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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这天午后，一个手持枣木棍的壮汉冲破两道宫门，像头疯牛般撞进太子朱常洛的居所，打折了两名内侍的胳膊，直到前殿檐下才被七八个太监死死按在地上。
被捕的壮汉名叫张差，蓟州（今天津蓟州区）人，看上去三十出头，满脸横肉，被按在地上时还在嘶吼：“我要打东宫（指太子）！我要吃斋讨封！”这话听得审讯官心中疑惑——哪有闯宫行刺还喊着“讨封”的？
最初审案的是巡城御史刘廷元，此人是浙党成员，素来与东宫不睦。他给万历皇帝的奏报里写：“犯人身形壮悍，语无伦次，似有疯癫”，只当是个迷路的疯子。可慈庆宫是太子居所，侍卫森严，张差从东华门闯到慈庆宫，要过四道门禁，怎么看都不像“迷路”。
消息传到内阁，大学士方从哲拍案而起，这位“独相”已在万历的怠政的情况下苦撑了五年，此刻捧着奏疏的手都在抖：“疯汉？东华门的侍卫是摆设吗？”他连夜递上密折，恳请皇帝亲自过问——万历皇帝已经连续第三年不上朝了，可太子遇刺毕竟不是小事。
这件事朝野很快开始传播，人们私下的议论中，涉及到了一个人—郑贵妃。郑贵妃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儿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迟迟不肯就藩，朝野都知道万历想废长立幼。太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二十年来活得如履薄冰，连冠礼都拖到十九岁才办。如今有人持棍闯宫，谁的嫌疑最大？
张差在刑部大牢里待了三天，突然换了说辞。五月初七，刑部主事王之寀（cǎi）趁狱卒送饭时，单独提审了他。王之寀是东林党人，素来同情太子，他屏退左右，指着张差的腿伤问：“你这伤是闯宫时摔的？”
张差眼神闪烁，嘟囔道：“是……是被太监打的。”
“哪个太监？”王之寀猛地拍案，“你老实说，是谁让你来的？不然定成死罪！”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要害，张差突然哭了：“小人不敢说……说了怕被灭族！”
王之寀见他松了口，忙说：“有我在，你只管讲。”
张差这才断断续续道出：“去年我被人哄到北京，住进一个大宅院里，一个太监说‘你去东宫闯一闯，闯进去就有饭吃，出了事我们保你’。还给了我一根枣木棍，说‘见人就打，尤其是穿黄袍的’。”他说那宅院在朝阳门外，看管他的两个太监，一个叫“庞老公”，一个叫“刘老公”。
这“庞老公”“刘老公”，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指谁——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消息一出，满朝哗然。御史何士晋直接上奏：“张差一介草民，怎知东宫所在？怎敢持棍闯宫？必是有人指使！请陛下彻查庞保、刘成！”
可万历皇帝的反应却很奇怪。他收到奏折后既不发怒也不批示，反而召来太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在慈宁宫当着群臣的面演了场“家庭和睦戏”。万历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众人说：“这是我的长子，我向来疼爱，何至于有废立之心？”又转头对朱常洛说：“你有什么话，跟大臣们讲清楚。”
朱常洛这些年懦弱惯了，嗫嚅道：“张差就是个疯子，杀了便是，不必牵连他人。”
这场戏演得尴尬，大臣们却看得心惊——太子明显是被逼着息事。可越是息事，疑点越多：张差供词里的朝阳门宅院是谁的？庞保、刘成为何不露面对质？更有人翻出旧账，说郑贵妃的内侍曾在蓟州买过田产，恰好在张差老家附近。
迫于舆论压力，万历下令“三堂会审”——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审案。会审当天，张差却突然改口，说自己是“冤枉的”，之前的供词是“被官差打出来的”。主审官之一的刑部尚书张问达拍着惊堂木呵斥：“你在王之寀面前所言凿凿，为何翻供？”
张差嘴硬道：“我就是想进东宫讨个差事，没人指使！”
这时，旁边的锦衣卫都指挥使突然站出来说：“张差疯癫已久，其同乡可作证。”随即传上几个蓟州来的村民，都说张差“早年就有疯病，时常打骂父母”。
这出反转很是蹊跷。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操纵，可没有实证。何士晋再次上奏，请求提审庞保、刘成，万历却批复：“庞、刘二人系宫中内侍，不便出庭，着令司礼监审问。”司礼监掌印太监是郑贵妃的心腹，这审问结果可想而知——庞、刘二人一口咬定“不认识张差”。
案子拖到五月底，万历终于下了道谕旨，说：“张差疯癫成性，着即凌迟处死。庞保、刘成虽无实据，但系宫闱之人，恐有流言，着令自尽。”
这判决简直是掩耳盗铃。张差被处死那天，刑场周围挤满了百姓，有人往他身上扔石头，骂他“疯狗”，也有人叹息：“这汉子怕是替死鬼啊。”更奇怪的是，张差临刑前突然喊了句：“我死了没关系，自有替我报仇的！”这话让监刑官脸色大变，忙下令“速刑”。
而庞保、刘成的“自尽”也疑点重重。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二人死前“遍体鳞伤”，像是受过酷刑，司礼监却报称“畏罪自缢”。
梃击案看似了结，实则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东林党人认定是郑贵妃主使，借机攻击浙党、齐党“包庇奸邪”；而浙党则指责东林党“借题发挥，动摇国本”。两派争吵不休，连地方官都卷入其中——江南的东林书院天天集会骂郑贵妃，而浙党控制的《万历邸报》则连篇累牍说张差是“真疯癫”。
民间的猜测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张差是太子自导自演，想借此博取同情；有的说万历皇帝暗中默许，想借机敲打郑贵妃；甚至有笔记记载（如《先拨志始》），说张差其实是福王朱常洵的门客所派，想“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最耐人寻味的是太子朱常洛的态度。案结后，他给万历上了道奏折，说“此事已了，望陛下勿再追究，以安圣心”，字里行间全是退让。
这场谜案的最大赢家，其实是一直隐身的万历皇帝。他借“疯汉闯宫”敲打了郑贵妃，又借太子的“宽宏大量”彰显了“父子和睦”，更借机把东林党和浙党的矛盾摆上台面，让他们互相牵制。至于真相？或许他根本不在乎。
梃击案后，万历皇帝终于下旨让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困扰朝廷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看似落幕。可那根枣木棍搅起的疑云，却成了明末三大案的开端。
五年后，万历驾崩，朱常洛继位，是为泰昌帝。可他登基仅一个月，就因服用“红丸”暴毙，成了“红丸案”；而他死后，宠妃李选侍霸占乾清宫不肯搬走，又引发“移宫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