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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涌的“保护伞”及时向他通风报信。当晚，刘涌正与香港影视明星任达华一起喝酒，接到消息后，他立即与妻子刘晓津及专职司机高伟驾车逃离审阳。
得知刘涌逃跑后，审阳市公安局迅速发布了通缉令，悬赏5万元缉拿刘涌。这是公安部2000年第一号督办案件。
刘涌一路逃亡，最终到达黑河，准备过境到俄罗斯避难。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7月11日晚，在黑河边境检查站，刘涌被认出并抓获。
被捕时，刘涌试图通过吞服安眠药自杀，逃避法律制裁。他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随后被押回审阳。
这一天，距离刘涌被通缉仅过去了7天。
4.3 全面审讯：犯罪事实的彻底揭露
刘涌被押回审阳后，审讯工作立即展开。面对大量证据，刘涌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审讯过程中，警方发现刘涌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极其广泛，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盗窃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等13个罪名。
从1995年末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阶段起至2000年7月初被审阳警方打掉，仅4年半时间里，刘涌犯罪集团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
在刘涌亲自参与或指使授意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故意伤害犯罪13起，导致1人死亡、5人重伤、8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警方还查明，刘涌犯罪集团非法持有军用手枪2支、猎枪5支、小口径手枪2支及砍刀匕首等凶器20余把。
此外，刘涌还通过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
这些犯罪事实的揭露，为后续的司法审判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正义审判：法律的最终裁决
5.1 一审判决：罪有应得的死刑判决
2002年4月17日，寮林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刘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涌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对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其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最终，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并处罚金15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判决充分体现了法律对黑恶势力的严厉打击态度，也让长期受到刘涌欺压的审阳市民看到了正义的曙光。
5.2 二审改判：争议与质疑的死缓判决
一审判决后，刘涌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8月，寮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案进行了二审。
在二审过程中，刘涌声称自己在审讯期间遭受了“非常手段”的逼供，不得不违心供诉。两名曾经看押过刘涌的武警战士证实了刘涌的当庭言论。
寮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并基于“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等理由，将刘涌的刑罚由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一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民众对改判表示不理解和不满，质疑其背后有保护伞。
“绝大多数民众对于刘涌的改判不理解，质疑其背后有保护伞，有的人说‘刘涌有好几个亿，随便交点钱，就能把自己的命买下来’。”一位记者报道称。
那个时候审阳的民众“谈刘色变”，一些被刘涌迫害过的民众担心刘涌躲过死刑之后更加嚣张，从监狱出来会报复自己。
审阳市公安局也表示，对于改判死缓“非常遗憾”。从审阳当地群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刘涌这个黑老大判死刑，就连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都觉得改判死缓非常遗憾。
5.3 最高法再审：最终正义的到来
二审改判后，社会各界对刘涌案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刘涌案进行再审。
200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寮林省锦州市组成了再审法庭，公开提审刘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审查了案件事实和证据，最终认为寮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理由不能成立。
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寮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部分内容，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涌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依法应当予以严惩。
宣判后，刘涌被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注射死刑。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被执行死刑前，刘涌与家人进行了最后的告别。他表情镇静，没有丝毫悔意。这个曾经在审阳一手遮天的黑老大，最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六、罪恶剖析：刘涌的犯罪心理与性格特征
6.1 暴力倾向：从“小霸王”到“黑老大”的心理演变
刘涌的暴力倾向源于他童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作为家中的独子，他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溺爱，养成了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的性格。这种性格缺陷使他在面对冲突时，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涌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初中时期，他就经常与同学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将人打进医院。在他看来，暴力是获取尊重和地位的有效手段。
“他十分讨厌这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从小好斗，上小学时几乎每天都与同学发生口角，经常受到父母和老师的责备，却都对他无可奈何。”一位知情人描述道。
在部队服役期间，刘涌的暴力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并未彻底改变。退伍后，他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行为模式，并将暴力手段运用到商业竞争中。
犯罪学专家分析，刘涌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地痞本性”表现。即使成为了“老大”，他仍然喜欢亲自参与暴力犯罪，这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暴力的依赖和迷恋。
6.2 权力欲望：从“保护伞”到政治身份的心理需求
刘涌对权力的渴望源于他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有钱的商人，而是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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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涌精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他通过贿赂、攀附等手段，与政府官员、司法人员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保护他免受法律制裁，还为他提供了商业上的便利。
刘涌对权力的追求还体现在他对政治身份的渴望上。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审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头衔。这些头衔不仅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还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政治资源。
“他的名片上，印着十个头衔，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人大代表。这是他最为看重的一个头衔。”一位记者观察到。
在刘涌看来，政治身份是他“洗白”的重要标志，也是他获取更多权力和资源的重要途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
