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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庚午年）
春天，正月初一，天还没亮透，突然来了几十个神秘人，头戴白色帽子，身穿白色衣服，手里拿着香和花，自称是弥勒佛下凡。他们大摇大摆从建国门进来，看守城门的人都纷纷跪地磕头。没想到这些人一进来就抢卫兵的武器，想要搞事情。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齐王杨暕路过，直接把他们给砍了。这事儿之后，京城开始大搜捕，一千多家都受到牵连。
这时候，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来洛阳聚会。正月十五，隋炀帝在端门街那搞了一场超级盛大的百戏表演。表演场地那叫一个大，周围有五千步，演奏乐器的人多达一万八千人，那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到。从晚上一直嗨到天亮，灯火把天地照得通亮，这场表演持续了一个月才结束，花的钱那是老多了。从这以后，年年都这么搞。那些少数民族首领请求去丰都市场做生意，隋炀帝答应了。还提前让人把店铺都装修得整整齐齐，屋檐都一模一样，到处挂满了华丽的帷帐，摆满了各种珍贵的货物，市场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连卖菜的摊子都铺上了龙须席。要是有外国客人路过酒店饭馆，店家都得热情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让他们吃饱喝足再走，还不收钱，还跟人家说：“咱中国那是富得流油，吃饭喝酒都不要钱。”外国客人一听，都惊呆了。不过也有聪明的，看到用丝绸缠着树，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服都遮不住身体，为啥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用来缠树干啥呢？”市场里的人听了，都觉得挺不好意思，不知道咋回答。
隋炀帝觉得裴矩这人特会来事儿，就跟大臣们说：“裴矩太懂我了，每次他上奏的事儿，都是我心里想的，我还没说出口呢，他就提出来了。要不是对国家尽心尽力，谁能做到这样啊！”当时，裴矩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这些人，都靠拍马屁得到隋炀帝的宠信。宇文述特别会伺候皇帝，举止言行都很会迎合，连侍卫们都把他当榜样。郭衍还劝隋炀帝五天临朝一次，说：“别学隋文帝，自己累得要死。”隋炀帝就觉得他特忠心，说：“只有郭衍跟我心有灵犀。”
隋炀帝上朝的时候，看起来一本正经，发布诏书啥的，言辞也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但私底下就喜欢声色享受，不管是在长安、洛阳，还是出去旅游，身边总带着和尚、尼姑、道士、女道士，号称“四道场”。梁公萧矩，是萧琮的侄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是宇文庆的孙子，都很得隋炀帝宠信。隋炀帝每天在花园的亭子里摆上美酒佳肴，让燕王杨倓和萧矩、宇文皛，还有隋文帝的妃嫔们坐一桌，和尚、尼姑、道士、女道士坐一桌，自己和宠姬们坐一桌，几桌挨得挺近。一下朝就来这儿吃喝玩乐，互相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那场面简直没眼看，这都成常态了。杨家漂亮的女子，经常会被送进宫里。宇文皛进出皇宫，都没人管，甚至传出他和妃嫔、公主有不清不楚的事儿，隋炀帝也不追究。
隋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流求不答应。隋炀帝就派虎贲郎将庐江人陈棱、朝请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带了东阳一万多士兵，从义安渡海去攻打流求。走了一个多月，到了流求国，张镇周当先锋。流求王渴刺兜派兵迎战，被陈棱他们打了好几次败仗，一直打到流求国都。渴刺兜亲自上阵，又输了，只好退到营寨里。陈棱他们乘胜追击，攻破营寨，杀了渴刺兜，抓了一万多老百姓回去。二月，陈棱他们献上流求俘虏，隋炀帝给百官都发了赏赐，升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二月二十七日，隋炀帝下诏说：“最近封官太随便了，好多人有名无实。从今往后，只有立了功的才能封侯，而且可以让子孙继承。”于是，以前那些没立功就被封五等爵的，都被取消了。
二月二十九日，把从北周、北齐、南梁、南陈征集来的散乐艺人，都安排到太常寺，还设立博士弟子，让他们传承技艺，乐工多达三万多人。
三月，隋炀帝去江都宫。
当初，隋炀帝想大力修建汾阳宫，让御史大夫张衡画好图纸上奏。张衡找了个机会劝隋炀帝说：“这些年老百姓干活干得太累了，疲惫不堪，希望陛下能多关心关心，稍微减少点劳役。”隋炀帝听了心里很不爽，后来跟身边人说：“张衡还以为是他的计谋，才让我当上皇帝的呢。”然后就挑齐王杨暕带着皇甫诩随驾，还有之前去涿郡祭祀恒山时，那些拜见的老百姓衣冠不整这些事儿，怪张衡作为御史大夫不履行职责，把他贬到榆林当太守。过了一段时间，张衡负责监造楼烦城，正好隋炀帝来巡视，张衡就去拜见。隋炀帝看他没瘦，就觉得他没把被贬的事儿放心上，对他说：“你看起来挺胖啊，还是回榆林吧。”又把他打发回去了。没多久，又让张衡去江都宫监督工程。礼部尚书杨玄感到江都办事，张衡跟他说：“薛道衡死得太冤了。”杨玄感就把这话告诉了隋炀帝。江都郡丞王世充也上奏说张衡经常减少宴会的供应。隋炀帝一听就火了，把张衡锁到江都闹市，要砍他脑袋，过了好久才放了他，还把他开除官职，让他回老家种地。然后让王世充管理江都宫。
王世充本来是西域胡人，姓支。他爸小时候跟着他妈改嫁到王家，就改姓王了。王世充这人特狡猾，口才还好，读了不少书，喜欢研究兵法，还熟悉法律条文。隋炀帝经常来江都，王世充特会看脸色拍马屁，把江都的池台楼阁装修得美美的，还经常给隋炀帝送各种珍奇玩意儿，所以很得宠。
