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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防线：他坚决制止了那种不切实际的“固守一点”的打法，而是下令部队利用一切有利地形，构筑纵深梯次配置的“拉链式防线”（也称“刺猬式”防御据点），要求部队节节抵抗，层层消耗敌人，绝不轻易与敌人进行主力决战，目的就是用空间换时间，为后方预备队的集结和部署争取机会。
调集预备队：他利用自己刚刚从总参谋长位置上下来、对全国兵力部署情况了如指掌的优势，以及斯大林赋予他的调兵遣将的权力，紧急从后方（包括正在向莫斯科开进的远东部队）抽调一切可以动用的预备队和民兵师，火速增援到莫斯科方向最危险的地段。
严明纪律，鼓舞士气：他用铁腕手段整顿前线部队的纪律，严惩那些临阵脱逃、指挥不力的军官，同时也亲临火线，鼓舞士气，要求所有官兵必须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在朱可夫的统一指挥下，苏军在莫斯科外围的各个战略方向上，组织起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虽然德军的攻势依然猛烈，苏军的伤亡也依然惨重，但德军前进的步伐，明显放缓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战前生产的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首次集中运用到关键防御节点上。这些钢铁猛兽凭借倾斜装甲和76毫米主炮，给横行欧洲的德军三号、四号坦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德军士兵惊恐地发现，他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即便在百米内轰击T-34的正面装甲，也只会溅起一串火星——炮弹像撞上铁砧般被弹飞！而T-34的炮弹却能轻易撕开德军坦克仅30-50毫米厚的装甲，以至于德国装甲兵将三号坦克戏称为“铁皮罐头”。尽管此时苏军仅能投入约200辆T-34和数十辆KV-1（1941年西方面军数据），且这些坦克仍饱受机械故障和指挥混乱困扰（许多车组甚至要靠旗语通信），但它们的存在彻底颠覆了战场规则。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装甲部队第一次产生了技术自卑感……士兵们开始用88毫米高射炮平射，用燃烧瓶和血肉之躯去对抗这些怪物。”莫斯科郊外的雪原上，T-34的柴油引擎轰鸣声与德军“铁拳”反坦克雷的爆炸声交织，提前预演了东线未来四年钢铁绞杀的惨烈基调。
除了正面的阵地防御，苏军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俄国那复杂的地形和即将到来的恶劣气候，来阻滞德军的推进。他们开始利用夜战、利用清晨和黄昏的冰霜迷雾、利用巧妙的伪装和伏击，来打击德军那些过于突出的突击分队和后勤补给线。
在莫斯科近郊的那些白桦林和村庄废墟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穿着单薄军大衣的红军士兵，蜷缩在冰冷的散兵坑里，用冻得发紫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马克沁重机枪或者波波沙冲锋枪。当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德国突击队，在弥漫的冰雾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时，苏军的机枪就会突然发出怒吼，将成排的敌人扫倒在地。
而在那些被炸毁的建筑物废墟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据说，有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女民兵狙击手，在她的阵地被德军炮火完全摧毁、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然独自坚守在废墟中，利用断壁残垣作为掩护，用她手中那支老旧的步枪，一次又一次地射杀着试图靠近的德国兵。她就这样在那个被炮火和硝烟笼罩的阵地上，坚持战斗了整整三天三夜，没有食物，没有水，只有身边牺牲战友的尸体和对侵略者刻骨的仇恨。当后续的苏军部队重新夺回这片阵地时，发现她已经牺牲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身体因为严寒和长时间的潜伏，被冻僵在了射击的位置，手中的步枪还紧紧地指着敌人的方向……
正是这些无数的、默默无闻的红军士兵和普通民兵，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莫斯科城下，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防线！
就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将领们，还在梦想着在十月底之前拿下莫斯科，向元首献上一份“大礼”，一个比苏联红军更可怕、也更无情的敌人，开始悄悄地降临到东线战场——那就是俄国那臭名昭着的“拉斯普季察”——秋季泥泞期！
从10月中下旬开始，连绵不断的秋雨，把苏联那原本就糟糕透顶的土路，彻底变成了一片片无边无际的、深可及膝的烂泥塘！德军的坦克、装甲车、卡车，一旦驶离了少数几条铺设了路面的主要公路，就立刻会深陷在这些粘稠的泥浆之中，动弹不得，履带和车轮只能徒劳地空转，溅起一片片泥水。
那些曾经在法国平原上风驰电掣、所向披靡的德国装甲师，现在却像一群掉进了泥潭里的巨兽，行动变得异常迟缓和困难。他们引以为傲的速度优势，在这些“泥将军”面前，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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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补给更是成了一场噩梦！运送油料、弹药、粮食的卡车，经常是整车队地陷在泥里，一堵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德军士兵甚至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坦克或者大马力的拖拉机，去从泥潭里往外拖拽那些深陷的补给车辆。很多时候，因为实在拖不出来，或者油料耗尽，大量的卡车和军用物资，就只能被无奈地遗弃在泥泞的道路两旁。
部队的疲劳也达到了顶点。从6月22日开战以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士兵们，已经连续进行了近四个月的高强度作战，几乎没有得到过像样的休整。他们缺衣少食，睡眠严重不足，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伤。现在，又要在这种泥泞不堪、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作战和行军，对他们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伤寒、痢疾等各种疾病，也开始在德军中蔓延开来。德军的士气，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下滑。
