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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移往豫东，日军改向鲁、豫之交与皖北进攻。
1938年6月5日，开封失守，国民政府当局为迟滞日军攻势，下令挖掘郑州以东的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但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的企图则遭到滞延。
为保卫武汉，军事委员会又于6月设立第九战区，以湖口——南昌以西、长江以南为作战地境，任陈诚为司令长官。
第九战区下辖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和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罗卓英）。
第五战区下辖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部队有120余师，投入作战的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100万人。
因武汉三镇无险可守，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作战方针：在华东、华北发展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防备日军向九江集中；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利用湖泊、山地、丘陵，施行战略持久作战，给予日军以最大消耗，粉碎日军继续进攻之能力；第五、第九战区在武汉外围凭长江要塞、湖沼险要和大别山、幕阜山节节抵抗，以持久消耗日军为目的。
1938年6月上旬，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从各地集结主力准备总攻。
安庆、马当、湖口、九江均为江防要地，占领后日军便能将它们作为沿江进窥武汉的军事及补给基地。
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团坂井支队以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的兵力自合肥南下。
因位于合肥西北部的徐源泉第26集团军未能阻止坂井支队前进，对担负安庆及巢湖方面的第27集团军杨森部守军造成战略压迫。
与此同时，日军还专门调来原驻防台湾的波田支队（下辖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充当溯江作战的先锋。
陈哲部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 6 月初抵达了信阳。
回想起这路的心酸，陈哲这部分官兵人数众多，其中还夹杂着近 2000 名伤员，他们一路艰辛，早已人疲马乏。
由于医疗条件极其有限，许多伤员在半途中就不幸离世，有的死在了担架上，有的则死在了车上。
这一路走来，部队不断地在路边为这些逝去的生命立下新坟，每一座新坟都代表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让人不禁感叹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死去的伤员甚至连名字都无从知晓。
他们原本都是被遗弃在徐州火车站的伤兵，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走到信阳，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值得庆幸的是，陈哲他们带着伤员和旅部汇合后，旅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立即开始对这些伤员进行重新包扎伤口和换药等救治工作。
由于一路上缺乏有效的医疗护理，有些伤员被抬到阜阳时，伤口已经严重化脓，但好在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努力，在到达阜阳时，仅有 7 名伤员不幸离世。
然而，当部队抵达阜阳时，情况却变得愈发严峻。
令人痛心的是，又有 26 名伤员不幸离世。
幸运的是，阜阳当地的医生们伸出援手，积极救治了一批伤员。
陈哲则通过交换枪械，成功获取了一些急需的纱布和药品。
这些药品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于受伤的战士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止血粉和白药，磺胺粉的数量则非常稀少，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事实上，陈哲所部的大量药品早在 5 月就已运往大别山，这次出征并未携带过多。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许多伤势严重、难以支撑的伤员最终还是不幸离世，短短时间内，就有数十名战士失去了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伤员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疤，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而部队在阜阳留下 300 名伤员后，行军速度才得以明显加快。
这 300 名伤员中，不少人都是两人一组，一路从徐州艰难地抬到了阜阳。
尽管在途中缴获了 10 辆马车和 4 辆卡车，但这些车辆的承载能力有限，只能装载一些能够自行坐稳的伤员。
大部分伤员仍然需要依靠人力来抬运，这无疑给部队的行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269 旅自从离开徐州之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使用无线电，而是因为 269 旅已经成为了日军的头号打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