族觉醒
五月的最后一周，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更加频繁，挑衅行为变本加厉，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而中国内部，在最高统帅部的积极推动下，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也在加速进行，民族觉醒的洪流逐渐汇聚。
周一，来自北平的电报异常急促。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连续举行大规模夜间演习，炮声隆隆，枪声不绝。他们的演习地点，距离我方守军阵地仅有数百米之遥，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
“韩将军，日军的举动越来越过分了！”赵国文将一份最新的情报递给我，上面附着几张模糊的照片，是日军演习时的情景。照片上，日军士兵全副武装，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我盯着照片，心中怒火中烧。这些小鬼子，真是恨不得立刻发动战争。
“命令华北守军，务必保持高度戒备，严防日军突袭！”我沉声命令，“同时，严禁任何形式的主动挑衅行为。我们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开战的借口！”
我知道，历史上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因为日军的“失踪士兵”而引爆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我可以确保，中方在道义上是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不给日方任何口实。
当天下午，最高统帅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上，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将领们齐聚一堂，气氛异常凝重。
“各位，日军在华北的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军事演习范畴。”最高统帅部的核心领导（我无法直接称呼其名，但他的存在是无可替代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们必须做好全面抗战的准备！”
会议上，我详细汇报了参谋本部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分析，以及我方目前的备战情况。我提出了几点重要建议：
第一，立即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任命各战区司令，明确作战任务。
第二，加快国防工事的修筑，尤其是沿海和沿江地区。
第三，动员全国民众，进行全民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将军们的普遍认同。白将军（白崇禧）率先发言：“韩将军的建议非常及时，划分战区，明确责任，才能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何将军（何应钦）也表示支持：“全民抗战，士气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存亡，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最高统帅部决定，采纳我的大部分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走出会议室，夜风吹拂，我感到一丝疲惫，但内心却充满了坚定。
周三，我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电报，显示日本内阁已经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授权驻华北日军，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自由行动”。这无疑是向日军开绿灯，允许他们随时发动侵略。
“他们终于撕下了伪装！”我将电报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桌上。我的呼吸急促，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立刻召集参谋本部全体成员，对日军可能采取的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进行了最后的沙盘推演。推演过程中，我不断强调：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也绝不能寄希望于日军会良心发现。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铁蹄！
“记住！”我对我的参谋们说，“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更是民族意志的较量！我们输不起！”
这周，民间抗日情绪也达到了高潮。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最高统帅部坚决抗日。工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也踊跃捐献粮食。
我特意抽空接见了一批学生代表，他们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激情和忧虑。一位名叫林觉民的大学生，眼神坚定地对我说：“韩将军，我们学生虽然不能上战场杀敌，但我们愿意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愿意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甚至为前线将士提供医疗救助！”
我看着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心中感到一阵暖流。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同学们，国家需要你们！”我语气诚恳，“你们的爱国热情，是我们抗战最宝贵的财富。请你们回到学校，回到家乡，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屈服！”
送走学生代表，我的心情稍稍平复。我知道，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并非孤立无援。全国上上下下，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准备。
五月的最后一天，我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窗外，重庆的夜空深沉而广阔，月光如水，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但我的内心，却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充满了不安与期待。
我回顾着这个月的点点滴滴。从丰台的交涉，到兵工厂的困境，从内部的整合，到国际的冷漠，再到日军的步步紧逼，以及民族的逐渐觉醒。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我知道，六月将是更具决定性的一个月。七七事变近在眼前，八年抗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我的思绪飘向未来，飘向那些惨烈的战役，那些牺牲的将士，那些浴血奋战的同胞。我的手中，握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我的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小日本！”我低声自语，声音中带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是愤怒，是悲壮，更是无比坚定的决心，“你们以为可以轻易吞噬我中华，做梦！我韩夏，会把你们的獠牙一颗颗拔下来，让你们付出血的代价！”
我紧握双拳，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疼痛，让我更加清醒。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血与火的深渊，而我，将是那个掌舵人。八年抗战，从我韩夏手中，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