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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丙寅年）
春季，正月辛酉日，东京洛阳建成，将作大匠宇文恺因功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
丁卯日，隋炀帝派遣十位使者合并、裁减一些州县。
二月，丙戌日，隋炀帝诏令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制定车马服饰、礼仪卫队的制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建造这些东西，并送到江都。何稠这人聪明又有巧思，还博览各种图书典籍，他参考了古今的样式，做了不少增减调整。像帝王的礼服衮冕上画着日、月、星辰，皮帽子用漆纱来制作。还打造了三万六千人为皇帝出行开道的黄麾仪仗，以及各种车辆、皇后出行的仪仗队，还有百官的礼仪服饰，都做得特别华丽盛大，很合隋炀帝的心意。朝廷要求各州县进献羽毛，老百姓为了捕捉能提供羽毛的禽兽，水路和陆地都布满了罗网。只要是禽兽身上羽毛能用来做装饰品的，几乎都被捕杀殆尽。乌程有棵大树，超过百尺高，旁边没有旁枝，树上有鹤巢，老百姓想取鹤的羽毛，但上不去树，就去砍树根。鹤怕伤到幼鸟，就自己拔下羽毛扔到地上。当时有人觉得这是祥瑞之兆，说：“天子制作羽毛仪仗，连鸟兽都自动献上羽毛。”整个工程征用了十多万工匠，花费的金银钱财、布帛数量巨大，要用亿来计算。每次隋炀帝出游，仪仗队把街道都填满了，队伍绵延二十多里。
三月庚戌日，隋炀帝从江都出发。
夏季四月庚戌日，隋炀帝从伊阙排列车驾，准备了千辆马车、万匹战马，浩浩荡荡进入东京洛阳。
辛亥日，隋炀帝到端门，宣布大赦天下，免除全国今年的租赋。还规定五品以上的文官可以乘车，在朝堂上要戴礼帽、穿礼服，佩戴玉佩；武官的马要加上装饰，戴头巾，穿军装。当时的礼仪和文物之繁盛，近代以来都比不上。
六月，壬子日，任命杨素为司徒，晋封豫章王杨暕为齐王。
秋季，七月庚申日，隋炀帝规定百官不能只靠任职考核就提升品级，必须是品德高尚、才能功绩特别显着的人才能得到提拔。隋炀帝很看重名位，群臣中应该升职的，大多只是让他们兼任或代理官职而已；即使有职位空缺，也留着不补上。当时牛弘担任吏部尚书，却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职权，隋炀帝另外下令让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一起参与掌管选官事务，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作“选曹七贵”。虽然七个人都参与选官，但任免官员的决定权，实际上由虞世基一人独揽。他还接受贿赂，送得多的人就能越级提拔，没送的就只能做个登记，得不到升迁。裴蕴是裴邃的堂曾孙。
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待了几个月，准备回去的时候，想请求多留一段时间，隋炀帝不答应。杨昭多次跪拜请求，他身体一向肥胖，因为这样劳累过度而生了病。甲戌日，杨昭去世。隋炀帝象征性地哭了几声就停下了，不久就又让人演奏音乐、表演歌舞，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楚景武公杨素虽然为隋朝立过大功，但特别被隋炀帝猜忌。表面上隋炀帝对他给予特殊礼遇，可内心对他很冷淡。太史说隋朝的分野会有大丧事，隋炀帝就把杨素改封为楚公，意思是楚和隋的分野相同，想用这种方式来镇住灾祸。杨素生病卧床，隋炀帝每次都派名医去诊治，赏赐上等的药物，但又偷偷向医生打听病情，一直担心杨素不死。杨素自己也知道名位已经到了顶点，不肯吃药，也不调养身体，对弟弟杨约说：“我难道还想再活下去吗！”乙亥日，杨素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公，还兼任弘农等十个郡的太守，葬礼办得非常隆重。
八月辛卯日，封皇孙杨倓为燕王，杨侗为越王，杨侑为代王，他们都是杨昭的儿子。
九月，乙丑日，立秦孝王杨俊的儿子杨浩为秦王。
冬季，十月，隋炀帝认为隋文帝末年，法令严峻苛刻，就下诏修改律令。
在巩县东南的塬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周长二十多里，挖了三千个地窖，每个地窖能容纳八千石粮食左右，还设置了监官和一千名镇守的士兵。
十二月，在洛阳北边七里的地方设置回洛仓，仓城周长十里，挖了三百个地窖。
当初，北齐温公在位的时候，有鱼龙、山车等杂耍表演，叫做散乐。周宣帝时，郑译上奏请求把这些表演征召过来。隋文帝接受禅让后，命牛弘制定雅乐，只要不是正统的清商乐以及九部乐、四舞之类的，都被遣散了。
