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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省城热得像蒸笼，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有轻微的粘滞感。
我抹了把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手腕上的梅花表——下午四点二十，比约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
我匆忙穿过人流，白衬衫的领口已被汗水浸透，贴着皮肤。
巷口茶馆的招牌褪了色，“清心茶馆”四个字已模糊不清。
我推门进去，一股霉味混合劣质茶叶的气息扑面而来。
茶馆内光线昏暗，只有三两个老头在角落下棋。
“唐梦成，这边。”一个声音喊我。
我循声望去，临窗位置坐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四十岁上下，面容清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牛皮公文包，鼓鼓囊囊的。
“刘处长，实在抱歉，路上车抛锚了。”我快步走过去，在对面坐下。
刘处长摆摆手，眼镜后的目光扫过我年轻的脸：“资料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从随身携带的人造革包里取出一叠文件，纸张边缘已经卷曲。
刘处长接过文件，翻了几页，眉头逐渐皱起：“你这篇《民间奇俗考》……太单薄了。省民俗协会要的是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不是学生作业。”
我心里一沉，这是我毕业后分配到民俗研究所的第一年，这篇调研报告关系到我能否转正。
省里正在筹备民俗文化展览，研究所急需有亮点的材料。
“我走访了十二个村镇，收集了不少材料……”我补充道。
“但不够新奇。”刘处长打断我，摘下眼镜擦了擦，“上面要求我们找到真正有特色的民间文化，最好是……未被外界发现的。”
他重新戴上眼镜，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我听说你父亲生前经常下乡收集民俗资料吧？”
我点点头，父亲已经过世了，生前一直在文化局工作，酷爱收集民间传说和地方志。
“他在笔记里提到过一种酒，叫‘忘忧酒’，听说过吗？”
“忘忧酒？”我皱起眉头，“我记得父亲好像提过……但只是只言片语，说是在滇西某个偏僻山村流传的秘酿。”
“对，就是这个。”刘处长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传说喝了这酒，可以忘却烦恼，实现愿望。你父亲的笔记里有没有更详细的记载？”
我仔细回忆着，父亲去世那年我还小，只隐约记得父亲书桌上堆满了各种笔记本，其中一本深蓝色的硬皮本里，似乎确实提到过一种神秘的酒。
“我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父亲的那些笔记都收在老宅的阁楼上。”
刘处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推给我：“这是你的新任务。去你父亲的老家，找到关于‘忘忧酒’的所有资料。如果可能，最好能弄到样品。”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崭新的钞票，还有一份盖着红头文件公章的介绍信。
“这么多钱？”我惊讶地抬头。
“时间紧任务重，这是出差经费。”刘处长站起身，“下个月二十号之前，我要看到成果。记住，这事要低调，别跟任何人说。”
我还想问什么，刘处长已经拎起公文包，快步走出了茶馆……
三天后，我坐上了开往滇西的长途汽车。
车是老式的解放牌客车，窗户关不严，一路颠簸。
乘客大多是当地农民，带着鸡鸭和竹篓，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草味和牲畜的气味。
车开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叫云岭镇的小站停下。
我提着行李箱下了车，眼前是一片土坯房构成的集镇，远处是连绵的墨绿色山峦。
按照地址，他找到了父亲的老宅——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因常年无人居住显得破败不堪。
堂叔唐峰在镇供销社工作，得知我要来，提前收拾出了西厢房。
“你爹的那些东西都堆在阁楼上，十几年没人动过了。”唐峰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帮我提行李时，手臂上青筋凸起，“你找啥子资料？”
“父亲的笔记，他在文化局工作时留下的。”我含糊地回答。
晚饭后，我举着煤油灯爬上阁楼，灰尘像雪花一样在光束中飞舞，蜘蛛网挂满了房梁。
角落里堆着十几个木箱，都用麻绳捆着。
我打开第一个箱子，里面是泛黄的书籍和笔记本。
翻到第三箱时，终于找到了那本深蓝色封面的硬皮笔记本——父亲的字迹。
“1981年4月7日，抵达白水村。村民避谈‘酒事’，似有隐情……”
“4月9日，终于见到村长。提及‘忘忧酒’，村长神色大变，称只是传说，早已失传……”
“4月12日，偶遇村中老者，私下告知：酒确有其物，但非福是祸。提及‘酒娘’二字便不再多言……”
我继续翻页，后面几页被撕掉了，留下锯齿状的边缘。
再往后翻，有一段用红笔圈起来的文字：
“忘忧酒非酒，是以愿为引，以魂为酿。饮者得偿所愿，必有所失。酒娘守坛，非人非鬼，世代相传，不得离村。”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云雾缭绕的山村，几十间木屋依山而建，村口立着一块石碑，字迹模糊。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白水村，摄于1981年春。
我盯着照片，隐约觉得石碑上的图案有些眼熟，举起煤油灯仔细辨认——那是一个螺旋形的符号，像漩涡，又像蛇盘踞的形状。
这个符号，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第二天一早，我向堂叔打听白水村。
唐峰正在院里劈柴，听到“白水村”三个字，手里的斧头停在半空：“梦成，你去那地方做啥子？”
“父亲以前去那里做过调研，我想去看看。”
唐峰把斧头砍进木墩，擦了把汗：“去不得。那村子邪性得很。”
“为什么？”
“说不好。”唐峰眼神闪烁，“我年轻时去过一次，只到了山口就被拦回来了。带头的老人说，那村子有‘东西’，外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想起父亲笔记里提到的“酒娘”，试探着问：“您听说过‘酒娘’吗？”
唐峰脸色骤变，连连摆手：“莫提莫提！这事不能提！”说完扛起柴火匆匆进了屋，任凭我怎么问都不再开口。
我决定自己去，随后找到镇上的邮递员老陈，老陈负责这一片的信件投递，对这一带最熟悉。
“白水村啊……”老陈抽着旱烟，眯起眼睛，“得走一天山路，路不好走。而且那村子怪，我三个月才去一次送信，每次都只把信放在村口的石头匣子里，从来没见过人。”
