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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古州苗疆之乱，是一场横跨雍正与乾隆两朝的动乱。
雍正帝继位后，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其中“改土归流”这一举措，在苗疆地区激起了千层浪。
所谓“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专制，转而采用朝廷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的模式，
旨在将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纳入中央集权的框架之中。
在雍正朝之前，土司制度已存续良久。该制度下，朝廷任命少数民族贵族担任世袭地方官，借由这些官吏对各族百姓实施管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比如割地称雄，与朝廷对着干。
基于此，雍正决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流官替代土司，强化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土司制度由此逐渐走向衰落。
雍正四年（1726 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言之下，雍正帝毅然决定在云贵川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相对来说，在云南、广西等地，改土归流的推行的很顺利。
但在贵州黔东地区，这片素有“苗疆”之称的土地上，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苗疆地势险要，加之当地民风彪悍，巫术盛行，这就应了那句话，险山恶水出刁民！
土司势力盘根错节，已然根深蒂固。
尽管时任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鄂尔泰的全力支持下，率领军队攻入古州进行弹压，却无奈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苗疆土司屡败屡起，局势始终动荡不安。
即便最后改土归流最终在苗疆勉强落地，却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一方面，清廷的这一举措引发了黔东南土族的强烈仇视与愤恨；另一方面，派往苗疆的流官，或能力欠缺，或道德沦丧，贪污之风盛行，且不懂恩威并施之法。
例如，在当地修城、建堡、筑碉、开驿站等工程中，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出义务工，
同时还课以繁重的赋税与摊派，致使苗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初，黎平（位于贵州东南）人包利，
以“苗王出世”为口号，振臂一呼，举起反清大旗，苗疆之乱就此爆发。
“……”
包利，古州（今贵州榕江）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二月，包利与同伙红银，率领古州二万余苗民，
在八妹、高表等寨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清水江苗族纷纷响应。
短短数月之内，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占据丹江、清江、凯里、黄平、清平、余庆、青溪、镇远、施秉等地，
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到千里之外，起义民众多达数千万。
起义军发展迅猛，攻城掠寨，大败官军，一举攻下军事要地台拱厅城，控制了黔东南大部分地区。
起义震动朝廷，雍正帝心急如焚。然而，就在这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雍正帝却突然驾崩了。
年仅 24 岁的乾隆登基即位，毫无疑问，苗疆造反这烂摊子，必须由乾隆帝来收拾。
时任云贵总督见状，眼见包利起义军势力强劲，实难对付，急忙上奏朝廷，请求调兵镇压。
乾隆接到飞报，立刻召集臣子们紧急朝议。乾清宫内气氛凝重，臣子们跪在两旁。
乾隆心中懊恼，刚一即位便遭遇如此动乱，不由将奏折重重拍在案上。
张廷玉膝行半步，袍角轻轻扫过青砖地面，声音低沉道：
“皇上息怒！包利聚众二十万犯境，追根溯源，皆因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操之过急所致！
强行废除土司、设立流官，致使苗民走投无路，这难道不是养痈为患吗？”
言罢，张廷玉从袖中甩出一叠文书，乃是滇黔官员联名奏请彻查鄂尔泰。
鄂尔泰一看张廷玉把矛头对准了自己，因激动胡须微微颤动，大声反驳道：“张大人，改土归流乃先帝遗志新政，
其目的在于消弭边患、教化苗民！若不是某些人暗中阻挠新政，蓄意挑拨汉苗矛盾，包利又怎敢举旗造反？”
他手指文书，厉声道：“这些奏报，分明是地方守旧势力妄图复立土司的借口！使皇上恢复土司旧制。”
乾隆猛然起身，龙袍一挥，扫落案上茶盏，怒喝道：“够了！”
随后踱步至鄂尔泰面前，质问道：“鄂尔泰，朕且问你，苗疆流官贪墨成风，苛捐杂税繁重，任意打骂苗民，致使百姓卖儿鬻女，此等情形，可是实情？”
鄂尔泰以头触地，惶恐道：“臣用人失察，罪该万死！但新政刚刚推行，难免会有宵小之徒钻营取巧。臣愿亲赴苗疆，戴罪立功！”
张廷玉急忙叩首，急切道：“皇上！鄂尔泰分明是在狡辩！他推行新政五年，非但未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