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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5日12时47分，正在一家餐馆饮酒作乐的李京生被警方抓获。下午13时30分，警方在常德蒿子港镇抓获了张军的情妇陈乐等人。当天下午17时，警方对陈乐交代的张军在常德的住所进行搜查，缴获了被抢走的两支微型冲锋枪和子弹，搜出各种制式军用枪10支，猎枪16支，子弹2000多发，手雷1枚，消声器两个，以及作案用的警服、撬棍、蒙面套、假发、假身份证、假警官证等，同时还发现了被抢的胡梦廉夫妇的两张银行存款单。
后期收网：
在掌握了张军的可能去向后，警方将追捕重点转向了重庆市。2000年9月18日，湖南省公安机关派出追捕小组前往重庆，并获取了张军与其情妇全洪燕在重庆市渝中区观音岩外科医院门口见面的重大线索。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协调下，重庆市公安机关严密部署，在张君与情妇见面地点一举将犯罪嫌疑人张君抓获归案，缴获张随身携带的1支五四式手枪（已上膛）、5个弹夹、180发子弹及手雷等。
随后，警方乘胜追击，陆续抓获了严若明、许军、李金生等犯罪嫌疑人。到2000年10月7日，走投无路的陈世清束手就擒。至此，张军团伙的主要成员全部落网，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
四、张军的犯罪心理分析
张军作为一个极端暴力犯罪的实施者，其犯罪心理具有复杂而独特的特征。通过对张军的成长经历、犯罪行为和庭审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杀人魔王"内心世界的黑暗面，了解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农民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
4.1 扭曲的价值观：暴力与财富的畸形崇拜
张军的价值观呈现出明显的扭曲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暴力和财富的畸形崇拜。在他看来，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财富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他对犯罪行为的合理化认知。
张军对暴力的崇拜体现在他对武器的热爱和对暴力行为的追求上。他不仅精心收集各种枪支弹药，还经常组织团伙成员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射击和格斗技能。在他的日记中，曾多次出现"枪是男人的第二生命"、"暴力是强者的语言"等表述，反映了他对暴力的病态迷恋。
同时，张军对财富也有着极度的渴望。他在庭审中坦言："我走上这条路，主要原因是贫穷。我家在农村，12岁时母亲得癌症没钱治，去世了，父亲也长期患有肺结核，家里一贫如洗，所以我想发财。"这种对财富的渴望，使他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金钱，甚至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
张军的这种扭曲价值观并非天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中逐渐形成的。童年的贫困、少年时期的挫折、成年后的失败，都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少管所的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更多的不良影响，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暴力和财富的错误认知。
4.2 反社会人格：缺乏共情与道德约束
张军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特征，主要表现为缺乏共情能力、无视社会规范、具有攻击性和欺骗性等。这些特征使他能够毫无愧疚地实施暴力犯罪，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缺乏共情能力是张军最显着的心理特征之一。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从未表现出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丝毫同情和愧疚。在庭审中，当公诉人念到受害者名单时，他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即使在为自己辩护时，他也只是强调自己的不幸，而对受害者的苦难只字不提。
无视社会规范也是张军的明显特征。他从年轻时就开始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从打架斗殴到抢劫杀人，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他在庭审中坦言，他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敌意，这种情绪促使他不断挑战社会规范，以犯罪行为宣泄内心的不满。
攻击性和欺骗性在张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对受害者实施暴力，对同伙也经常使用暴力威胁。同时，他还善于伪装和欺骗，通过虚假身份、虚假承诺等手段控制他人。例如，他在与多名女性交往时，都使用了虚假身份，并编造各种谎言骗取她们的信任和感情。
张军的反社会人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不良环境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童年时期缺乏家庭关爱、少年时期的挫折经历、成年后的社会排斥，都对他的人格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少管所的经历，使他进一步脱离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强化了他的反社会倾向。
4.3 犯罪动机：复仇心理与权力欲望
张军的犯罪动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对社会的复仇心理，也有对权力的渴望，还有对刺激的追求。这些动机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他不断实施犯罪行为。
复仇心理是张军犯罪的重要动机之一。他在庭审中表示，他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敌意，这种情绪源于他少年时期被劳教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只是打了点小架，却被关了3年，这让他感到不公平，从而产生了对社会的报复心理。这种复仇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最终导致他以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
权力欲望也是张军犯罪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普通人，张军渴望获得权力和控制感。通过犯罪行为，特别是持枪抢劫杀人，他体验到了一种掌控他人生命的权力感。他在审讯中曾表示，当他持枪面对受害者时，他感到自己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这种权力感满足了他内心深处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不断犯罪的动力之一。
追求刺激也是张军犯罪的动机之一。长期的犯罪生涯使他对普通的生活感到厌倦，只有通过犯罪带来的刺激和冒险，才能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在审讯中表示，每次作案前的紧张和作案时的刺激，都让他感到兴奋和满足。这种对刺激的追求，使他不断挑战自己的犯罪极限，从普通抢劫发展到持枪杀人，再到抢劫银行运钞车。
张军的这些犯罪动机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机系统。在不同的犯罪阶段，不同的动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犯罪初期，复仇心理可能占主导；在犯罪中期，权力欲望可能更为突出；在犯罪后期，追求刺激可能成为主要动机。
五、社会震荡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这起案件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对公众心理、社会治安、司法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中国刑事犯罪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推动了中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5.1 公众恐慌：笼罩在枪声下的城市
张军团伙的犯罪活动在多地引发了严重的公众恐慌，特别是在案件高发的湖南常德、湖北武汉和重庆等地。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作案、使用枪支等致命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些特点使公众感到极度不安和恐惧。
在重庆，1995年12月22日的友谊商店沙坪坝分店抢劫案和1996年12月25日的上海第一百货重庆店抢劫案，使当地市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商场不再是安全的购物场所，人们在购物时提心吊胆，担心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在武汉，1999年1月4日的武汉武广黄金柜抢劫案，使这座城市的商业中心一度陷入恐慌。人们不敢在商场的黄金柜台前停留，商场的黄金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在常德，2000年9月1日的农业银行运钞车抢劫案，更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起案件造成7人死亡，是张军团伙最为血腥的一次作案。案件发生后，常德市民人人自危，特别是银行职员和运钞人员，更是感到极度恐惧。
这种公众恐慌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商家反映，案件发生后，顾客明显减少，销售额大幅下降。一些市民甚至考虑离开这些城市，到其他地方生活。
