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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重庆，已然带着初夏的湿热，江雾早早地便被阳光驱散，取而代之的是有些闷的蓝天。我，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嘉陵江。江水滚滚，像是时间，从遥远的过去奔腾而来，又向着未知的未来浩荡而去。我的未来，是八年的血与火，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绝地反击，而我的现在，是1937年5月，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从来到这个平行宇宙，顶替了韩夏这个身份，我便一刻也没有停歇。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巨大，如同洪流，试图裹挟着一切向前。但我是那个逆流而上的点，那个试图用微薄之力，扭转乾坤的人。
五月第一周：紧绷的弦与外交的漩涡
五月的第一天，我收到来自华北前线的情报。北平的局势如一团乱麻。日本驻屯军的挑衅变本加厉，他们不断增派兵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演习”，枪声在夜空中撕裂平静，那是战前最刺耳的预演。我看着手中这份来自北平特务处主任——宋哲元将军派来的联络官——陆军大学学生董英斌送来的报告，眉头紧锁。
董英斌，一个看起来有些木讷，却眼神锐利的小伙子，此时正毕恭毕敬地站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将一份薄薄的纸张递给我，声音带着些许压抑不住的焦虑：“韩将军，北平方面电报，日方要求我们在丰台设立检查站，并声称要‘清除’抗日分子，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我接过电报，上面字字句句都透着日方的嚣张跋扈。丰台，那是北平的南大门，是连接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咽喉要地。一旦日军在此设卡，北平的交通命脉便尽数掌握在他们手中，华北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
“宋将军那边怎么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不想将自己的担忧传递给这个年轻人。
董英斌的拳头紧了紧：“宋将军多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强硬，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们甚至宣称，若我方不配合，将采取‘自由行动’。”
“自由行动……”我冷笑一声，这正是侵略者的惯用说辞。我的思绪飞速运转。我知道，历史上七七事变即将爆发，而丰台的摩擦只是前奏之一。现在还不能直接挑起大规模冲突，但也不能示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董英斌，”我抬头看向他，眼神坚定，“你回去转告宋将军，丰台的检查站绝不能让日方设立。这是底线。我会立刻向最高统帅部汇报，争取外交上的支持，同时命令华北驻军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
董英斌眼中闪过一丝激动：“是，将军！有了您的命令，宋将军也能更放开手脚了！”
送走董英斌，我立刻召集了参谋本部的几位重要参谋，包括负责情报的赵国文、负责作战部署的李宗汉、以及负责后勤协调的陈思明。他们都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班底。
“各位，华北局势危急，丰台的摩擦随时可能升级。”我开门见山，将日方要求在丰台设立检查站的电报摊在桌上，“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让出丰台。现在，我需要你们尽快拿出应对方案。”
赵国文推了推眼镜，他的情报网络遍布各地，对日军的动向了如指掌：“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陆军省已经通过了《对华北指导方针》，核心就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将华北从南京手中分离出去’。设立检查站，就是他们蚕食华北的第一步。”
李宗汉指着地图上的丰台，脸色凝重：“一旦丰台失守，北平将彻底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我们可以增派兵力，在丰台附近构建防御工事，并加强与周边部队的协同。”
陈思明则担忧后勤补给：“如果真要抵抗，华北地区的补给线会非常紧张。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物资调配，尤其是弹药和粮食。”
我听着他们的讨论，心中焦灼。我知道，即便我能够预知未来，但历史的巨轮也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日本的侵略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中国的实力，在当时根本无法与日本抗衡。但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以血肉筑起长城。
当天下午，我紧急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报告，详细阐述了丰台事态的严重性，并建议最高统帅部以最强硬的外交姿态回应日方，同时指示华北驻军不得退让。我知道，那个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身影，此刻一定也在为这些棘手的问题而烦恼。但我的责任，就是将最准确的情报和最合理的建议呈上去，为最终的决策提供依据。
几天后，最高统帅部传达了指示：坚决反对日方在丰台设立检查站，指示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驻华北部队严密戒备，但不主动挑衅。这与我的建议不谋而合，让我稍稍松了口气。至少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坚决的。
但日本人的“抗议”和“警告”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很快，日本国内传来消息，他们的外务省宣称：日本帝国政府已就驻华北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冲突问题，向中方提出“严重警告”，并要求中方“立即停止一切反日活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让我愤怒得浑身发抖。这根本不是外交，这是恐吓！
我将这份电报狠狠地拍在桌上，愤怒地对赵国文说：“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嘴脸！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公理，他们只相信他们的枪炮！”
赵国文的脸色也极为难看：“将军，这说明日方已经在为下一步行动寻找借口了。他们越是叫嚣，就越是说明他们的侵略计划正在加速。”
我沉默着，窗外夕阳西下，将整个办公室染上了一层血色。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我，必须在这片刻的宁静中，为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做好一切准备。
五月第二周：内忧外患与军备困境
进入五月的第二周，华北的局势依然紧张，但没有立即爆发大规模冲突，这让最高统帅部和外交部门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时间。然而，我深知这只是暂时的，真正的危机从未解除。
这一周，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协调和军备建设上。我在参谋本部的工作，不仅仅是战略部署，更要协调全国的军政事务，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前，将各方面力量凝聚起来。