“为什么不见人？”
“不知道。有次我好奇，在村口等了等，结果天忽然就暗了，山里起了大雾，冷得很。我赶紧下山，后来就再也不敢多待了。”老陈磕了磕烟袋，“小伙子，听我一句劝，那地方少去为妙。”
但我坚持要去，老陈拗不过我，画了张简单的地图：“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看到三棵古柏树就往左拐。记住，如果天突然变暗或者起雾，马上回头，千万别进村。”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山风带着湿气。
我背着行李，按照地图指示进山，山路崎岖，越走越荒凉，两旁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鸟鸣声都显得稀疏。
走了约莫四个小时，他看到了老陈说的三棵古柏树——巨大得惊人，树干至少要三人合抱，树冠遮天蔽日。
按地图该向左拐，但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一片荆棘丛。
我正犹豫间，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是个女人的声音，曲调悠扬哀婉，用的是当地方言，听不清歌词。
我拨开荆棘，循声走去。
走出一段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小路蜿蜒向上，路旁开着不知名的白色野花。
歌声越来越清晰，是从山坡上传来的。
我爬上一道缓坡，看见一个穿蓝布衣裳的女人正在采茶。
她约莫三十来岁，皮肤白皙，眉眼清秀，与普通村民黝黑的肤色截然不同。
女人发现了我，歌声戛然而止。
“请问，去白水村是走这条路吗？”我用不太熟练的方言问道。
女人打量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你去白水村做什么？”
“我……我是民俗研究所的，来做调研。”我出示了介绍信。
女人接过信看了看，神色复杂：“回去吧，白水村不欢迎外人。”
“我只想了解‘忘忧酒’……”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女人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谁告诉你这个的？”
“我父亲，他很多年前来过这里。”我解释道。
女人沉默片刻，突然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唐玉华。”我如实答道。
听到这个名字，女人手中的茶篮掉在地上，茶叶撒了一地。
她盯着我，嘴唇微微颤抖：“你……你是梦成？”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女人没有回答，弯腰捡起茶篮，背过身去：“你走吧，现在就走。忘掉‘忘忧酒’，忘掉白水村，永远不要再来了。”
“为什么？你到底是谁？”我追问道。
女人不再说话，快步朝山上走去，我想追，但脚下突然升起一股白雾，迅速弥漫开来，能见度不到三米。
雾气冰冷刺骨，带着一种奇异的香气。
等雾气散去，女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暗才决定下山，回到镇上时已是深夜，堂叔家还亮着灯。
唐峰坐在门槛上抽烟，见我回来，松了口气：“你可算回来了！白水村那边刚才来了人。”
“什么人？”
“一个老太太，说是村里的‘守坛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唐峰递过来一个陶罐，约莫拳头大小，用红布封口，“她说这是你父亲当年留在村里的东西。”
我接过陶罐，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和一小撮暗红色的泥土。纸条上是父亲的笔迹：
“吾儿梦成：若你见到此物，说明你已涉足此事。速离此地，切莫追问。记住，有些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父字。”
我盯着纸条，心中的疑惑更重了——父亲显然预感到我会来，而且特意留下警告。
那个采茶女人认识父亲，也知道自己的名字……
我忽然想起什么，从行李中翻出父亲的笔记本，重新翻到那张白水村的照片。
举起煤油灯仔细观察村口的石碑上那个螺旋形的符号，我的手一抖，煤油灯差点掉在地上。
我想起来了，七岁那年，我患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昏迷中，我隐约看见父亲在床边焚烧什么，烟雾中有这个螺旋形的符号。
到了第二天，我的烧奇迹般地退了。
而在我康复后不久，母亲也病倒了，从此再没起来。
“以愿为引，以魂为酿。饮者得偿所愿，必有所失。”父亲笔记里的这句话突然在脑海中响起，冰冷刺骨。
我吹灭煤油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最后，我将陶罐小心收进行李箱底层，决定第二天再进山。
我不知道的是，在窗外不远处的老槐树下，那个采茶女人静静地站着，望着我房间的窗户，眼中含着难以言说的哀伤。
她轻声自语，声音散在夜风里：“玉华，你的儿子还是来了。该来的，终究躲不过。”
……
省城图书馆的档案室里，霉味和旧纸张的气味混在一起，像时间本身的味道。
罗卫东放下手中的放大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他已经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待了整整六个小时，翻阅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地方志和民俗记录。
资料堆积如山，但他要找的东西始终没有踪影。
窗外，城市的喧嚣都被档案室厚重的墙壁隔绝在外，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滞在另一个年代。
“罗老师，我们要闭馆了。”管理员小张探头进来。
“再给我十分钟，马上就好。”罗卫东看了看表，晚上七点二十。
小张点点头离开了，罗卫东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和几页零散的笔记。
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连绵的山峦，照片边缘已经褪色。
站在中间的是唐玉华，年轻时的唐梦成的父亲；左边是罗卫东自己，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头发乌黑浓密；右边是周平，三个人中最高的那个，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81年4月，白水村考察留念。
罗卫东的手指在周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眼神复杂。
他翻开笔记，那是唐玉华的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