5.2 警务改革：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成为推动中国警务改革的重要契机。这些案件暴露了当时公安机关在侦查手段、协作机制、装备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促使公安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
加强区域警务协作是案件后公安机关的重要改革措施。张军团伙能够长期在湖南、湖北、重庆等地流窜作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不完善，信息共享不及时。案件后，公安部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加强了不同地区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
提升刑事技术水平也是案件后的重要改革方向。张军团伙的案件侦破过程中，刑事技术特别是弹道分析、指纹比对等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促使公安机关加大了对刑事技术的投入，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人员素质。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案件后公安机关的另一重要改革措施。针对张军团伙选择商场、银行等人员密集场所作案的特点，公安机关加强了对这些场所的安全防范指导，推动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此外，案件还推动了公安机关在快速反应机制、情报信息工作、重点人员管控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5.3 法律完善：从严打击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张军团伙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对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起案件涉及多个罪名、多名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审理过程复杂，社会关注度高，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案例。
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案件审理过程中体现的重要原则。张军团伙的犯罪行为极其恶劣，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针对这种情况，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判处张君等14名犯罪分子死刑，体现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
确保司法公正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尽管案件社会关注度高，压力大，但司法机关仍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
案件还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规范了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提高了刑事司法的效率和公正性。
此外，案件还引发了社会对死刑适用标准、犯罪预防机制、被害人权益保护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促进了社会对犯罪问题的理性认识，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六、枪声之后的反思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从未停止。从1991年首案发生到2000年犯罪团伙覆灭，这起案件不仅是一个犯罪学的典型案例，也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的镜子。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示。
6.1 犯罪预防：从源头遏制犯罪的滋生
张军团伙的犯罪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不良环境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提醒我们，犯罪预防必须从源头抓起，关注那些可能导致犯罪的社会问题和个人因素。
改善社会环境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措施。张军的犯罪动机中，对社会的不满和敌意占有重要位置。这提示我们，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的社会根源。
加强家庭教育也是预防犯罪的重要环节。张军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导致他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这提示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完善青少年保护是预防犯罪的另一重要方面。张军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不良环境，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这提示我们，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和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要提供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建立心理干预机制也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措施。张军的犯罪心理发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干预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提示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心理干预机制，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治疗。
6.2 社会治理：构建更加安全的城市环境
张军团伙的案件发生在城市的商业区、金融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这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件后，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共同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城市安全环境。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是改善城市安全的重要措施。针对张军团伙选择人员密集场所作案的特点，城市规划部门重新审视了城市空间布局，加强了对商业区、金融区等重点区域的安全设计。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改善城市安全的另一重要方面。案件后，各地公安机关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了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巡逻防控，提高了对犯罪的发现和打击能力。
提升公众安全意识是改善城市安全的基础工作。案件后，各地公安机关和宣传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了对公众的安全教育，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推动科技赋能安全是改善城市安全的重要创新。案件后，各地加大了对安防科技的投入，推广应用了视频监控、智能报警、人脸识别等技术，提高了城市安全防控的智能化水平。
6.3 法治建设：正义与效率的平衡
张军团伙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体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和成就。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和公正，也展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坚持司法公正是案件处理过程中体现的重要原则。尽管案件社会关注度高，压力大，但司法机关仍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
提高司法效率是案件处理过程中体现的另一重要原则。针对张军团伙犯罪行为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其严重的特点，司法机关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加快了案件的审理进度，体现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
加强司法协作是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张军团伙的案件涉及多个地区、多个罪名、多名被告人，处理过程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密切协作，形成了强大的司法合力，确保了案件的顺利处理。
推动司法公开是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另一重要经验。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案件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增强了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已经成为历史，但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将长期存在。它提醒我们，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才能建设更加安全、更加和谐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