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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持节制度逐渐简化，“假节钺”的权力被“节度使”、“枢密使” 等职官取代，不再单独作为权力凭证授予。
假节多为临时任务授权，通常针对具体、短期的事务，臣下的权力被严格限定在 “完成任务” 的范围内，任务结束后权力即终止。
例如曹操曾授予张辽假节，令其驻守合肥，指挥合肥驻军、斩杀违反军令的士兵；再例如刘备攻打汉中之时，张合临危受命，曹操当即赋予其假节。
假节钺多为重大权责授权，通常是君主需要臣下总领一方、独当一面，才会授予。权力覆盖了军政全领域
例如刘备进位汉中王后，授予关羽假节钺，令其镇守荆州。关羽可自主决定荆州的军事行动，如发动襄樊之战，可斩杀荆州辖区内违反军令的将领，即使是假节官员，无需事事向刘备请示，这也是关羽敢擅自北伐的核心权力依据。
也就是说，于禁的权力远远超过其他五子良将。
面对这样一位手中的核心统帅投降了敌军，任何一个君主都会有些愤恨不已。
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襄樊地带。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尽管于禁保全了三万将士的性命，但曹操看到了于禁投降后带来的严重影响。
行军打仗最重要的是军中纪律和大军气势。
先前在兵役制度中聊过，曹军中有明确的规定，凡叛逃者，妻子连坐，投降对于叛逃而言，几乎相同，对应的处罚也是如此。
因为不能投降也不能叛逃，所以上阵之后，曹军的将士只有一条活路，奋勇杀敌。
故而曹孙刘三方中，曹军的战斗力最为强悍。
尽管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二月曹操采纳了高柔的建议，取消了逃兵连坐的机制，但对于投降者的处罚并没有改变，而且长期流传下来的治军之道也没有轻易改变，军中士卒依旧对叛逃和投降十分忌惮。
此次于禁率三万大军投降，开了主帅下令投降的先河，是主帅的军令，并非士卒自身的决定。故而若是曹操想要以军规来处置全军士卒，那是站不住脚且不得人心的举动。
要处置，也只能处置于禁一人。
有此先河，若是今后再交战，一旦形势不妙，军中便会出现威胁主将投降以求生存的可能性，从而大大减弱士卒的斗志和战斗力。
这才是曹操最为担忧的地方。
所以从于禁投降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没有第二条路。
至于于禁本人，这个选择正确与否，后世人已经无法评判，毕竟当时的情形如何也只能从史书上寥寥数字中了解。
唯一可以判断的是，于禁绝对不是想要逃避责任，当时统帅虽然是于禁，但七军到达樊城之后，指挥权已经交给了曹仁，屯兵在樊城以北地区的指令也来自于曹仁。
面对于禁等人的困境，曹仁也没有选择出兵相救。
因为曹仁心里也清楚，面对这样的水灾，他束手无策，出城就是送死。
加上司马懿就说过：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
汉水泛滥乃自然灾害，并不是于禁的过错。
就算兵败，责任也怪罪不到于禁头上。
所以于禁此举并不是规避责任，唯一的解释就是于禁想要保全那三万将士。
曹操心中尽管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况且此时的曹操已经被头痛病困扰，无心多顾前方战事，更没有办法花大量的精力来应对此事，倒是后来的曹丕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