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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青藏公路的里程碑像一排被冻住的路标，车灯扫过去，数字在雪雾里一闪又灭。老蒋把车窗摇下一道缝，冷风灌进来，刀割似的。副驾上的央金裹紧藏袍，怀里的保温壶咣当作响。
“再往前二十公里，就是雁石坪。”老蒋说。
央金没应声，只把怀里的壶抱得更紧，像抱着一只随时会醒的兽。壶里不是酥油茶，是整整一年的学费——两万四千块，全是五块十块的零票，从村里挨家挨户攒来的。她要赶在开学前，把这笔钱送到县中学，不然弟弟次仁的学籍就要被注销。
老蒋的货车是辆退役的东风，漆皮剥落处露出锈迹，像老人手背上的老年斑。他跑这条线二十年，见过太多风雪、塌方和狼群，却没见过央金这样的姑娘——十七岁，瘦得像根经幡杆，眼睛亮得能照见雪山的魂。
“你不怕？”老蒋问。
“怕。”央金望着窗外，雪片贴在玻璃上，化成蜿蜒的水痕，“怕弟弟变成我阿爸。”
她阿爸是乡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却因为在雪夜赶回家看发烧的女儿，连人带马跌进冰河。尸体找到时，手里还攥着给女儿买的红头绳。
海拔四千七百米，发动机开始咳嗽。老蒋踩下离合，车速骤减。前方弯道处，一辆油罐车侧翻，柴油洇在雪地上，像一幅正在融化的黑地图。
“得绕过去。”老蒋打方向盘。
央金突然抓住他的袖口：“等等。”
油罐车驾驶室里，司机歪在方向盘上，额头一道血口，血珠刚渗出来就冻成了冰碴。央金跳下车，老蒋在后面喊：“回来！油箱要炸！”
姑娘像没听见，踩着没过脚踝的雪，爬上车门。司机还有气，嘴唇青紫，哆嗦着吐字：“货……硝酸铵……”
老蒋的头皮嗡的一声。硝酸铵，遇热即炸，而排气管正嘶嘶冒着白烟。
他们用了二十分钟把司机拖出来。老蒋的棉袄刮破一道口子，羽绒飞出来，像一群惊慌的白鸽。刚把人搬到路基下，油罐车轰然炸裂，火球冲起十米高，雪原瞬间被照成血色。
冲击波掀翻了老蒋的帽子。他回头找央金，看见姑娘跪在雪地里，正把保温壶塞进司机怀里。
“你疯了？！”
“他冷。”央金说，“人会冻坏的。”
司机叫周放，甘肃人，跑青藏线三年，第一次翻车。他坚持要付油钱，老蒋摆摆手，指了指央金的壶：“留着命，比什么都强。”
周放盯着壶，突然哭了：“我闺女……白血病……化疗的钱……”
央金的手在发抖。她想起弟弟次仁，去年冬天咳到吐血，乡里医生说可能是肺水肿，得去西宁。阿妈把唯一的牦牛卖了，钱还不够车票。
雪又下起来，火场渐渐暗下去，只剩几缕黑烟在风里扭动。老蒋把备用轮胎的帆布解下来，裹住周放：“走，先去医院。”
雁石坪卫生所只有两间平房，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藏族姑娘，叫拉姆。她看了周放的伤，说需要缝针，但麻药只剩半支。
“给他用。”央金说，“我不疼。”
老蒋这才注意到，姑娘左臂的藏袍被血浸透了——爆炸时，一块铁皮划开了她的皮肉。
拉姆用镊子夹出铁屑，央金咬着毛巾，一声不吭。老蒋蹲在门外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雪夜里忽明忽暗。他想起自己女儿，和央金同岁，在昆明读卫校，去年打电话说想退学去丽江开酒吧。
“老蒋，”拉姆在屋里喊，“你得带她去县医院，伤口太深了。”
央金摇头：“我得去送钱。”
老蒋把烟头摁灭在雪里：“钱我替你送。”
姑娘抬起眼睛，黑得能映出人影：“是我弟弟的命。”
凌晨两点，老蒋开着车，央金躺在后排，盖着周放的军大衣。保温壶放在副驾，像一颗定时炸弹。
车灯劈开雪幕，远处忽然出现两道光柱——是辆抛锚的越野车。老蒋减速，看见车牌是“京A”。
车主是个戴眼镜的男人，西装外裹着羽绒服，像只慌张的企鹅。他说导航失灵，油表归零，手机没信号。
“上来吧。”老蒋说。
男人叫林浩，北京来的纪录片导演，拍藏羚羊迁徙。他上车后，目光落在保温壶上：“这壶……能借我点热水吗？设备冻坏了。”
央金突然坐起来：“不行。”
林浩愣住。老蒋打圆场：“壶里不是水，是钱。”
林浩的眼睛亮了一下：“我能拍你们吗？就一段，关于……希望。”
央金望向窗外，雪片在灯光里飞舞，像无数碎掉的星星。她轻声说：“希望不是拍出来的。”
天快亮时，他们抵达县中学。铁门锁着，门卫室亮着昏黄的灯。央金下车，膝盖一软，跪在雪地里。老蒋扶住她，发现姑娘在发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