隋炀帝因为启民可汗要来朝见，想向他炫耀隋朝的富足和欢乐。太常少卿裴蕴迎合隋炀帝的心意，上奏请求把天下北周、北齐、南梁、南陈等各朝乐家的子弟都编为乐户；六品以下到普通百姓中，有擅长音乐的，都要到太常寺当值。隋炀帝同意了。于是各地的散乐艺人都聚集到东京，在芳华苑积翠池旁边进行表演。先是有舍利兽出来跳跃，激起的水洒满街道，接着鼋鼍、龟鳖、水人、虫鱼等造型纷纷出现，铺满了地面。又有鲸鱼模型喷雾，遮蔽了太阳，转眼间变成了一条长七八丈的黄龙。还有两个人头顶长竿，竿上有舞者，快速地腾跃而过，还能左右换位。又有神鳌驮着山，魔术师喷火，千变万化。艺人们都穿着锦绣绸缎，跳舞的人身上的环佩叮当作响，衣服上点缀着花饰。朝廷责令京兆和河南两地制作这些衣服，以至于两京的锦缎彩绸都用光了。隋炀帝写了很多艳丽的诗篇，让乐正白明达创作新的乐曲来演奏，曲调极其哀怨。隋炀帝非常高兴，对白明达说：“北齐偏居一隅，乐工曹妙达都能封王；我现在统一天下，正打算重用你，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大业二年的记载，像一幅浓缩的时代切片，清晰勾勒出隋炀帝统治初期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从中能窥见隋朝由盛转衰的诸多伏笔，也折射出专制皇权下的复杂面相。
“奢华竞赛”背后的民力透支
东京（洛阳）建成后，隋炀帝对舆服、仪卫的极致追求，堪称一场“国家级炫富”。何稠营造的衮冕、黄麾仗、辂辇车舆，无不以“华盛”为目标，甚至到了“课州县送羽毛，网罗被水陆，禽兽殆无遗类”的地步。那则“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被附会为“祥瑞”的记载，看似荒诞，实则是统治阶层对民生疾苦的刻意美化——百姓为取一根羽毛伐倒百尺高树，禽类为自保拔光羽毛，这哪里是“祥瑞”，分明是苛政下的生灵悲鸣。
十余万工匠被役使，金银钱帛“巨亿计”的消耗，早已超出“礼仪需求”的范畴，本质是隋炀帝用国家资源满足个人虚荣心。当“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馀里”的队伍走过东京街头时，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徭役负担与财富掠夺。这种“奢华竞赛”看似彰显了帝国的“文物之盛”，实则在透支民力与民心，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官僚体系的腐败与权力失衡
“选曹七贵”的出现，标志着隋朝选官制度的崩坏。吏部尚书牛弘被架空，苏威、宇文述、虞世基等七人“参掌选事”，而最终“与夺之笔，虞世基独专之”，甚至到了“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的地步。这意味着，官员的升降不再取决于“德行、功能”，而是取决于贿赂多少——隋炀帝虽下诏“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着者进擢之”，却放任亲信垄断人事权，其“惜名位”的本质，不过是将官员任免权牢牢抓在小圈子手中，以维护集权。
这种腐败不仅破坏了官僚体系的公正性，更让有能力者被排挤，阿谀奉承者得势，整个行政系统逐渐失去效率与公信力。当“选官”变成“卖官”，朝廷与民间的信任纽带便已断裂。
皇权阴影下的亲情与功臣悲剧
元德太子杨昭的死与杨素的结局，暴露了专制皇权下最冰冷的一面。杨昭作为太子，“拜请无数”求留东京，却因“体素肥，因致劳疾”去世，而隋炀帝“哭之，数声而止，寻奏声伎，无异平日”。这种近乎冷漠的反应，无关父子亲情，更多是皇权对“继承人”工具化的体现——太子的价值在于维系继承稳定，而非情感寄托。
杨素的遭遇则更典型：他为隋朝立下大功，却因“特为帝所猜忌”，被明升暗防。太史说“隋分野有大丧”，隋炀帝便改封杨素为“楚公”（楚与隋同分野），企图用他“厌胜”灾祸；杨素病重，皇帝表面派名医送药，暗地里却“密问医者，恒恐不死”。最终杨素“不肯饵药”，叹“我岂须更活邪”，这哪里是病死，分明是被皇权逼死。功臣“功高震主”的悲剧，本质是专制皇权“唯我独尊”的必然——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哪怕是功臣，都难逃猜忌与清算。
“炫富式外交”与资源错配
为向启民可汗炫耀“富乐”，隋炀帝命裴蕴征集天下散乐，“大集东京”，在芳华苑上演鱼龙、黄龙、戴竿、吐火等奇戏。伎人衣锦绣、缀花毦，甚至耗尽两京锦彩，这种“表演式繁荣”，与百姓的温饱形成刺眼对比。
更值得玩味的是隋炀帝对乐工白明达的话：“齐氏偏隅，乐工曹妙达犹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贵汝”。他将“贵乐工”与“天下大同”挂钩，实则是用虚荣替代了务实——一个强大的帝国，应靠民生安定、制度稳固赢得尊重，而非靠一场场耗资巨万的“表演”。这种“炫富式外交”消耗的不仅是锦彩与钱财，更是国家应对危机的储备力量。
结语：盛世幻象下的危机伏笔
大业二年的种种事件，看似是“大业盛世”的点缀——东京建成、仓廪丰实（洛口仓、回洛仓储备惊人）、四夷来朝，实则每一项“成就”都建立在对民力的过度榨取、对制度的破坏、对人性的漠视之上。隋炀帝用奢华掩盖矛盾，用集权压制不满，用表演粉饰太平，却没意识到：民心不是羽毛，可随意掠夺；吏治不是戏剧，能任意编排；帝国的根基，从来不在“亘二十馀里”的羽仪中，而在每一个能安稳度日的百姓身上。
大业二年的繁华，不过是隋朝崩溃前的最后一抹晚霞——绚烂，却转瞬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