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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那孩子，是在海洋馆晃动的光影里。
蔚蓝的水波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在他身上投下流动的斑纹，像置身于一个不真切的梦境。
他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白衬衫洗得有些发黄，领口甚至蹭了道灰，局促地站在那里，像一株在贫瘠土壤中挣扎，却意外透着倔强生命力的麦苗。
可当他被人群挤到池边，慌乱中抓住栏杆稳住身形，眯着眼在水面搜寻掉落的眼镜时，那下意识皱眉的弧度，让我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太像了，像到让我瞬间恍惚，疑心是慕云从三十年前海德堡那张泛黄的旧照片里走了出来，带着一身未曾被岁月磨损的锐气与纯粹。
“我的学生，王小明。”方稷在一旁介绍，语气平淡无波。
我几乎要当场失笑。王小明？他们连个像样的假名都懒得用心编吗？如此敷衍，是对我判断力的轻视，还是某种刻意为之的挑衅？可当我目光转回，看到他因我的注视而愈发局促，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推眼镜的动作都带着生涩的学生气时，某个被尘封的角落忽然被触动了。我想起慕云初到海德堡时，也是这般用略显笨拙的谦逊，小心翼翼地掩饰着骨子里的惊才绝艳。历史像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却又在细节处精准得残忍。
“试试这个？”我鬼使神差地递过自己的金丝眼镜。他迟疑了一下，接过戴上，长长的睫毛轻颤着垂下，像受惊的蝶翼。镜片后那双眼睛抬起时，清澈得像是浸了蜜的琥珀，倒映着海洋馆幽蓝的光。
那一刻，我心中所有的疑虑与算计忽然都淡了，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攫住了我——我决定陪他们，不，是陪他，把这场戏演下去。我想看看，这张与故友如此相似的脸庞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灵魂。
我把他带进吉隆坡核心实验室，那里有全球最顶尖的设备，也是我半生心血的结晶。
我亲手教他穿戴最高规格的防护服，演示着手套必须在袖口外翻三厘米的细节——“这是海德堡大学的传统。”我说道，目光却穿透时光，看见慕云当年在无菌操作台前，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神情专注得令人心动。眼前的年轻人手指纤细，在紧绷的橡胶里笨拙地蜷缩，阳光透过高窗落在他微低的脖颈上，勾勒出柔和的线条。那一刻，现实与回忆重重叠叠。
杨学成后来骂我疯了，引狼入室。
他不懂，我在那孩子身上埋下了两个赌注：一是赌他够聪明，有足够的能耐识别并最终接过我倾注半生构建的帝国；二是赌他……或许没那么像他父亲，赌他骨子里能理解甚至继承我的“道”，会在我铺就的这条布满荆棘却也通往巅峰的路上走下去。
深夜的实验室万籁俱寂，只有精密仪器运行的低鸣。
我故意将记载着核心数据与灰色交易的黑色账簿摊在他面前。他修长的手指拂过扉页上慕云1966年留下的笔迹时，那轻微的颤抖表现得恰到好处。真是个完美的戏子，连呼吸的节奏都仿佛经过精心丈量。可我看着他低垂着头时，颈后那片柔软的绒毛和颈窝微凹的弧度，心口竟泛起一丝莫名的柔软，甚至荒谬地希望，这场虚实交织的戏，永远不要落幕。
我带他去看慕云早年的实验记录，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清晰而坚定。我向他讲述我们当年在海德堡，如何为了抢实验进度，在深夜偷偷使用那台全校唯一的精密仪器。他听得入神，脱口而出：“要是我，就半夜去用，不用排队——”
空气瞬间凝固。三十年前的画面扑面而来：慕云蹲在冰冷的仪器室门口，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啃着干硬的黑面包，腮帮子鼓鼓的，含混不清地对我说：“鸿光，我们半夜再来，反正没人，不用排队。” 一样执拗的神情，一样带着点小聪明的提议。这试探如此拙劣，直白得像是把钝刀，却偏偏精准地捅进了我最深的心窝。可当我抬起眼，看见他因失言而惊慌的眼神，像小鹿般湿润不安，下意识咬住下唇的样子……慕云当年被我拆穿那些无伤大雅的小心思时，也是这般神态。
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揉了一下。所有斥责与试探的话都堵在了喉咙口。“来我这里，不用排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纵容。
他在奢华早茶厅的氤氲香气里，状似天真地问我关于政治倾向的问题，那双眼睛却亮得可疑，紧紧盯着我的反应。我忽然很想知道，如果慕云活到今天，经历了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他是否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审慎地、甚至带着戒备地权衡着立场与理想？于是，我把槟城那座堪称科研天堂的实验室照片推到他面前，看着他眼底无法掩饰的震撼与渴望，看着他在显而易见的理想平台与内心坚守的信念之间挣扎。这多么残忍，我亲手将慕云当年面临过的、那个关于“道路”的选择题，又一次摆到了他儿子的面前。
直到那次在车里，他看着窗外流逝的街景，声音很轻地问：“如果您是我父亲……您会希望我怎么选？”
方向盘在我手中几乎被捏得变形。车内后视镜里，他的侧脸与慕云青年时期的影像几乎重合。一阵尖锐的痛楚贯穿心脏，我险些失控闯过前方的红灯。这孩子太聪明了，他知道往哪里“捅刀”最痛，能用最柔软的语气，问出最剜心的问题。
那场预期中的收网，终究是快了一步。
网口收紧的瞬间，杨学成凭着多年刀头舔血的警觉，拉着我从一条废弃的河道遁走了。代价惨重，我们在东南亚多年的布局损失了近三成，像被硬生生撕掉一块血肉。
杨学成像是被逼到绝境的困兽，赤红着眼睛，把一切归咎于王昆鹏。“那个小兔崽子！我要他偿命！”他嘶吼着，掏枪就要安排人手进行报复。
那一刻，我没有思考太多，只是下意识地按住了他的枪管。“学成，够了。”我的声音很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动了他，我们会彻底失去回旋的余地。而且……”我顿了顿，眼前闪过那孩子戴着金丝眼镜，在实验室里笨拙又认真的模样，“……不值得。”
杨学成瞪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最终狠狠啐了一口，却没再坚持。我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江湖路远，各自殊途，或许不会再见了。
没想到，为了那该死的种子专利案，他居然又找来了。
是在苏黎世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小型论坛结束后。他等在酒店廊柱的阴影里，身形比在吉隆坡时清减了些，轮廓却更显硬朗。不再是那个需要伪装的学生“王小明”，而是真正代表着某种意志的王昆鹏。
“吴先生，我们需要谈谈。”他开门见山，语气是公事公办的冷静，但眼底深处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灼。他提到了孟山都，提到了范德维尔，提到了那场关乎无数农民生计和国际话语权的专利官司。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当初千方百计要抓我，如今却要来找我帮忙。命运真是讽刺，但是我还是帮了他，具体为什么自己都不清楚。
本来以为事情结束，横生枝节的是枪袭，几乎是一种本能——或许是因为他站在那里皱眉的样子太像慕云，我猛地扑过去，将他狠狠推开。