夏天，六月，规定江都太守的品级和京兆尹一样。
冬天，十二月，文安宪侯牛弘去世。牛弘这人性格宽厚，为人节俭，学问又好。隋朝那些老臣里，能一直被皇帝信任，没出过啥差错的，也就牛弘一个人。他弟弟牛弼，特爱喝酒，有一回喝醉了，把牛弘拉车的牛给射死了。牛弘回家，他老婆跑过去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也没惊讶，就说：“做成牛肉干吧。”坐下之后，他老婆又说：“小叔子射死牛，这事儿可太奇怪了！”牛弘说：“我已经知道了。”脸色一点没变，接着看书。
隋炀帝下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八百多里长，十多丈宽，能让龙舟通过，还沿途设置驿站、行宫。隋炀帝这是打算去会稽溜达一圈。
隋炀帝觉得百官跟着他出行，穿的那种衣服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不方便，这一年就下诏说：“跟着出行走得远的，不管文官武官都穿军装。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红的或者绿的，小吏穿青色，老百姓穿白色，屠夫和商人穿黑色，士兵穿黄色。”
隋炀帝去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高丽使者也在那儿。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就带着使者见了隋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就跟隋炀帝说：“高丽那地儿，以前是箕子的封地，汉朝、晋朝的时候都是咱的郡县，现在居然不听话，成了外国。先帝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就因为杨谅太不靠谱，出兵没成功。陛下您这么厉害，怎么能放过他们，让咱文明的地方，变成野蛮人的地盘呢！现在高丽使者亲眼看到启民可汗整个部落都归顺咱了，咱可以趁他们害怕，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国王来朝拜。”隋炀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让牛弘去传达旨意：“我看启民可汗对咱国家一片忠心，所以亲自来他营帐。明年我要去涿郡，你回去告诉高丽王，最好早点来朝拜，别自己吓自己，我对他的待遇，会跟启民可汗一样。要是不来，我就带着启民可汗去他那儿溜达溜达。”高丽王高元一听就害怕了，对隋朝的礼节也不咋重视。隋炀帝就打算收拾他，让天下有钱人买战马，一匹马都炒到十万钱了。还检查武器装备，要求必须精良崭新，要是有质量不好的，负责检查的使者马上就会被砍头。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记载，如同展开了一幅隋朝由盛转衰的“病危通知书”。字里行间的每一件事，都在为十几年后隋朝的崩塌埋下伏笔，处处透着隋炀帝统治的致命缺陷。
虚假繁荣下的社会裂痕
隋炀帝为向蕃邦酋长炫耀国力，在洛阳端门街上演“百戏盛宴”：戏场周长五千步，乐工近两万人，灯火通宵达旦，持续一月，耗费“巨万”；为让胡人“见证”中国富饶，他强令商铺统一装饰，卖菜者也垫上龙须席，甚至让胡客免费吃喝，谎称“中国惯例不收钱”。这种刻意营造的“盛世假象”，被胡人一句“穷人衣不蔽体，为何用丝绸缠树”戳破——统治层的虚荣与底层的疾苦形成刺眼对比，所谓“丰饶”不过是对百姓财富的暴力掠夺，社会矛盾已在粉饰太平下暗流涌动。
“逆淘汰”的官场生态
隋炀帝对谄媚者的偏爱近乎病态：裴矩“猜中圣意”便被赞“奉国尽心”，宇文述靠“容止便辟”成为侍卫典范，郭衍劝他“五日一上朝”（别学隋文帝辛苦）竟被视为“同心”。反观直言进谏的张衡，仅因劝他“减劳役”，就被罗织罪名贬斥，甚至因“不够憔悴”被猜忌“不知悔改”。这种“忠者遭贬、佞者得宠”的逻辑，本质是统治层拒绝纠错的自我封闭——当说真话的人被驱逐，剩下的只有迎合与谎言，朝政自然一步步滑向深渊。
权力失控下的荒淫与暴虐
隋炀帝的私生活与治国逻辑高度一致：他带着僧尼、道士、女官组成“四道场”，与亲信、前朝妃嫔公然宴饮，“酒酣殽乱，靡所不至”；宇文皛出入宫掖与妃嫔、公主有染，他竟“不之罪”。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无视，暴露的是绝对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当统治者将个人欲望凌驾于制度与道德之上，“君君臣臣”的秩序便已崩塌，人心离散只是时间问题。
穷兵黩武与劳役无度的恶性循环
这一年，隋炀帝两面用兵：派陈棱、张镇周泛海击流求（今台湾及周边），俘获万人；又因高丽“不臣”，威胁“将讨之”，强令富人买马（一匹十万钱），武器不合格便斩使者。同时，开凿江南河（京口至余杭，八百里）供龙舟通行，征调民力无算。战争与工程的双重压榨，早已超出百姓承受极限——流求之战看似“拓土”，江南河看似“利民”，实则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掠夺，民怨积累如干柴遇火。
结语：六年即一生的缩影
大业六年的种种事件，实则是隋朝命运的浓缩：隋炀帝用虚荣掩盖虚弱，用暴力压制矛盾，用谄媚替代忠言，最终在“盛世”的幻象中耗尽了民心与国力。从弥勒佛信徒起义（底层反抗的信号）到胡人戳破假象（统治合法性的动摇），从张衡被贬（拒谏的代价）到征伐高丽的准备（亡国的导火索），这个年份里的每一笔，都在书写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真理——一个不恤民生、拒绝自省的王朝，即便有大运河这样的遗产，也难逃速亡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