面对这种困境，中央集团军群的很多高级将领，比如古德里安、博克等人，都纷纷向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建议，应该暂时停止向莫斯科的进攻，利用这段时间休整部队，改善后勤，等待道路状况好转或者地面封冻之后，再做打算。
但希特勒，这位已经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台风”行动上的“元首”，根本听不进这些“泄气”的建议！他固执地认为，苏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彻底压垮他们！他严令中央集团军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莫斯科推进！
于是，在10月底的最后几天里，德军的攻势虽然还在持续，但其强度和速度，已经明显减弱。士兵们在没过脚踝的泥泞中艰难跋涉，坦克和车辆的推进速度，甚至还不如步兵走路快。一些德国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充满了沮丧和绝望：“我们现在不是在打仗，我们是在跟泥土搏斗，是在拖着自己的尸体前进……”
就在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泥泞中苦苦挣扎、攻势逐渐显露出疲态的时候，苏联最高统帅部，或者说，朱可夫手中，却悄悄地握住了一张足以改变战局的“王牌”——那就是来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精锐预备队！
早在战争爆发初期，斯大林虽然对德国进攻苏联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对日本可能从东边趁火打劫，还是存有相当大的戒心的。因此，苏联在远东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数量可观、装备也相对精良的战略预备队。
但随着苏德战争的全面爆发和西线战局的急剧恶化，特别是当佐尔格从东京发回了“日本已决定南下，不会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之后（虽然斯大林对这份情报的信任度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给了他一个重要的参考），斯大林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始大规模地从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等战略后方，抽调那些久经训练、装备齐全、而且习惯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精锐师团，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日夜兼程地向莫斯科方向输送。
据估计，从1941年10月到12月，苏联从东部地区总共调往莫斯科前线的兵力，可能高达四十多万甚至更多！这些部队，不仅兵员素质较高（很多都是服役多年的老兵），而且装备也相对完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配备了适应冬季作战的棉衣、毡靴、皮帽等御寒装备，甚至还有整建制的滑雪旅！
这些“天降神兵”的到来，对正在莫斯科城下苦苦支撑的苏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和反击潜力。
朱可夫这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他一方面指挥现有的部队，在莫斯科外围节节抵抗，拼死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则将这些陆续抵达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生力军，秘密地集结在莫斯科周边的森林和隐蔽地带，作为他手中最锋利的“反击拳头”，悄悄地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大反攻，做着最后的准备。
在红军内部，随着这些来自冰雪覆盖的东方大地的援军的到来，一种压抑已久的、渴望反击的情绪也开始悄然滋长。甚至有士兵们私下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德国佬到不了咱们莫斯科的城门口，那咱们就自己走出门去，好好‘迎接’他们一下！”
那些穿着白色雪地迷彩服、戴着厚实毛皮帽、脚踩滑雪板的西伯利亚猎人们，像一群沉默的幽灵，在莫斯科近郊的白桦林和雪松林中悄然展开。夜晚，一列列没有亮灯的军用列车，在风雪的呼啸声中，悄无声息地将一整团一整团装备精良的滑雪旅，运往前线最关键的地段。
朱可夫手中，已经悄悄地攥紧了一把足以让德国人付出惨重代价的“隐秘筹码”。他正在等待着一个最佳的时机，一个能够给予疲惫不堪、补给断绝、而且对严寒毫无准备的德国侵略者以致命一击的时刻！
时间，终于来到了1941年10月的最后一天。
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虽然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地区取得了规模空前的围歼胜利，俘虏了几十万苏军，但在向莫斯科核心防御地带推进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苏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和日益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双重打击。
到10月底，德军的攻势虽然还在持续，但已经明显显露出疲态。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某些方向上，可能已经推进到了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几十公里（比如在克林、伊斯特拉、图拉一线，德军距离莫斯科最近的据点可能在80-100公里左右，个别侦察部队或小股突击部队可能更近一些，但“30公里”的说法，更多的是描述11月下旬德军最后一次冲锋时的情况）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似乎已经遥遥在望。
然而，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德军的兵力因为之前的巨大消耗和战线的分散，已经严重不足；坦克的损耗率居高不下，完好率极低；后勤补给线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完全断裂，前线部队缺油少弹，甚至连御寒的冬装都还没有发到士兵手中。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对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充满了厌倦和恐惧。
“台风”，这场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旨在彻底摧毁苏联的“最后攻势”，在10月份的泥泞和鲜血中，虽然给苏军造成了又一次巨大的创伤，但也耗尽了自身的锐气和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