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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常务副县长郭刚陷入僵局。
他位高权重又滴水不漏的表演让陈青禾压力倍增。
暗中销毁证据的动作让调查组束手无策。
直到一位良心未泯的司机送来致命账本。
翻开账本刹那，陈青禾脸色骤变——
“这牵扯的，比想象中更可怕。”
初秋的夜风带着凉意，卷起云川县纪委办公楼下几片早凋的梧桐叶，打着旋儿撞在陈青禾办公室紧闭的窗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陈青禾没开大灯，只有台灯在案头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将他紧锁的眉头映得格外深刻。那份关于常务副县长郭刚的初核报告摊在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此刻如同扭动的黑蚁，爬得他心烦意乱。
郭刚。这个名字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调查组的头顶，也压在陈青禾的心上。
纺纱厂改制案的调查，在突破钱大勇和孙卫东之后，矛头无可避免地指向了这座县城真正的权力人物——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郭刚。他是改制领导小组的实际掌舵人，钱大勇的“围猎”核心，孙卫东的顶头上司。所有的线索，最终都隐隐汇聚在他身上。然而，几天交锋下来，这块骨头硬得超乎想象，且裹着一层滑不留手的油。
陈青禾疲惫地揉了揉干涩发烫的眼角，指腹下的皮肤绷得发紧。他伸手摸向桌角的保温杯，拧开盖子，一股淡淡的枸杞和劣质茶叶混合的味道飘散出来。水温早已凉透，喝下去只带来一股滑腻的凉意，顺着喉咙一路冷到胃里，非但没有提神，反而让疲惫感更加沉重。他放下杯子，金属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在这过分安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窗外的风似乎大了些，带着一种沉闷的呜咽。陈青禾下意识地看向窗外那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仿佛能穿透这夜色，看到几公里外县委家属院里那栋独门小楼——郭刚的家。此时，那里大概也是灯火通明吧？那位常务副县长，又在“表演”什么呢？
时间倒退回三天前，县纪委谈话室。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紧张混合的特殊气味。郭刚端坐在谈话椅上，姿态放松，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面对组织的坦诚。他穿着熨帖的藏青色夹克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既无钱大勇的市侩油滑，也无孙卫东被戳穿后的狼狈仓皇。
“青禾同志，还有调查组的同志们，”郭刚的声音平稳而富有磁性，带着惯有的领导腔调，“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压力也很大，我都理解。关于纺纱厂改制的事情，县里上下都很关注，作为当时改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责无旁贷，欢迎组织任何形式的调查和监督。”
他微微前倾身体，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显得诚恳而坦荡：“改制方案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县委常委会集体研究、严格按照上级政策精神制定的。资产评估这块，孙卫东同志是具体经办人，但我记得，当时聘请的是市里推荐的、具有甲级资质的‘宏远评估所’，程序上绝对没有问题。至于钱大勇的公司中标，那是公开竞标的结果，符合市场规律嘛。”
陈青禾坐在他对面，身旁是搭档老严，负责记录的同事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陈青禾的目光锐利，试图从郭刚那张滴水不漏的脸上找出哪怕一丝细微的破绽。
“郭县长，”陈青禾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力，“我们注意到，宏远评估所出具最终报告前，曾有一份初评稿，评估价值比最终稿高出近百分之四十。这个巨大的差距，您作为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是否知情？是否提出过异议？”
郭刚眉头微蹙，露出恰到好处的思索，随即是理解和包容的神情：“哦，你说这个啊。当时评估所内部确实有过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嘛。后来经过更加审慎的市场调研和对企业实际状况的深入核查，特别是考虑到纺纱厂设备陈旧、债务沉重、人员负担重等现实困难，评估价值做了更符合实际的调整。这个调整过程，评估所向我口头汇报过理由，我认为是基于专业判断的修正，是负责任的。”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语重心长：“青禾同志，企业改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我们既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要考虑盘活资产、安置职工、促进发展的大局。有时候，不能简单地用账面数字来衡量利弊。当时如果不‘壮士断腕’，下决心引入社会资本盘活，纺纱厂可能早就破产清算了，那才是真正的损失，是对上千名职工的不负责任啊！”
一番话，情理交融，站位高远，把自己完全塑造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着眼大局的改革者形象。他将一切具体操作细节都推给了“专业机构”和“具体经办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那么，”老严接过话头，语气平缓却暗藏锋芒，“关于钱大勇在竞标成功后，与您个人及其亲属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比如您内弟注册的那家‘宏信商贸’，在改制前后与钱大勇公司发生的大额‘咨询’业务款项，您如何解释？”
郭刚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加坦荡：“老严同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郭刚在云川工作这么多年，自问行得正坐得直，经得起考验。我内弟是做点小生意，但他和钱大勇公司之间正常的商业往来，我这个做姐夫的，既不知情，也从不干涉。至于你们查到的那些款项，只要是合法合规的生意往来，我无权过问，也相信组织会查个水落石出，还我清白。”
他身体微微后靠，靠在椅背上，眼神扫过陈青禾和老严，带着一种隐隐的、居高临下的审视，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我知道，现在外面有些风言风语，压力很大。但我相信组织，相信纪委的同志是公正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我全力配合调查，也希望调查组的同志们，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实事求是，给县委县政府、给纺纱厂职工、也给社会舆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滴水不漏！陈青禾的心一点点往下沉。郭刚就像一条滑不留手的泥鳅，所有的质疑都被他以“程序合规”、“专业判断”、“大局为重”、“不知情”、“不干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轻飘飘地化解。他甚至在话里话外，暗示调查组受到了“压力”和“干扰”，无形中将自己摆在了受害者和被冤枉的位置上。
更让陈青禾感到棘手的是郭刚那份沉稳的气度。面对纪委的谈话，他没有丝毫普通官员常见的紧张或惶恐，反而像在主持一场寻常的工作会议，那份从容，源于他多年深耕云川官场积累的深厚根基和强大的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盘踞在权力网络的中心，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绝非钱大勇、孙卫东之流可比。
郭刚的“表演”远不止于谈话室。
谈话结束后，他立刻雷厉风行地召开了一个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妥善处理纺纱厂改制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在会上，他大谈特谈改制的不易、职工的困难、政府后续工作的不足，表情沉痛，言辞恳切，要求相关部门“举一反三”，“带着感情”解决职工合理诉求。他还特意指示县电视台做了报道，新闻画面里，他深入纺厂家属区看望困难职工，握着老工人的手嘘寒问暖，俨然一副心系百姓、勇于担当的父母官形象。
这一手“危机公关”玩得炉火纯青，不仅成功转移了部分舆论焦点，把自己塑造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更在无形中给调查组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样一位“心系职工”、“敢于担当”的领导，真的会是腐败分子吗？
而水面之下，暗流涌动得更加汹涌。
就在陈青禾苦思对策之际，坏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是钱大勇那边。这个在留置初期还抖出不少猛料的商人，在得知郭刚依旧稳坐钓鱼台后，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次提审时，他对之前关于郭刚的供述开始含糊其辞，眼神闪烁，甚至暗示“可能记错了”、“当时压力大说岔了”。显然，他或者他背后的人，对郭刚的能量重新评估后，选择了退缩和观望。
紧接着，外围调查的同事沮丧地汇报：他们刚刚锁定并准备接触的几个原纺纱厂中层干部和财务人员，要么“突发急病”住院，要么“外出探亲”联系不上，要么就对调查人员三缄其口，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一条条刚刚浮现的线索，如同暴露在烈日下的水渍，迅速地干涸、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