周二，我前往位于重庆郊区的兵工厂。厂区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挥汗如雨，但厂房显得有些老旧，设备也明显落后。兵工厂的厂长，一位名叫刘伯元的工程师，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花白，他见到我便急忙迎了上来。
“韩将军，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刘伯元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现在订单量巨大，我们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可是……设备老旧，材料紧缺，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我跟着刘伯元走进车间，看着一排排等待组装的步枪，看着那些正在铸造炮弹的熔炉。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工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坚韧与疲惫。
“刘厂长，我知道你们辛苦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在国家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参谋本部会尽力协调解决。”
刘伯元叹了口气：“最主要的是原材料。钢材、铜、硝化棉……这些大多依赖进口。一旦战争爆发，海路被封锁，我们的生产就难以为继了。另外，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许多先进的武器图纸，我们只能照猫画虎地仿制，性能上还是有差距。”
我心中一沉。这些问题，我早有预料。日本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远超我们的工业实力。而我，除了利用我穿越者带来的一些超前知识，更要借助现有的一切力量，去弥补这些差距。
“技术人才方面，我回去后会安排军事委员会教育训练部，加大对理工科学生的培养，并鼓励留学海外的学生尽快回国效力。”我沉思片刻，“至于原材料……短时间内，我们只能继续依赖进口。但我们必须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战略物资储备，并研究国内替代方案。刘厂长，请您安排工程师们，对国内的铁矿、铜矿、煤矿等资源进行详尽勘探，看哪些可以尽快投入开采，形成自给自足的能力。”
刘伯元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这确实是长远之计！将军的眼光真是高瞻远瞩！”
离开兵工厂，我的心情沉重。我知道，距离全面抗战爆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从容地发展工业。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尽力去争取，去努力。
当天下午，我又召集了负责全国各军事区域协调的幕僚们开会。其中一位来自华北区域的联络官，名叫张子忠，他是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将军。他向我汇报了华北军区内部存在的派系问题和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困难。
“韩将军，”张子忠将军语气有些无奈，“华北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来已久，宋将军虽然尽力整合，但各部之间互不统属，甚至时有摩擦。这种分散的局面，一旦日军大规模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我听着他的汇报，心中五味杂陈。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现实困境。地方军阀，中央军，红色军队，各自为政，各有盘算。要将这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谈何容易？
“张将军，我知道其中的困难。”我沉声说道，“但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在民族存亡之际，任何个人恩怨、派系利益，都必须放在一边！我会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加强对华北军事区域的统一领导，尽快调整人事，将不听从指挥的顽固分子撤换掉！”
张子忠将军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敬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华北战局将有莫大的助益！”
但我的内心并不乐观。我知道，在真正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种整合注定是困难重重的。许多地方实力派，只有在真正面对日军的炮火，体会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才会放下私利。而那时，或许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周，我还接见了来自华侨总会的一些代表。他们忧心忡忡地向我询问国内局势，并表示海外华侨愿意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一位名叫陈嘉庚的南洋华侨领袖，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他激动地对我说：“韩将军，海外华侨虽身在异乡，但心系祖国！若国家有难，我们定当竭尽所能，倾家荡产，也要助国家渡过难关！”
我看着这些赤子之心，心中感动不已。正是有了这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陈先生，各位侨胞，”我起身向他们深深鞠躬，“感谢你们的慷慨和爱国情怀！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贡献。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誓死抵抗外敌入侵！”
送走华侨代表，我站在窗前，心中感慨万千。内忧外患，军备困境，民族凝聚力尚待加强。我们面临的局面是如此艰难，仿佛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我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必须找到一条生路。
五月第三周：日方密谋与国际风云
五月的第三周，华北的平静被打破。日方在丰台问题上，继续施加压力，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密谋。同时，国际局势也风云诡谲，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远。
周一，我收到来自北平特务处的秘密情报，显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正在与日本外务省进行秘密电报往来，内容涉及对华北的进一步“行动计划”。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杀气，让我不寒而栗。
情报负责人赵国文，脸色苍白地将这份经过解密的情报递给我：“将军，这份情报的来源极其隐秘，是一位潜伏在日军内部的爱国志士冒死传出来的。日方高层正在讨论，如何利用华北现有矛盾，制造事端，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
我接过电报，上面写着一些模糊的代号和地名，但结合我的历史知识，我能清晰地判断出，这些“行动计划”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奏。他们想要通过一场“意外”，彻底点燃战火。
“立刻将这份情报呈报最高统帅部！”我命令道，声音中压抑着怒火，“同时，命令华北驻军提高警戒级别，加强巡逻，但务必克制，避免主动与日军发生冲突。现在，我们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