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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熔炉”计划虽属绝密，但大规模兵力物资的调动无法完全瞒天过海，消息灵通的各方势力很快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判断，这是中央军意图借此战进一步整合力量，确立绝对权威。
他们加快了与“东山”代理人的接触，希望能获得更核心的军工技术，尤其是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产技术，以增强自身底气。
阎锡山则更加焦虑，他担心一旦中央军在宜昌得手，下一个被“整合”的对象可能就是他的晋绥军。
他派出的密使携带更优惠的资源清单，直接找到了左玉波，希望能建立更稳固的“技术合作”关系，甚至暗示可以在某些领域“共进退”。
面对骤然增多的“合作”请求和各方开出的价码，柯明义在太行山基地主持了一次核心会议。
“老板，这是个机会。”左玉波分析道，“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需求，换取我们急需的钨、锡、铜、石油等战略资源，加速我们自身的工业升级。”
“但也是陷阱。”张泽远持谨慎态度，“把技术扩散出去，万一他们用来打内战，或者技术泄露给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
柯明义沉默地听着，手指在地图上缓缓划过，最终停留在宜昌位置。
“技术可以给，但必须有严格限制和监管。”他最终拍板，“第一，只提供次级技术和关键设备，核心工艺和最新研究成果绝不外泄。
第二，所有合作项目必须包含‘抗日优先’条款，并有我方人员监督执行。
第三，换取资源必须用硬通货或我们指定的物资结算，拒绝空头支票。”
他顿了顿，语气深沉地补充：“至于老蒋的宜昌之战……我们乐见其成。他若赢了，确实能分担日军压力；他若输了，也能消耗日军兵力。对我们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这个冬天，消化经验，补齐短板，壮大自己。”
“东山”体系的决策，冷静而务实，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动，专注于布局自己的棋局。
得到了东山体系的明确回复，各地军阀们心思更加活络。
他们深知，如果再不有所作为，无论是在未来的抗日战局中，还是在战后的权力格局里，都将被彻底边缘化。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动作最快、也最具有战略眼光。
他们清楚，完全照搬八路军或中央军的模式不现实，但他们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不能坐等老蒋在宜昌打出威风，也不能让八路军独享光复国土的美名。”李宗仁在桂林的指挥部里对白崇禧说，“我们在第五战区，也要动起来！”
桂系没有选择像中央军那样准备大规模攻坚战，而是充分发挥其部队吃苦耐劳、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点，策划了一场名为“桂戟”的系列攻势。
目标并非武汉、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广泛分布于广西、湖南边境，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的县城和交通枢纽。
“我们的目标是：收复失地，扩大控制区，打通与广东沿海的零星联系，让国际社会看到，敌后抗战的主力不止八路军，还有我桂系健儿！”白崇禧精确地定义了此次行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同时，他们与“东山”体系的秘密谈判取得突破，用广西丰富的锰、锡资源和承诺保障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代价，换回了一批急需的迫击炮制造图纸、步枪生产线关键设备以及一批“东山”淘汰下来的机床。
他们要在巩固地盘的同时，加强自己军工厂的能力。
阎锡山的感觉最为焦灼，八路军就在他眼皮底下壮大，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地盘被进一步挤压。
“八路军能‘出山’，我晋绥军就不能‘下山’吗？”阎锡山对着手下将领，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传我的命令，集结主力，给老子把汾阳拿下来！”
他选择汾阳，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第一，汾阳是晋中重镇，收复它政治意义重大；第二，此处日军守备力量经过抽调，相对空虚；第三，距离他的老巢不远，补给方便，风险可控。
阎锡山的目的非常明确：进行一次“表演性”攻坚，向外界（尤其是重庆和延安）展示晋绥军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稳固自己在山西的地位。
他同样向“东山”请求了“技术支援”，但更倾向于直接购买成品炮弹和机枪，以求速成。
相较于桂系和晋绥军的积极，云南的龙云则显得更为谨慎务实。
地处大后方，直面日军压力较小。
他的策略是“固本培元”：
1. 加紧练兵：利用相对安全的环境，按照从“东山”体系获得的训练手册，整训部队，尤其是培养技术兵种。
2. 大搞工矿：龙云利用云南的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加紧与“东山”体系交换技术和设备，强化兵工厂和配套工业，默默积累实力。
3. 有限军事行动：也会配合全国战场，对当面之敌进行一些团、营级别的战术反击，收复一些不紧要的县城或乡镇，既向重庆表了忠心，也锻炼了队伍，但绝不进行可能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战役。
他的逻辑是：让八路军和中央军去啃硬骨头，吸引日军主力，他们则趁机壮大自己，等待时机，地盘固然要收复，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和增强自身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