6.3 控制欲与支配欲：“教父”心态的形成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刘涌的控制欲和支配欲也越来越强。他不仅希望控制自己的商业帝国，还希望控制整个审阳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秩序。
刘涌的控制欲体现在他对竞争对手的打压上。他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市场，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商业地位。任何敢于与他竞争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打击报复。
“他利用自己在地痞流氓中间的‘人脉’，唆使他们去威胁恐吓自己的竞争对手，看到谁生意好就去破坏捣乱，这样一来，只要是刘涌开超市的地头，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就这样，他逐渐成了行业老大。”一位知情人描述道。
刘涌的支配欲还体现在他对他人的态度上。他喜欢在强势人物面前逞强，以此证明自己的“江湖地位”。例如，他当众扇刘德华耳光，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
刘涌一直对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崇拜有加，他似乎总有一种潜意识，就是在强势人物面前逞强才有做江湖大佬的快感。
6.4 犯罪心理学视角：“教父”心理的深层解析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刘涌的犯罪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家庭环境是刘涌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父母的溺爱和疏于管教，使他从小就缺乏规则意识和道德约束。父亲作为法院干部，不仅没有阻止儿子的犯罪行为，反而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儿子提供保护，这进一步强化了刘涌的侥幸心理和特权意识。
其次，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利用暴力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刘涌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将暴力与商业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第三，刘涌的犯罪心理还受到了他个人经历的影响。1984年的见义勇为行为，使他获得了富商的赏识和帮助，这让他意识到“做好事”也能带来经济利益。这种经历强化了他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他更加注重结果而忽视手段。
最后，刘涌的犯罪心理还与他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他性格暴躁、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同时，他又聪明、狡猾，善于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
综合来看，刘涌的犯罪心理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案例为我们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七、社会震荡：刘涌案的深远影响与历史意义
7.1 司法警示：权力监督与反腐败的重要性
刘涌案是一起典型的黑恶势力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的案件。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判，揭示了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
刘涌能够长期逍遥法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建立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这些保护伞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政府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刘涌提供保护，使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
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预防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刘涌案的最终判决，也彰显了中国政府打击黑恶势力和腐败现象的决心。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和改判，表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容侵犯。
7.2 社会影响：从“谈刘色变”到“拍手称快”的民心转变
刘涌案在审阳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刘涌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审阳市民“谈刘色变”，不敢公开谈论他的罪行。许多受到刘涌欺压的人，因为害怕报复而选择忍气吞声。
刘涌被抓捕和审判的消息传出后，审阳市民的反应从最初的怀疑和观望，逐渐转变为支持和赞扬。当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死刑的消息传来时，许多市民拍手称快，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
“听到宣判结果，刘涌腿上一软，当场跪倒在地上。他呆若木鸡，面如死灰。他漠然地看向家属席，亲朋好友痛哭流涕，他却只是摇了摇头。”一位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这一民心转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刘涌案的成功审判，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
7.3 制度变革：扫黑除恶与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刘涌案是中国扫黑除恶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案例。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推动了中国扫黑除恶和法治建设的进程。
首先，刘涌案促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和改判，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丰富了中国的司法实践。
其次，刘涌案推动了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判，为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后，刘涌案还促进了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这起案件涉及的“保护伞”被一网打尽，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刘涌的人民代表身份给公安机关处理这些问题带来了许多难度，这些难度也恰恰是对他的保护，这种保护使刘涌可以更加猖狂、为所欲为地作案。”一位公安局长的反思，反映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刘涌案的处理过程，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表明，无论犯罪势力多么强大，只要触犯了法律，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7.4 历史反思：黑恶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与防范
刘涌案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和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首先，刘涌案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利用暴力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刘涌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将暴力与商业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其次，刘涌案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治理的一些漏洞和不足。在刘涌势力发展的初期，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和打击，就不会让他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
最后，刘涌案还反映了当时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刘涌能够建立庞大的“保护伞”网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权力监督机制存在漏洞，无法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
对刘涌案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黑恶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只有加强社会治理，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